目前还找不到证据表明周立波是有意地在《山乡巨变》中植入儒家思想，明确提倡“德治”、“仁政”等政治理想的。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周立波个人的政治态度来说，他即使有足够的儒家思想文化修养，也还达不到政治自觉或公然提倡的程度。所以，《山乡巨变》中的儒家思想底蕴只能算是一种不期然地遇合，或是自然而然地流露，主要是由小说所反映的地域本身的儒家文化积淀，作家自身的儒家文化知识以及作者理想化的人物塑造方法等因素造成的客观效果。首先，周立波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博览群书的他自然不会不了解儒家思想，并从而在创作中有不经意的流露。周立波幼时即入读私塾，不会没接触过《论语》这些基本的儒家经典；而且他早在中学时期就读过《资治通鉴》，而这正是一部反映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史书。其次，周立波所描写的湖南益阳地区本身就是儒教文化发达的地区，此地的少数乡村精英具有儒家文化修养或人格也属正常，周立波以他们为原型来塑造李月辉、刘雨生这样的小说人物也是可能的。再者，周立波长期深入乡村生活，又是在自己的家乡，自然在情感上日益靠拢乡村和农民，在合作化问题上产生对农民的“同情的了解”。总之，上述诸种因素均可能导致他按照自己的理想有意塑造出李月辉、刘雨生这样的颇具儒家人格的农村干部，并拿朱明这样的政治化的官员作对照，在其中暗寓褒贬。在1958年写的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中，周立波更是直接讽刺了那种政治传声筒式的人物，从中或可看出周立波对当时那种“政治”的某种本能的反感或疏离姿态。
周立波因为同情农民而对当时的“政治”有所保留，可以得到如下事实材料的佐证。《山乡巨变》中的人物菊咬筋其原型其实就是周立波的一位堂兄弟。有一次，乡政府封山，他是单干户，在封山的前一天砍倒了一株大树，后来柴被乡政府没收了，他来找周立波帮他解决这问题。[周立波：《谈创作》，《光明日报》1959年8月26日。]周立波认为他这个堂兄是“好人”，所以并没有“六亲不认”，而是帮了他的这个忙。在小说中，这个素材被改写成菊咬筋在乡政府已发布封山命令之后才公然盗伐。即便这种明显属于违法的行为，小说中的支书李月辉也放了菊咬筋一码。两相参照，不难看出周立波的同情是在他的堂兄弟这类农民身上的。所以，他在小说中对亭面糊、陈先晋等农民的私有观念能够表示理解，对菊咬筋、秋丝瓜等“中间人物”抵制合作化的行为及心理都能表示宽容，都给了他们一个较好的结局。由于周立波对农民的情感，他很可能有意以和风细雨式的合作化过程描写来代替当时盛行的那种狂风暴雨式的描写。也恰恰是这一点，让当时的许多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大为不满。他们指责说：“从小说中感觉不到那么一种轰轰烈烈蓬蓬勃勃的气象”，“只看见干部们忙于说服这个，打通那个，只看见一些落后分子对合作化的怀疑、抗拒”[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读书》1958年第13期。]。这些评论者说：“中国农村在社会主义高潮中，广大农民群众，热烈拥护社会主义、迫切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而“作为反映这一合作化高潮的小说《山乡巨变》，却看不出农村中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唐庶宜：《对〈山乡巨变〉的意见》，原载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评〈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这种幼稚的指责恰好反证了周立波超越“政治”预设而忠于农村实际、同情农民的写作立场。
周立波熟悉农民且亲自参与了领导办合作社的运动，对于运动中农民的普遍抵触情绪不会没有了解，而且他这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强力和激进推进方式，对于党的政策下农村和农民的普遍贫困现实，也不会没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关键只是在于是否表达以及如何表达这些认识。显然，公开的直接的表达是没有的，但隐蔽的含蓄的表达却不能说没有。《山乡巨变》的人物塑造或许就可视作是作家在此问题上的隐秘表态，在合作化问题上坚持求“稳”的主张的李月辉恐怕就是作家的代言人。事实上，周立波对当时党在农村推行的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某些做法是有所反映和揭示的，关于双季稻的反映就是明显的一例。在他写于1956年的短篇小说《桐花没有开》中，老农民张三爹就质疑了种植早稻的可行性，因为早稻育种太早，而往年此地这个时候还下了一场冰雹。不按节气种田后果很严重，很可能“天老爷不给饭吃”。农民的这种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在写于1955年的短篇小说《盖满爹》中，周立波就反映了双季稻的风险：楠木乡有一年的晚季稻就因为大风和缺雨水的原因“只收一把草”。写于1958年的一篇通讯报告《曾五喜》中也提供了这样的事实：湖南益阳桃花崙乡的曾五喜互助组在1953年首次试种双季稻获得成功，但第二年“天气不好，两季都差事。冬粘子扬花的时节，刮大风，落猛雨，全组的田，颗粒无收，只得一些草。”1958年的早稻也因为“一场雨落得太久了，禾苗受了些损失”。在《山乡巨变》的下部，刘雨生负责的上村早稻育苗中也出现问题，导致烂秧的严重后果。这样的文本记叙足以表明周立波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某些负面问题是有所注意的，只是并没有明确表示出态度罢了。据周立波学生未央的回忆，1961年春天，周立波大哥家里也没有粮食了，周立波看到这些情况，“轻声地叹气。有时也气愤地说几句：‘瞎指挥，讲空话，有什么好呢，害得人饿肚子！’”他还常说：“我是看破了红尘了的，名呀利呀，有什么意思，我不想当官，只想为人民写点东西，做他们的代言人。”[未央：《我们的楷模——悼念周立波同志》，《湘江文艺》1979年第11期。]从这些材料来看，周立波应该是一个了解和同情农民疾苦的作家。
总之，作家的儒家文化修养、家乡的儒家文化积淀、作家对家乡的情感和对农民的同情，都可能让周立波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主流政治立场，而本着地域文化、乡土实际与个人情感来写作《山乡巨变》，从而有意无意间让这部小说带上了儒家思想文化的某些色彩，并客观上构成了与当时的国家政治相“对照”的效果。小说着力和倾情塑造的李月辉、刘雨生这两个道德楷模式的乡村魅力型领袖人物，无疑寄寓了作家周立波自己的某些政治理想或态度。但是，周立波毕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那个时代的总体政治氛围和自身的政治身份，作为一位参加革命多年且与党的事业命运共存的党员作家，周立波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积极支持的。周立波自1955年冬举家迁到湖南益阳农村之后，先后兼任益阳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和桃花崙乡党委副书记，亲自参加了初级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的建社工作。当他的老家邓石桥乡试办高级社时，他还积极动员亲友带头转社，并拿出一笔稿费支援农业社。[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生平年表》，载《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所以小说《山乡巨变》的主题毫无疑问也是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小说的基本构思和书中的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另外，从他写于1955—1965年间的二十多篇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以及散文作品来看，其基本思想倾向也还是拥护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的。所以，《山乡巨变》中隐隐约约折射出来的某些儒家“德治”和“仁政”的思想，只能视作是周立波不自觉的流露，或者某种客观的传达效果，而不能视作是他有意识的表达和提倡。杜维明说，儒者在历史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被政治化后，依附于现实政权，利用儒家的一些价值作为控制人民、维护权力的工具，另一种形态，从孔孟到明清王夫之、顾炎武、戴震等中国历史上许多塑造儒家价值系统的重要人物，是站在天下为公一面的，是为民请命的，是代表人民群体意识的。[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这种分类方式显然有些绝对化，完全抹杀了中间状态存在的可能。就周立波而言，他可以被视作一种被政治化后的现代儒者，虽然依附于现实政权，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时是可以代表一定的“人民”意识的。当然，这种“人民”意识并非“为民请命”的意识和立场，而是一种现代“士大夫”的行径，即出于辅佐政权和安邦定国的立场，能对现行统治方式进行审视，必要时进行劝诫或提出改良的建议。在这个意义上，《山乡巨变》对合作化的态度有点近于汉代的“赋”的功能，是“劝百而讽一”，“颂”是主要的，“讽”是次要的，“仁政”思想即是“讽”的表现。
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古代的“君”、“民”关系已演变为中国当代的“党”和“群众”之关系，所以儒家“仁政”学说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是帮助知识分子们对党的社会治理模式、党群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或言说。但就周立波的创作来看，他可能有了类似的朦胧感觉，却并没有明确的主张，更没有公开地表达。但“以意逆志”，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小说表达了作家朦胧的社会政治关怀，其中就有一种儒家政治思想的底蕴。再者，作品一旦产生并公开流通，其所有权就不再属于作者，我们读者完全可以从中读解出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内容或观点来。在当时的统治模式的“对照”下，《山乡巨变》中的某些内容是很容易被视作与儒家“德治”、“仁政”思想暗合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主张《山乡巨变》具有儒家政治思想的底蕴，并且这构成了它在当时众多同类题材创作中的独立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