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总是悄悄动身，半夜三更起来，去上海北站坐火车。
外婆叮嘱我们不要对任何人讲她到安徽去了，有人问，就说住到阿姨家去了。外婆说，省得里弄干部找麻烦。
外婆乘火车到了安徽再乘汽车，乘了汽车下来，还要再乘汽车，才到二舅所在的劳改农场。每次外婆出发后，我总是担心她会迷路。外婆连上海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我多，她怎么能一下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找到她要去的劳改农场呢？我猜想，外婆第一次去安徽劳改农场，一定是迷路的。她捏着信封，东问西问，安徽话又不太懂，乘错了几次汽车，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摸到她要去的地方。不过，外婆第一次去安徽迷路，不是为了探望二舅，而是大舅。大舅被抓，被判刑，被送去劳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太小。家里将这件事捂得严严实实，直到很晚，到了“文革”，红卫兵来抄二舅的家，贴大字报，我才知道这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一位哥哥也是“坏分子”。1957年因为破坏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被判刑七年，坐了两年牢之后，因肺结核押送回老家保外就医。1957年，我才四岁。在这之前，大舅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我睡觉醒来，天色已晚，听到一个大人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在说话。说话的声音通过床的共鸣传到我的耳朵里，嗡嗡的。另一个人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房间里的灯泡已经亮了，妈妈在炉子上炒菜。我知道坐在床边的是大舅，坐在他对面的是二舅。他们都只顾自己讲话，没人理我，我就哭闹起来。听见妈妈说：“哥，孩子哭，可能要撒尿了，你把一下。”大舅将我从被子里抱出来，抱到痰盂前，我没尿。我哭，是没人理我，尤其是我妈，今天仿佛没我这个人。大舅不耐烦了，他说：“这孩子又没尿，哭个什么呢！”就把我往被子里一放。他这一放，应该说是一扔，因为我的背还没躺到床上，他双手已抽走了。虽然一点不疼，却把我吓坏了，我从没受过这样的对待，一时又惊又吓，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从此以后，我对大舅产生了恐惧心理，一直不愿和他亲近。我妈说，我是两岁那年搬到楼下来住的，因为怕我从楼上滚下来。因此被大舅扔进被窝的事，应该发生在两岁之前。另一件事，一天上午，母亲牵着我，和外婆从大舅家出发，到阿姨家去，阿姨家离大舅家很近，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到了阿姨家，我听见她们对阿姨讲，下午去浦东采马兰头。我说我也要去。她们叫我在大舅家好好待着，说晚上回来时给我带好吃的。我不答应，回大舅家一路上，我吵着坚决要跟着去采马兰头，一直吵到大舅家。我妈说，只要我好好吃午饭，吃饱了，就带我去。我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饱了，我妈就抱起我出发了。一路上颠呀颠的，很快我就在妈的肩头睡着了。等我醒来，却发现自己不是在浦东乡下田野里，而是躺在大舅家二楼的床上。听到大舅从三楼走下来的脚步声，我明知上当受骗也不敢哭。大舅走到床前，看我醒了没有。我闭上眼睛，等他走了之后，才睁开双眼。阳光从二楼楼梯口西窗，映照到与床头相对的白墙上，我醒来之后一直呆呆望着泛着白光的墙壁，直到楼下传来我妈她们的声音。我听见妈问大舅我乖不乖。大舅说这孩子今天出奇地乖，一直在睡，一点声音也没有。妈上楼看见我睁着眼睛，就抱起我。我很沉默。
此后人生中，只要午睡醒来，面对的是泛着白光的墙壁，房里静悄悄的，偶尔从窗口飘来街上人的喊叫声，我就会心情忧郁，产生淡淡的哀伤。大舅再次从我记忆里出现，是他从乡下来探亲。他一年来上海一次，多半是春节。所以我一直以为大舅是农村人。看了“文革”中的大字报，我才知道大舅原来是在上海的。我才从小时候隐隐约约的记忆里，想起大舅那时候好像是在上海。我想起小时候大舅家房子是那么大，有三层楼。想起了和大舅家大表姐、表哥，还有二舅家二表姐、三表姐在楼上楼下还有晒台上捉迷藏的往事，那时候多么开心。我明白了大舅突然从我记忆里消失了好几年的原因，也明白了大舅妈为什么把房子一层一层卖掉，先卖掉了三楼，不久又卖掉了二楼，最后把一楼前面一半也租掉了。他们一家挤在白天也要开灯的黑房里。我也明白了大舅妈为什么突然要去上班了，她先在里弄里找到了编织草袋的活，我去看她，在她身边玩，很快也学会了编织草袋，帮她一起编。舅妈总是夸奖我聪明。后来，大舅妈又到一家工厂去上班了。看了大字报，我问妈是怎么回事。妈说，二舅在家乡被动员参加了新四军，随部队开拔后，国民党来了，要清算新四军家属。外公、外婆、大舅、我妈和阿姨全家连夜逃到了上海。大舅原是乡村小学教师，逃到上海，靠在上海的学生资助，开起了粮店，将家乡的粮食运到上海来卖。几年工夫，赚了钱，买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1955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大舅继续做他的粮食买卖，不过变成了黑市生意。政府以破坏统购统销罪判刑七年，押到安徽劳改农场劳动。我想，大舅坐在床边和二舅说话的那个黄昏，大概就是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了，大舅在为生计着急。我想外婆和我妈、阿姨去浦东采马兰头的那个下午，大舅一个人默默地在三楼踱步，他大概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了。探望大舅是外婆第一次去安徽。两年后，大舅肺结核保外就医押送回老家，外婆总算松了口气。曾经做过乡村小学教师的大舅，人缘很好，本乡本土人是不会苛待大舅的。可是不久，二舅又被送到安徽劳改农场去了。安徽劳改农场似乎专门为我外婆家保留了一个位置。当我自己也有了孩子之后，我更能体会到当年外婆的心情。外婆通常是沉默的。我从没在她脸上看到过伤心痛苦的表情。
外婆哭，在我记忆中只有一次，那是外公死了。外公穿着新衣服、新鞋子，笔笔直直，一动也不动，躺在二楼北面房间地板上，脸上盖着黄纸。外婆、我妈、阿姨等所有的人都在哭，除了我。那年我还不满两岁，我只是惊奇。外婆哭的时候用手绢掩着脸，所以我始终没看到过外婆痛苦的表情是怎样的。我看到过她笑，看到过她生气训斥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她默默无言。即使她在炒面粉，为探望二舅做种种准备的时候，她也是沉默，没有表情的；即使那天，她在我和表弟面前说出蔑视毛泽东的话，她的表情也是平静的；即使她动身出发去安徽劳改农场，她仍然是平静的。假如二舅所在的劳改农场和大舅待过的是同一个农场，对外婆来说，就是熟门熟路了，她在安徽的迷路就不会有第二次。但不可能有这种好事，因此，我估计外婆在安徽迷路，至少发生过两次。有一天半夜，我被外婆说话声惊醒，正想翻起身来大喊：“外婆你回来了！”却听到外婆压低了嗓门在和妈妈说话，我想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就竖起耳朵来听。外婆告诉我妈，和二舅关在一个农场的同乡人，就在她到农场前一天被斗死了。农场开斗争大会，将他押到台上，管教干部说他态度不老实，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这人没站稳，从台上摔下来摔死了。外婆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担心你二哥的臭脾气过不了这关口，这次我再三叮嘱他，要忍着点，好歹要熬过这几年。”听了外婆和我妈午夜谈话，我觉得恐怖。一个大人怎么可以那样凶狠地对待另外一个大人？那个被踢到台下摔死的大人，怎么会这么可怜？我将来长大后，会成为随便被人押上台斗，随便被人踢下台摔死的人吗？人命这么不值钱，世界这么恐怖，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五六岁的孩子思考这样的问题似乎太早了一点。
好歹二舅没被人从台上踢下来摔死，他活着出来了。小时候，二舅在我心目中是很帅气很威风的，他骑着三轮摩托车来带我去兜风，我心里充满了骄傲。但自从我知道他可以随便被人押到批台上批斗可以随便被人踢屁股，甚至可能被人踢到台下来摔死，摔死了，他的家里人也不敢吭声，二舅在我心目中的骄傲就一丝也没有了。二舅放出来之后，没有户口，没有工作，靠一辆载重自行车，到浦东乡下，将农民从田里捞来的螺蛳贩运到上海小菜场赚钱糊口。“文革”抄家挨斗之后，贩运螺蛳属于投机倒把，不准做了。在家息了一阵，抄家批斗风潮缓和一些，他又找到一条谋生之道，将工厂里用过扔掉的废旧回丝收集起来，载到黄浦江边，用竹箩筐在江水里漂洗干净，然后摊在江边马路上晾晒，晒干后卖给废品回收站。外婆就守在江边替二舅看守这些废旧回丝。二舅晾晒回丝的马路，是我摆渡过黄浦江去上学的必经之路。我老远看见外婆伫立在寒风中的身影，总是赶紧走到马路对面，远远避开外婆。
同学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外婆会歧视我。
几年后，我初中快毕业前半年，外婆没力气到江边看守废旧回丝了，她得了食道癌，而且已经是晚期。
第二年我下放到江西山区不满三个月，接到父亲来信，说外婆已经去世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就没打电报让我赶回奔丧。
看完父亲的信，我没掉一滴眼泪，只是觉得心口发闷。我也没有把外婆的死讯告诉身边的知青朋友，我想他们一定会问：外婆死了怎么不回去奔丧呢？我无法告诉他们我没钱，我家里也没钱，我下放已经给家里增添了很多债务了。我如果讲了，有些同学可能就会给我凑路费，我不想看到这种场面，再说外婆已经火化了。
得知外婆死讯后的很多天里，我变得沉默寡言。在田里干活，或者走在山里曲曲弯弯的小路上，或者下雨天不出工，躺在蚊帐里呆望着帐顶，我眼前总是浮现出外婆伫立在黄浦江边，孤独地迎着寒风的形象。江风吹拂起外婆斑白的鬓丝，她像座木雕纹丝不动，她的脸上没表情，她的眼睛望着远处。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我想，假如每天上学来回经过外婆身边，我能迎上前和外婆打个招呼，最好还陪外婆说说话，外婆是不会得癌的。
关于梦林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