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份小学考初中的时候，班上许多人都报了两所学校，我只报了县中，没有被录取，就面临着失学的问题。幸好一个同学的父亲对我父亲说私立方济中学设了两个班，现在还没有招满，正在扩招。我于是又去报名，考上了方济中学。方济中学规模不大，也就七八亩地，十几间平房。全校一共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一到两个班，有十个左右老师。这些老师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课上得很好。校长叫徐克强，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给中国天主教领袖于斌当过秘书，这所学校就是于斌1947年创办的。于斌与着名书法家于右任很熟悉，所以我们学校的边门上还有于右任的题辞。徐克强家我去过，两间房屋，没有什么家具，陈设简单。墙上显眼的地方挂着他的带着学士帽的大学毕业照。他年龄不大，不到四十岁，但事业心很强，平时工作勤勤恳恳。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我们学校有升旗仪式，这时他都要讲几句话，每天讲话的内容不同。我记得他讲过自己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情况，绘声绘色，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还有一次讲到镇江市教育局拨给方济中学一百零九元钱，他说起时十分激动。
学校的教学区和宿舍区是分开的，学生宿舍在另外一个院子里。男女生两个大房间，睡的都是通铺。一个房间有四排通铺，一排能睡二十个人，一个房间可以住八十个人。晚上要上自习，上到九点半。没有电灯，只在一两个教室里点上煤油灯，大家就集中在那几个教室里看书。除了住校生，还有一部分句容县城的学生可以回家住。饭厅是没有桌椅的，只有十几个砖头砌的台子。吃饭的时候，大家排队去，站起来听班长喊“开饭”后，才一起坐下去吃。饭菜很简单，经常是青菜、豆芽、豆腐什么的，极少有荤菜吃。学校还提倡自力更生、自己劳动，大家在校园里面、操场旁边、院子外面都种上蔬菜。
一学期下来，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大概都在八十分以上，在班上属于前几名。老师给我的评语写得很好，其中有“殊堪嘉许”四个字，我当时还不大懂，回家后问父亲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学校功课还是比较紧张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班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二十三个人了。后来考上高中的有九个人，考师范的两个人，还有一些考上中专学校。
1960年国庆节，学校出迎国庆的墙报，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文章的第一句还记得，是“伟大辉煌的国庆节降临了……”墙报贴在大街上，我还挺高兴。方济中学于1951年上半年改称为爱国中学，有一位老师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章元治先生。章先生是句容县颇有名望的教育家，他原是句容县华阳镇中心小学的校长，1947年初到句容县初级师范当校长，1951年初到爱国中学当历史教师。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又是“历史反革命”，被开除公职，与子女一起回乡务农。1979年春节，我与另一位同学到他家去看望过他，见到我们，他喜出望外。那时“右派”还未平反，但我预感到会平反，就将我的预感对他说了，他十分高兴。果然不久“右派”平反，给他落实政策，他先到一中学教书，后调到句容县教研室工作。他1987年退休，现已九十二岁。前年8月份，我去看望他，他仍红光满面，谈笑风生。
考高中的时候，我报的是镇江中学，很快就接到录取通知书，记得录取名单还登在当时的《苏南日报》上。8月31日去镇江时，我先在好朋友王庆生家住了一夜，在另外一个同学家吃的晚饭。第二天我们一起去镇江，我上镇江中学，他俩上的是镇江师范。镇江中学是省重点中学，教学质量非常好，后来当过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他的老师花翰香还在学校教英语，但没有教我们班。和方济中学相比，镇江中学很大，七八幢平房排列得整整齐齐。高中部一年级有四个班，二百多个学生。考上大学的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只有几个人没有考取，其中有的还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而没被录取或者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一开始，我们睡的还是通铺，一个大房间住一百个人左右。二年级的时候新宿舍建成，我们搬进去，睡的是上下床。一个房间能住二十个人，还是很拥挤的。
一年级冬天的时候，我想买一只箱子，写信告诉家里人。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三点钟左右，祖父突然来了，他是给我送买箱子的钱来的。那天下着小雨，他在胳肢窝里夹了一把雨伞，穿着草鞋，草鞋上沾满了泥。他天一亮就出发，八十多里路，走了大概八个小时。我望着气喘吁吁的祖父，心里涌上一阵暖流。第二天，我跟祖父到名胜古迹金山寺去玩，爬塔的时候，他只爬到第三层就不能爬了，我这才知道他有恐高症。他陪我买了一只帆布箱子，花了十二元五角钱，还是比较贵的。中午我们在商业街一起吃了午饭。星期一他就步行回去了。
镇江中学没有澡堂，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几个同学吃过晚饭，就结伴到城里去洗澡。洗完澡回来，神清气爽，我们经常在熟食店每人花五分钱买一只鸭子头，一路上慢慢品尝着鸭头，能啃二里路。我们当时的伙食费是七元五角，后来又降了一些，晚上就不吃干饭，改吃稠稀饭了。父亲是小学老师，他每月给我十元钱，我的零花钱也就两三元，但跟贫困生比起来还是好多了。
我的理科成绩很好，基本上都是八九十分。但是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语文老师朱轶士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的兴趣转到文学方面来了。这位老师是朱自清的同乡和同学，和朱自清关系很好。他在清华大学上过一年半学，因为家境困难辍学到中学教书。他当时五十多岁，扬州人，人很清瘦，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就住在校园里面，我是语文课代表，所以经常到他家去。后来熟悉了，他拿出朱自清写给他的信给我看，十六开的带格子的稿纸已经泛黄了，竖写的钢笔字很清秀，大概是朱自清临死前一两年写给他的。朱老师讲课很好，有一次讲鲁迅的《故乡》，他讲得太投入了，竟然拖了几分钟堂。他批改作文十分严格，最高成绩也就是甲下，可能跟他的高要求有关。
二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我就决定考文科了，但是还没有决定是考中文系还是历史系。我在课外有意识地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巴金的《家》、《春》、《秋》，柔石的《二月》，老舍的《骆驼祥子》等，还有鲁迅、郭沫若等许多名家的选集。我还挺喜欢《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我小时候就耳熟能详，因为我父亲酷爱水浒，也爱讲水浒，每年夏天、冬天农闲的时候，他都要在家里讲水浒的故事，周围坐满了邻居，大人、小孩一起听，气氛十分热闹。夏天到水田里去拔草，父亲让我跟他一起去，我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他讲《三国》或《水浒》。我的祖母也爱讲故事，爱看戏，每次看完戏，她都能把故事情节完整地讲出来。祖母能讲二三十个故事，夏天吃完晚饭，几个人一坐下来，有时一个小孩说：“老疯子，讲个故事吧！”“老疯子”是祖母的诨名，这时祖母摇着破烂不堪的扇子，说：“小化尸水，要我讲故事，还骂我。”就讲开了。若是冬天，有人让祖母讲故事，她吹灭了桌子上的豆油灯，问大家要听什么，就有板有眼地开讲了。
当时教我们英语的老师课教得也非常好，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他曾经在海关做过翻译，自己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有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题目好像是“林中一日”。但高考的时候没有考英语，当时考的是语文、地理、政治、历史。我自己感觉题目不难，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
可能是年逾古稀的原因，最近经常爱回忆往事，无论是方济中学还是镇江中学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这种印象将伴随我到永远。
（原载2005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