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海大的时候，我肯定是不觉得兴奋的吧，毕竟我是别离了一个我熟悉并具有一定“统治力”的地方，而走向一个陌生的去所。而且，高中时候不成功得“追求”确实地给我的逻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我是确实地处在一种比较容易兴奋的状态。
入学教育中，老师让我们写一写大学四年有什么目标，我写下“围棋入段”和“成为校名人”两条，边上可能还作了诗吧，至少在我写本书的这一节的时候，我实在记不得那么细了。
高中的时候有人曾问过我有几段，我想当然地说了声3段，可后来想想，我的老师才5段，我是不是太托大了？而且当时的我也并不清楚围棋段位的职业与业余之分，便无知地作答，这实在令现在的我回想起来时，感到悔恨和恐惧。我是一个从愚蠢和错误中走来的人，我再也没机会找到那个问我的人向他解释，再也没有机会改正。《秋之回忆5》里雄介的名言“所有的记忆合在一起，那才是自己”一语，又偏偏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每每想到这里，都痛感自己是多么的无力。大概，我现在，和未来，还会犯很多无法改正的错误吧，偏偏我又执拗地要在这条不遗忘、不原谅的道路上前行，“欣赏”满目的荆棘。
“成为校名人”的渴望，想必很多人都有吧。出名了，就意味着，当自己受伤时，有无数的粉丝愿意主动站出来安慰我；当自己提出观点的时候，有很多人立马站出来随声附和；当自己犯错误时，有很多人站出来帮自己辩解。写下“围棋入段”的时候，我并没有犹豫，毕竟高三暑假去冀思存家下棋的时候，他父亲，一位业余3段还拿过奖的高手说我俩已经到了业余5级的水平，这离1段不远了，至少在相比起大学四年的光阴来说。可是，当我写“成为校名人”的时候我真是顿了很久，我渴望享有作为一个名人所拥有的那些利益，就像高中时那样，几乎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某种“特权”的笼罩。但是，我能做到吗？当我他日再看到这张纸条时，如果我实现了，我会在乎它吗？如果我没实现，那我的凄楚岂不又更增一层呢？
为了能“成为校名人”，我想尽可能多地去社交，去学习PS，去加入学生会，去加入校媒，去加入社团，去社会实践，去考研……
校学生会纳新的事情，我是知消息的。校学生会纳新的报名点，在四区边的空地上。负责纳新的学长们将长桌排成一条长龙，各个部的大纸示意大家去想加入的部那里报名。我去之前并没有想太多，可拿了一张简介之后犯了难：如果我要加入的话，我选哪个部好呢？琴棋书画里我只会一个围棋，尴尬的围棋。围棋的尴尬，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是，它究竟算体育还是艺术；二是，它究竟是高深还是通俗。我想加入关于体育的部，但“围棋比赛”这种东西在篮球、足球比赛面前几乎是没有不靠边站的可能性；我想加入关于艺术的部，但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对艺术只有鉴赏感觉而毫无操作能力的我，实在有没有勇气。我默默地走开，又“路过”，就像高一的时候看到一家店里有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于是怀着目的地一遍又一遍缓缓“路过”那样地，我一遍又一遍地“路过”那个报名点。
我最终回到了宿舍，看着五子顶方向上残存的一点光影。同寝室的蒋治报名了校学生会，说是报名表什么的反正随便填填就行，进了学生会之后各部间会调的。“随便填填”？我不想“随便填填”，我想认真地对待，可“认真”却反而让我显得对自己极不“认真”。后来我又去了院学生会的面试，这大概是加入学生会的最后机会吧，而且，谢天谢地，尝试剧社是作为我们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会的一部分参与纳新的，我可以报名尝试剧社，然后任他们挑选。
这次填表的时候，尽管开始时还是想在文艺部和体育部中选，但最后还是去了尝试剧社的面试，面试官是陈国学姐和田震学长，我是第二个去面试的。
第一个是住在231的丛毅，长得有些像我堂兄江隆庆。他来自JS南通，会拉小提琴，似乎彬彬有礼。之所以我要用“似乎”一词，是因为我听到过他网上选课没选到大学英语时在电话里与校方的争执。院学生会的面试在院楼的几间研究生教室里进行，几个部合用一间，搞得教室里和走廊上十分拥挤。丛毅坐在桌前，向两位面试官问好。两位面试官还问了他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在问他“觉得自己适合演什么角色时”，他回答说他“只要是正常的角色都能演”。到我的时候，我也尽量挤出一个微笑，向二位问好。可能是因为我回答得太快了，陈国学姐反而显得拘谨了。他们一时想不起该问我些什么，反倒是我问陈国学姐她的家乡在哪里，她自己觉得适合演什么角色。
“啊……去年我面试的时候也被问到过这个问题——你自己觉得适合演什么角色呢？”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把面试重新变成了面试。
“我觉得，只要是不正常的角色我都能演！”这个回答是一种气合。
我刚到宿舍时，曾拿出我的围棋摆弄过，立刻引来了一定的“轰动”。宿舍楼里的有好几位同学前来看，其中丛毅和王子涵还简单鞠躬作揖“拜了师”，但没人来跟我下，他俩也是一节课都不曾听我讲过。但我当时还是很关注丛毅，毕竟他谈吐比较文雅，会拉小提琴，与胡宏宇、徐奇他们很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