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设计的天朝田亩制度、圣库制度同早期基督教的平等观也有脉络可寻。“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下处处均匀，人人饱暖”，“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至于“鳏寡孤独废疾”，“皆颁国库以养”。“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伍卒为之，农隙治事”。所以，由一个两司马统管的25家，就成为理想的公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天朝田亩制度》说的是整个社会组织，而不仅是“田亩制度”。“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其办法，是没收地主所有的一切土地，按产量多少分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共9等，按每家人口平均分配耕地。《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官员世袭高度集权，广大农民则地位卑贱。25家集权于两司马，全国则集权于天王。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甚至官兵之间，虽然日常以“兄弟”相互称呼，但在《太平礼制》和《天命诏旨书》中君臣秩序，等级森严，日常生活的供给，也很悬殊。就肉食一项，“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无与焉”。
《天朝田亩制度》平均主义的要求，既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同时也表现出理想的空想性与实际步骤的不可行性。太平天国实际做到了在经济和政治上打击农村的地主阶级，农民们不交租给地主，而直接向国家纳税。至于土地的绝对平分，并把除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以外的一切多余的粮食、财产都归“国库”这种说法，并未实行，也是不可能实行的。
从中西思想糅合来看，洪秀的拜上帝会的教义，发展成为农民革命的思想纲领，除了接受、利用西方早期基督教的因素外，儒墨思想对它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洪秀全为了科举功名，从小攻读四书五经，对于孔孟之道的修养颇深。他借用儒家经典中“天”的概念，以证明皇上帝的存在。他把“道之大原出于天”的“天”，当作独一真神皇上帝的同义语来理解，认为中国古书中的“天”、“天命”、“爷”等，都是皇上帝的别名。他还利用儒家经典证明阎罗妖只是一个魔鬼，而非掌握人之生死的神。他根据《诗》、《书》、《易》中关于“昭事皇上帝，聿怀多福”，“予畏皇上帝，不敢不正”，“先代以作乐崇德，殷荐之皇上帝”等语句，认为古代君王颛顼、商、周文、周武及其臣民，都是崇拜上帝；只是到了秦汉等朝，专制帝王魔鬼入心，求仙拜佛以后，才中断了崇拜上帝的信仰，“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至于“太平天国”的国号、“太平天王”的王号，天朝田亩制度的“四同”理想，和《礼记》大同篇的渊源关系，更是一目了然。墨子的“兼爱”、“事天”，与洪秀全的崇拜上帝，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天平”的思想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农民，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个代表就是皇上帝。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宣布所有一切偶像都是妖魔鬼怪，只有皇上帝才是维护农民利益的最高主宰，只有皇上帝能赐给农民雨水、阳光和幸福，号召皇上帝的子女们站在皇上帝一边，同站在阎罗妖一边的妖魔鬼怪作殊死斗争，这种号召，表面上是神妖斗争，实质上是人与人的斗争，是非分明，界限清楚。这种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一旦为农民群众所掌握，必然会变成无比强大的反封建斗争的物质力量。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对于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确实起过无与伦比的发动和组织的作用。但是，宗教毕竟不是科学，在宗教形式鼓动下起来反抗斗争，并不是人们真正的觉醒。皇上帝及其组织所以能起巨大作用，是由于它把人的因素、现实因素，不断地输送到宗教中去，从而使神的内容反映了人——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随着洪秀全领导教众一步步引向他的“天国”梦想，内讧和腐败也正在把梦想推向幻灭。1856年9～11月的“天京事变”，矛盾首先发生在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间。杨秀清不但实际上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不放弃他代“天父”立言的特权。当他自称“天父”附身时，洪秀全只能按习惯下跪听令。利用洪杨之间的矛盾，在江西前方的北王韦昌辉乘机率3000兵力赶回天京，深夜进城，在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攻进东王府，杀死杨秀清，接着在两个多月中，在天京实行恐怖统治，杀死东王部下和群众2万多人。在大屠杀正进行时，翼王石达开从武昌前线回到天京，反对韦的行动，韦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匆匆逃出天京，从安徽组织兵力，准备打回天京。这时，洪秀全已在天京城内控制了局势，经过两天交战，迅速镇压了韦昌辉的力量，所杀的只有200人，就把局势稳定下来。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到了天京，成为主要的执政者，但他不能得到天王洪秀全的信任。1857年6月，他跑出天京，率领所部，离开太平天国而独立行动。他带走了不少精兵，使太平天国的力量又一次遭到很大的削弱。“天京事变”，素以天父诸子自居的领导者自相残杀，宣布农民战争的天国理想和皇上帝理论的破产。然而，洪秀全又找不到别的新理论来代替它，仍然一心虔诚地信奉皇上帝，日益脱离群众而过着享乐的生活，他自己和他领导的天国，也一步步地陷入了封建主义的泥潭。
二、洪仁玕其人与他的传播思想
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是最先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完整方案的太平天国领导人。他把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要求，推进到了空前的新高度。
洪仁玕（1822～1864年）字益谦，号吉甫，广东花县人。少习经史，但屡试不制”。洪仁玕成为掌管太平天国军事大事，地位仅次于天王的领导人物。
在天京，洪仁玕看到太平天国内部开始滋长的外重内轻、本弱末强的朋党之弊，入离心乱，发现惩奖赏罚制度的混乱和私门请谒、攀援仕途的腐败风气。为了除垢去弊、励精图治，他写下“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所资”的《资政新篇》。这个政治、社会改革方案，经洪秀全批改，于1859年作为太平天国官方文书颁行。后来，他又撰写《立法制讠宣谕》、《钦定军制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并准旨颁行。
《资政新篇》全书内容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
（一）“用人察失类”
在“用人察失类”中，他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分散主义、尾大不掉的危害性，指出，“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适度有依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提出“严禁朋党之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克服政治离心倾向，以保证太平天国事业的胜利。
（二）“风风类”
“风风类”的内容是进行移风易俗工作。他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种种不良习俗，诸如留长指甲、缠足、养鸡斗蟀、打鹌赛胜等等，“皆小人骄奢之习”。他认为“福音真道”基督教义“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
（三）“法法类”
“法法类”，这是全书的要点，也是重点。他针对太平天国当时政局涣散、事权不一的弊病，论述立法的重要性，“所谓‘以法法之者’，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为准焉。是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为此，必须“教法兼行”。“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就能“立法善而施法广，积时久而持法严，代有贤智以相维持，民自固结而不可解，天下永垂而不朽矣”。洪仁玕认为，要立法，建立法训，立法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了解、熟悉国内外情况。为此他用较大篇幅，介绍国际大势，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接着，他提出28项学习西方的具体主张，可综合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建设方面。洪仁玕提出一套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方案，其中重要的有“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等几项。他还提出，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还应鼓励创造发明，实行专利制度；赞同雇佣制度，保护私人资本；引进外国技术，提倡中外通商。
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为了保障报纸有效的监督功能，洪仁玕强调了新闻机构的相对独立性。洪仁玕的“兴新闻官”、“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等设想，天王洪秀全表示大体同意。只是在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一条上批：“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在兴新闻官一条上批示：“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
在法法类中，洪仁玕提倡浅明文体，并把真实作为“新闻篇”的文风首要标准：“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物价低昂，事势常变，倡导报道真实，只需实写，勿着一字浮文”。倘有沉没书札银信及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在《戒浮文巧言谕》中，洪仁玕还提出“文汇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言申来当禁”的主张。
第三，社会建设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加强社会福利的建设，如开办医院、设置士民公会、兴建跛盲聋哑院、兴建鳏寡孤独院和废除不良的风俗习惯，如禁溺子女，禁卖子为奴，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禁止一切迷信活动等。这些主张，“多是尊五美、屏四恶之法”。
（四）“刑刑类”
“刑刑类”，内容是主张推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司法制度，如善待轻诛，宜给以饮食号衣，使修街渠道路，轻者移别县，重者移郡移省，期满释回，以及实行绞刑等。他提出“勿杀”，并非废除死刑，而旨在抛弃斩首、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苛法；主张慎刑，从感化入手，诱导民众走入正轨，即所谓天条是“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而国法则是“制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曼之多”。故“必先教以天条，而后齐以国法，固非不教而杀矣，亦必有耻且格耳”。
怎样评价《资政新篇》的传播价值与历史意义？
（1）从向西方学习的水平与程度来看，洪秀全学习西方的主要标志，是借鉴基督教创立拜上帝会，这种学习西方是低层次的、初步的。洪仁玕根据自己在香港生活多年对西方社会的接触与了解，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完整方案与宏伟规划，把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要求推进到空前的新高度。《资政新篇》的许多内容，和八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相差无几，但在时间上却比维新派早了二三十年。
（2）从历史发展客观要求来看，鸦片战争中，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大炮轰开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中国面临的道路有两：一是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滑下去，结果必然成为西方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一是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走近代化独立富强的道路，中国社会也为这条道路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因此，《资政新篇》不是人为的空想，而是符合广大民众愿望和顺应历史潮流的产物。
（3）洪仁玕为了发展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在《资政新篇》中构想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规划，这是自发的农民运动所不可能提出来的。洪仁玕主张发展工业，开采矿藏，发展交通，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设立邮局、报馆、医院等；主张准许私人投资，奖励发明创造，引进西方科技，允许中外通商。总的目标是向前看的，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不推翻封建专制政权，不消灭封建的土地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不懂得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却以为由此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平均主义的新社会。因而《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设想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自由发展的新社会，但对农民关心土地分配问题，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说明他并未真正懂得中国的国情。
《资政新篇》设想甚好，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实行。其历史原因是：
（1）天京内讧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革命形势每况愈下，无力兼顾。
（2）当时国内虽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但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尚未出现，缺少一个热烈拥护、坚持执行的阶级力量。
（3）洪秀全对这个《资政新篇》虽详加审阅，并准旨颁行，但从其思想认识来看，对此是理解不深的。其他领导人与公众，囿于小农经济思想的局限，对这个设想，特别是未提到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虽未表示反对，但缺乏理解；不理解者比比皆是。
这个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资政新篇》，虽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思想史上闪闪发光，但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终于无所补益，因为洪仁玕并不真正懂得农民革命战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缺乏坚定支持的领导核心与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