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本是有心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人，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心。1845年，他52岁才中进士，以后官位也不高，仅做过知府、知州等很难有太大作为的地方官。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已感到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诸多弊端，他曾激烈攻击专制帝王是集天下之势、利、名于一身的最自私的人；上下隔阂的专制制度，是导致国家衰败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呼吸到西方吹来的新鲜空气，他以前郁积胸中的不满，便化作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称颂在书中倾泻出来。
二、《海国图志》在近代传播中的价值
从《海国图志》一书中，可以看出魏源的传播思想。
（一）开阔视野，看到了外部世界的轮廓
在《海国图志》中，可以看出魏源抛弃了以往关于“天下”的传统观念，比较如实地反映了中国以外的客观世界，对于地球的全貌、经纬度、南北极、五大洲、四大洋都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系统地研究世界舆地，是为了深入了解一些重点国家。在当时来说，主要是研究和了解叩关进犯的英吉利，以便抗击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魏源在《海国图志》50卷本卷三《圆图横图序》中说：“绕地一周皆有英夷市埠，则筹夷必悉世界各国。故观图但观英吉利本国之图，非知考图者也；读志但读英吉利本国数卷，非善读志者也。卷卷皆有关西洋夷埠，卷卷皆有西洋夷防”。也就是说，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奔走全球各地，到处建港设埠，号称日不落国，横行无忌，迫使中国人为了充分了解英吉利，必须从了解整个世界着手。魏源用4卷的篇幅，重点介绍英国的舆地，约占欧洲部分的1／4。
（二）从人种学进到社会学，看“多事”的天下
古代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从人种学意义上的差异开始。《明史·和兰传》说：“和兰，又名红毛番”，“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传倍长”。在当时人心目中，西方世界只有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并无值得称道的东西。鸦片战争期间，英吉利的船坚炮利，使清廷朝野人士，大吃一惊，才知道那些不足挂齿的远方蛮夷，也有不可小看的地方，但其长处似乎亦仅此而已。鸦片战争以后，一些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问世，才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识，从人种学转到社会学，从生理特征和武器精良，转到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看到一个“多事”的天下。魏源指出，“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以尽为西洋之都会”。非洲地区也正在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瓜分，“今东六部，则布路亚国服之；北四部邻地中海……则佛兰西服之；西二十四部，濒西海，则布路亚、荷兰、英吉利、佛兰西各国分踞之”。
魏源还发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和古代掠夺土地子民的边寇不同，他们是一些受商业利益驱使，在地球各地“夺人家园”的敌人。
（三）看到中外“国本”的差异，介绍西方一些制度在19世纪中叶的世界上，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差最大的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魏源以整整5卷的篇幅介绍美国。他在尚未专述美国的《外大西洋墨利加州总叙》中，劈头就是一段对美国的赞歌：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首，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膛，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魏源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赞美了美利坚（书中称“弥利坚”）。魏源还着重介绍西方国家“以商贾为本”的经济制度和国事取决于“公议”的议会制度。魏源指出，英、法两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熊岛夷”。他在介绍英国情况时，花了不少笔墨于议会制度，指出英国国家大事，均需议会议允，不是国王独裁。百姓对于政府，享有监督权，各种意见，可刊于逐日印行的新闻纸上；各官宪政事有失，百姓可以议论批评。
（四）看西夷之长，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所谓善师四夷，即善于发现和学习外国之长，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抗击外国的侵略，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师夷的核心思想和根本目的。夷之长技是什么？
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广东虎门的大角沙角地方，修建一座造船厂，一座火器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西洋的养兵练兵之法，也值得学习。他们的士兵，除了发给安家费以外，还有优厚的饷银。“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行军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如果“无其节制，则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因而认定西方的饷兵之厚，练兵之严，驭兵之纪律，为绿营水师对治之药。对绿营水师，必须“精训练而严节制之”。
魏源还认为，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完全是清统治者昏聩无能造成的恶果。他愤怒地指出，“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魏源坚信“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认真学习，就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就能够“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不但可以战胜西方侵略者，而且还可以在各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海国图志》一书辟有报纸部分。这就是最初50卷本中第49卷“夷情备采”所载：“《澳门月报》一论中国、二论茶叶、三论禁烟、四论用兵、五论各国夷情，以及华事夷言录要和贸易通志。”其核心部分，源于林则徐编译的《澳门新闻纸》。100卷本中的第81、82、83卷“夷情备采”除仍录以上内容外，又在83卷中补充了“译出夷律”部分，一是“滑达尔各国律例，弥利坚医生伯驾译出”；另一是“法律本性正理所载三十九条，袁德辉译”。魏源还阐述了这部书中关于辑录外国新闻纸部分的目的：“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匪证奚方，孰医暝眩，述夷情备采第十五”。魏源的这种“医暝眩”的“夷情备采”的主张，是他编撰《海国图志》的主导思想，其最终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
太平天国与二洪的传播思想
一、洪秀全其人与他的传播思想
洪秀全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学习西方的根本标志，就是以接受西方基督教义作为从事社会活动的起点，并把这种基督教义中国化。他借用了一个皇上帝，建构了宗教、军事和政治组织的拜上帝会，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烽火，燃及18省，坚持斗争14年。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他家世代是农民，有少量自耕的土地，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耕田度日。只有他这个小儿子从7岁起入私塾读书，16岁时因家贫辍学，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从18岁起，十几年间，在本村和邻村当学馆的塾师。他从1828～1843年即16～31岁期间曾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未中。
1843年洪秀全落第回家，在苦闷之中，翻出1836年在广州应考时从街头不相识的人中得到的一部梁发编写的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潜心阅读之，遂大觉大悟”。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大觉大悟”了什么？考察起来，主要是此书反复宣传古代只拜山川社稷和忠臣义士的形象，到了近代人们才崇拜自己创造的偶像，实在可笑可怜。特别是关于崇拜文昌、魁星的言论，深深打动了洪秀全的心弦。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对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有所接触与了解。洪秀全的家乡离广州不过百里，广州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集中点，广州人民反抗斗争的英勇顽强，对洪秀全不能不产生强烈影响。这一切促使洪秀全觉悟到一个道理：正如文昌、魁星两神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功名富贵一样，中国人现在所崇拜的一切，都是空洞虚妄的。现实社会邪恶行为不受干涉，正人君子遭到挫折，找不到抗拒的力量，整个社会恶极乱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忘记了古圣先贤教人“敬畏上帝”的遗训，反而崇拜了邪神。洪秀全真是把《劝世良言》看成一部专门为他准备的“天书”，书中论述的上帝是“独一真神”，而一切偶像都应废弃这一点受到他特别注意。他以为上帝给他启示，使他负起宣传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使命。他从此放弃从考场中找出路的打算，与冯云山、洪仁玕共建拜上帝会，到广西贵县山区传教。
1843～1847年，洪秀全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专心致志于创造一种以拯救苦难人们为宗旨的新宗教——拜上帝会。他写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号召人们独拜唯一真神皇上帝，不拜邪神。规劝人们改邪归正，以求幸福。《百正歌》共400多字，博引历史典故，宣传“正”的道德观念，并把天堂幸福和地狱苦难，作为“正”与“不正”的最后结局。《原道救世歌》具体规定了正与不正的界限与内容，提出六正、六不正的主张，是《百正歌》的补充与发展。《原道醒世训》反映了洪秀全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和批判，以及改造当时社会的设想，是《原道救世歌》的发展。
1847年8月，洪秀全来到广西桂平的紫荆山区，经过冯云山的艰苦工作，拜上帝会已拥有两三千会众，遍布在象州、贵县、博白等州县。洪秀全到了这里，就着手撰写和颁布《天条书》，作为会众行动的规范。1847年10月，洪秀全、冯云山捣毁甘王庙，反映了神妖斗争的尖锐化。同年12月，桂平地主团练头目王作新逮捕冯云山和次年初冯云山再度被捕入狱，表明神妖斗争已转化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1848年洪秀全撰写了《原道觉世训》与《太平天国》。在前书中，正式提出皇上帝的对立面是阎罗妖，猛烈抨击从秦始皇以来的历代帝王崇拜邪神和称帝自大的罪过，把矛头直指清朝咸丰皇帝。在后书中，劝人追求今生地上天国，为此必须反抗挣脱现实的苦难。在书中，宣称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耶稣之弟，洪秀全奉命下凡是斩邪留正的“真命天子”。洪秀全经受农民斗争的锻炼，终于完成了创造“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农民战争的伟大抱负的转变。1851年1月，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了。
洪秀全的传播思想，一是来自基督教义，二是中西思想的糅合。
从基督教义来看，洪秀全是从对现实失望、不满的角度来理解和接受基督教义的。他从梁发的《劝世良言》中得到的启示是：只有上帝是世人应当崇拜的真神，拜上帝才能够上天堂，其他一切偶像都是该灭该杀的妖魔。从《圣经》得到的启示是：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洪秀全还根据《圣经》中“天国迩来”这句话，把天上的天国搬到地上来了，建立了人间天国。“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兄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丹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把上帝中国化、革命化、世俗化；这是洪秀全对早期基督教教义的可喜借鉴与重大发展。在早期基督教那里，为了向迫害者复仇，要同罗马世界强权进行一场残酷斗争。在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这边，为了解除千百年来的深重苦难，就必须针对清朝咸丰皇帝为首的统治进行一场震撼世界的农民革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