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说，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两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了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王阳明说过：撼山中贼易，撼心中贼难。对于传统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恐惧的，当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任由这些人自由思想，胡思乱想，那世界就乱套了。所以，统治者都喜欢统一思想。比如老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独裁，被人简称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思想，一个脑袋。不用说，老蒋是在继承中国的传统政治。不过，这传统也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几经打劫，直到明清时期才完全趴下，成为一个脑袋的。
【一】秦始皇焚书坑儒
这一劫，首先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脊梁骨！
韩非云“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秦皇一听，知音啊。大一统之后，收天下兵器，铸造铜人。可是在始皇眼中，书也是兵器，所以，下令广收天下书，并效仿东方鲁、齐等国的博士官制度，设博士70名，用他们通古今、备咨询。博士之下，又有诸生2000余人。
这些博士约相当于我们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有点弄不清自己的位置，总之，在给始皇拍马屁的时候拍出火星来了：博士长官仆射周青臣，说秦皇乃千古第一帝；博士淳于越说，应该效仿三代的分封制，这样才能统治长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末了还不忘加一句——周青臣当面拍马屁，加重了皇上的过错，不是个好东西！秦皇判断不出谁的马屁好，就把马屁下移给丞相李斯，李斯就把这马屁加了点油盐酱醋：儒生们懂个屁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禁之便”。
李斯这么一鼓动，秦皇就甩开膀子干了——“焚书”！除《秦记》以外的史官记载都烧掉；除博士职掌所藏图书之外，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书者，一律送交地方长官烧毁。当然，医药、卜筮、种树等“理工农科”书不在焚烧之列。令下三十天不烧的，要剃阴阳头，下劳改农场（面额上刺花的黥刑和四年筑城的“城旦”劳役）；有敢谈论诗书的，判处“弃市”之死刑；以古非今者，灭族；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以吏为师！焚书完毕，秦皇又开始“坑儒”——儒生也不争气，一个叫卢生的，一个叫侯生的，背后议论秦皇集权专断不民主，不重用知识分子，“博士虽有70人，却备而不用”等等，说完就跑了。有人举报，秦皇就下令追查，结果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坏话的人还不少，就抓。儒生们又很争气，互相揭发，一下子弄了个反动集团，共计460人。为了给新生的大一统国家节约开支，秦皇就把他们都给活埋了。这一焚一坑，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老实多了。
秦皇焚书，焚的是《诗》《书》等百家之语，仅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方面，后世还颇有相通之处。譬如在论及“知识分子改造”时，一般都认为工程技术人员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所谓的文科最差，说穿了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某种令人不安的特质——批判性讨人嫌！
焚书坑儒也罢，要真是把儒者及其学术全埋地下，哗，世界从此清静了。问题是秦皇还开了一个最坏的传统，当然这还要归功于李斯，它源于李斯出的一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扭曲、阉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是从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
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所谓的处士横议，说穿了就是言论自由。齐国设立“稷下先生”，其特点就是士持其“道”对政治加以“议论”，他们是“王者师”，可以以“道”压“势”。但“以吏为师”，就把“道”纳入了权力体系之中，这传统导致中国一种特殊的现象：官阶越大，在思想界越有发言权。
退一步说，谁都有讲话的自由，官吏好为人师，就随他讲去，问题是，对知识分子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不听从的自由。我曾看到过一份某市2003年度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通篇还是做好知识分子的引、培、导等管理工作，加强教育，让他们又红又专云云。看了这份文件，你就会纳闷：到底是牛拉车，还是车拉牛？
【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这一劫，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膝盖。
这事儿得慢慢道来。
秦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所以，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老董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卖的还是儒家那些仁啊爱啊的，没想到时移世易，这些玩意儿很适合统治者的口味：首先，儒家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与道德观，给统治者披上了一层道德的外罩！其次，强调大一统，为统治者提供了专制的理论基础！第三，“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固定了皇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永恒性！第四，“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可以为专制政权提供从头到尾的保障！第五，霸道政策，导致秦二世而亡，新一轮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统治艺术，儒家的温情脉脉，至少看起来很美！
总之，谈话的结果是，武帝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
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通途。儒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在钱穆的笔下，中国文化传统就是儒家传统。自汉以后，士几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则是道之所系，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虽从修身齐家始，但目的则是治国平天下。中国社会因此被称为一个儒教社会而不是道教社会或佛教社会。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熊十力在其《读经示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所谓的利用，汉宣帝训太子的一段话很有意味，当时太子认为父皇持刑太深，并且提出“宜用儒生”的建议，没想到汉宣帝一下变脸，训斥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
隋唐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科举入仕的标准。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一句话，霸道是实，王道是皮，所谓的儒教，只是统治者的一件外衣。宣帝发现太子偏好纯儒，居然很伤心，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宣帝的心病，毛泽东持理解态度，他在1957年两次与《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谈及汉家几位皇帝的优劣，最推崇的是刘邦与刘彻，最不以为然的就是元帝，认为他是书生治国，算不得政治家。
后世皇帝最拿手的，便是改造儒学。孔子曰：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第一句被统治者给废了，或者说丢了，只剩下第二句，这第二句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重点提一下朱元璋，他虽然是君主的身份，却力图充当文化教育界的最高导师，朱老师偶读到孟子，发现这老家伙居然敢对齐宣王说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不由得大动肝火。后来下令编纂《孟子节文》，把孟子原书里的大不敬语删去85条。总之，后世的儒学跟孔孟之初的儒学，早就不是一码事了。虽然后世儒学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已经被统治者糟蹋得不成样了，文化到了政治家手里，就好比良家妇女落到流氓手里。总之，儒学被统治者轮奸，逐渐堕落为诠释封建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它不仅起不到开发民智的作用，还成了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的枷锁。
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中国知识分子，身为社会的领头羊，却经历了为时二千年的头脑格式化。这种格式化，到明朝时宣告完成，标志便是考试内容——四书五经、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参考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惟一正确答案——三者的统一与固定。
据说法国科学家约翰·法布尔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毛毛虫试验，这种毛毛虫有一种“紧跟领袖”的盲从习性：法布尔把若干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接，围成一圈；花盆周围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转圈儿，一连走了七天七夜，终因饥饿，力尽而死。明朝时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毛毛虫的状态呢？他们所谓的勇气，也只是紧紧跟在权威的身后循序而行。如果没有权威，他们就会造出一个，然后顶礼膜拜，鱼贯而行。他们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他们从不会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们所有的任务，就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三】古已有之的文字狱
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法布尔的毛毛虫实验并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毛毛虫们爬行的轨迹，他们不但遇不上松叶，过不上所谓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们可能活不过七天，会立即毙命，而且是以一种更恐怖的方式。如果说儒学政治化打断的是知识分子之膝盖的话，那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则给知识分子戴上了紧箍咒。
秦皇的“焚书坑儒”，一下子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开文字狱之端。
汉宣帝在文字狱方面，又有所发明。首先是盖宽饶案。盖宽饶喜上书批评时政，大概用的是当今的杂文体，偶而来个小讽刺什么的。殊不知，圣上最不喜欢的就是文人那些小弯弯肠子。有一次，盖的奏疏里出现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宣帝看了不高兴，把盖的奏疏发下，命群臣议罪。众所周知，汉是知识分子政府，没想到这些知识分子官僚们很争气，从这些话里读出了这样的意思：盖宽饶想要皇帝禅位！这还了得，所以，没等到有司治罪，盖就自尽——自绝于人民了！
宣帝制造的第二桩文字狱案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杨恽也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喜欢揭发别人不忠，终于也被别人揭发了，被免为庶人。做了庶人的杨恽，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骚。家庭里面闹革命，有个仆人举报了杨恽，宣帝派人搜查，查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杨恽给友人的书信《报孙会宗书》。书中自然有些牢骚，最后杨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以腰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