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差不多了，可借来的盘缠也花得差不多了。演员们提意见说，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连长城都没去过，大家一起吵着闹着要“一日游”。局长没法子，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为了节省经费，早上4点就出发了，赶下午的火车回江南。一行人又累又饿地赶到火车站每人呷了个快餐，上车时才发现，由于路费不够剧团给他们全部买的是座位票。演员们怒火冲天，在火车上就造起反来。事情反映到老柳耳朵里，他赶紧吩咐宣传部组织锣鼓家伙，一大早在政府门口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们以精神上的鼓励……
像这样的事情，我曾经遇到过多回。我最怕老柳对我说，你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开个常委会议一议旅游。常委会议旅游，无非解决三个问题：思路、规划和经费。你老柳事先不和老萧衔接好，让我拿一个方案直接捅到常委会上去将老萧的军，不是激发我和老萧的矛盾吗？这样的蠢事我不干，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直到我离开江南，这个常委会一直没有开成。
也有无法回避的。2008年三级干部大会上，老柳向与会干部庄严宣布，2008年举办一届大型旅游节庆活动，景区不拿钱，政府拿钱！我知道老柳在表这个态之前肯定没和老萧商量，注定夹在中间为难的非我莫属。散会以后，各乡镇、各单位都在积极落实江南市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旅游战线也不能落后。我和省城一家电视台的编导精心策划了一个“汽车飞跃云林山”的旅游促销活动，从45万讲价讲到15万，都市频道邀请其他省市的多家电视媒体现场直播，还赠送一周广告，多合算的买卖呀。我把方案送给老萧，找他批钱，老萧很礼貌地收下方案，对钱的事提都不提。后来，我在食堂里吃饭碰到老柳，顺便把这个方案给了他一份。听了我的汇报。他觉得蛮好。我说：“麻烦你出一下面，和老萧说一声，我好找他批15万块钱。我已经找过他一次，他没表态。”
老柳道：“你去找他就是，就说是我要你去找的他。”
我很为难：“你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
老柳有些不耐烦：“我说了不用打电话，你去找他他会晓得的。”
无奈，我只得硬着头皮再去找老萧。这一次老萧很干脆地否决了我的请求。他说：“现在到处都要用钱，哪里有钱给你搞活动？”
自此，我便彻底打消了办节的念头。可是老柳的愿望却很强烈，他要向三级干部们有所交代。眼看着“五一”黄金周越来越近了，我这里还没动静，他便很不高兴地让秘书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去年没让你管旅游，你不做事情有可原，今年让你管旅游了，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动静？在这里挂职就要好好挂，总要挂出个名堂来，没有政绩，你回去拿什么交差？”
他这副口气让我非常反感，我强忍着心中的不快，耐心地给他解释：“不是我无动于衷，方案你也看过了，价钱也和对方谈好了，就差打预付款过去了。老萧不给我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叫我有什么办法？”
老柳听出了我的画外音，颇为恼怒：“不是每年给你们预算了100万吗？人家没有预算找他要得到钱，为什么给你们预算了100万你反而要不到钱？你总是和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你应该好好地反思反思。”
他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我，我提高了嗓门回应道：“你以为那100万是真的预算给了旅游口？我问过老萧，老萧明确地告诉我那只是列的一个科目，好应付上面的检查，那笔钱根本就不是旅游专项资金……”
正在我们争执的时候，市委办主任进来向他汇报说河东区党政领导代表团要来江南参观学习，代表团由书记、区长带队，按照对等接待的原则，江南市委书记、市长应该陪同。可是老萧不肯出面，河东区的书记曾经是他的下级，资历、学历都不如他，老柳不走，他没法接书记，心里不痛快，故有意回避。市委办主任不好勉强，又觉得不妥，只好来向老柳求援。老柳沉默了片刻，拨通了老萧的手机，用商量的口气对他说：“我去全陪，你陪个餐，怎么样？”对于老柳提出的这个妥协性建议，老萧愉快地接受了。老柳转过身来立马教训我：“你要向市委办主任学习，你看人家的协调能力！”
我嗤之以鼻：“他还不是搞不定了才跑来找你帮他搞定的，这也叫协调？”
老柳见我和他顶嘴，更不高兴，继续教训我：“你这样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在官场上混。”
我说：“我知道。”说罢把门用力一关，离开了那个火药桶。
那一年，活动终究没有搞成。快要离开江南的时候，在茶楼里偶遇文化局长。我问他：“上次演出的那笔乱账了了没有？”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至今，那笔欠账仍然挂在文化部门的账上。
我到江南五年，平心而论，除了通过炒作做旺了景区的人气，在基础设施方面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最大的瓶颈除开财政乏力的因素以外，与雾岭旅游公司关于“黄龙洞——矿泉湖景区”的合作开发协议签得失败不无关系。老柳多次给我施压，要我把雾岭旅游公司搞走再找一家有实力的开发商来，我有苦难言。那份由上市公司律师团精心拟制条文、经柳博温同志亲笔签名的合同，丝丝入扣，根本就找不出任何让其退出的破绽。在政府市长碰头会上，我把那份合同复印数份，人手发了一份，老萧看了半天，问了一句：“这份‘贱约’是哪个签的？”
没人回应。
合约上签道：“雾岭旅游公司以所属原矿山技校600亩土地及附属资产入股，控股70%，承诺总投资2000万元，前五年投资不少于1000万元，合作期50年；江南市人民政府以地下长城、矿泉湖、银砂滩及上述景区现有资产入股，控股30%。”“五十年需投资2000万元，头五年不少于1000万元”的概念是，只要头五年兑现了1000万元的投资，其余44年无需投资，因为另外的1000万元投资没有细化到年份，对方即使在第49年年底完成这1000万元的投资也没有违约。也就是说，雾岭旅游公司仅凭区区1000万元投资就轻轻松松卷走了政府50年的经营权外加70%的股份，堪称中国最“贱”的合同之一。
还有一份比这份更贱的“贱约”。江南市政府出让给泡泡奶公司紧靠107国道和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其中包括一部分核心景区用地的总计1600多亩土地，出让价格仅为“买断水田8000元/亩，旱地6000元/亩，林地4000元/亩”……
为什么会频频出现这样的“贱约”呢？
自国家实行分税制以后，地方经济开始勒紧裤腰带。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各级地方行政首脑开始探索如何走出困境的办法，经营城市的概念开始风行。本来，科学地经营城市应该是把城市作为国有资产来整体经营，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行政长官们一提经营城市马上就会想到卖地和建厂。许多地方求发展、求政绩心切，热衷于“以地置换”，即将土地贱价置换给开发商，开发商出钱为政府修路、架桥、美化街道等等，由此获得大片大片廉价的土地，然后再开发地产，以高价卖给消费者牟取暴利。
这样一种短平快的方式的确让城市变美了，政绩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显现，然而，城市建设的成本却被无辜地转嫁给了购房的纳税人。“以地置换”弥补了城市建设资金的不足，但财政增收的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那么钱从哪儿来？“无工不富”，只有一条出路：招商引资办厂。可全国都在招商，办法都大同小异，为了杀出一条血路，同样把目光瞄准了土地和资源——贱价，更多的是亏本、贴钱招进来，先赚政绩，再图以后预期的税收。许多企业家非常聪明，一般完成一期投资把第一批生产线上上来以后，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政府妥协，签订 “包税”协议，即“头若干年按每条生产线每年很优惠的税收征税”。干完“包税”期，老板会立马将企业转卖，套取政府的土地差价及增值利润。
为了引进这些老板，政府必须配套建设工业园以及水、电、路、污水处理等诸多配套设施，若干年后，还得拿巨额资金去堵环境遭破坏的窟窿。政府的钱是谁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政府贱卖土地、资源，赚了政绩，赚了GDP，纳税人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不仅要为老板们办厂买单，还要为老板们的工厂排出的废气、粉尘以及数不清的污染物支付高昂的健康代价……
我们再回到“黄龙洞——矿泉湖景区”那份合同的话题上来。
为了解除和雾岭旅游公司这份合约，我可谓绞尽了脑汁。我深知，要抓住其软肋才有和人家谈判的资本。由此，我想了很多办法，先搞清楚了这份合约的来龙去脉。雾岭旅游公司当年为了做大盘子上市，以38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矿山技校600亩土地及资产，而后评估6000万元入了股本。因为矿山技校地理位置偏僻，如果不依托黄龙洞景区盘活，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加上周边社会环境相当复杂，长期闲置会被当地老百姓蚕食殆尽。基于如此目的，便有了合作意向。那时，老柳刚刚从云梦调至江南，也希望有大的项目签约。负责谈判的是当时分管旅游的邱红霞副市长，其立功心切，被老板牵着鼻子走，一半清醒一半醉地约定了以上条款。老柳是法人代表，签字的只可能是老柳……
抓住了雾岭旅游公司的软肋，我有了谈判的底气。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当初雾岭旅游公司购地成本就花了380万，后来在江南零零星星投资了520万，借款给江南150万，按每年20万抵扣四年分红80万，结余70万，总共算起来雾岭旅游公司在江南投入了970万元。如果在1500万元以内能够收回来，江南政府是合算的。因为，按照国家新的土地政策，商业用地的成本价每亩就要花到9.6万元，600亩土地仅按成本计价就达到了近6000万元，还不包括土地上的固定资产。
在确定了我的心理底线之后，我开始拐弯抹角地试探雾岭旅游公司，了解他们的要价。当时雾岭旅游公司刚刚被雾岭市人民政府收购，巨大的债务压力加速了他们改变投资战略的决心。我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以“银砂滩是危险尾砂坝，政府有权强行闭库”、“黄龙洞是国家人防工程，人民政府有权强制收回”为由，不断地给他们施压，逼他们不得不做出退出江南的决定，要价3000万元。并承诺谁牵线卖3000万，按10%给予重奖。我态度强硬：“3000万没有，奖金我也不要，800万现金拿走！”双方谈判谈得如火如荼，距离谈得越来越拢，我的心里越谈越虚：这800万从何而来？
就在我万分焦虑的时候，矿区街道办事处工委书记老崔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他向国家争取了一笔巨额资金，打算把“黄龙洞——银砂滩”建成国家矿山公园。资金的问题终于有了着落。但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那就是观念的问题。尽管收购的主体是矿区街道办事处，且其收购的资金是向上面争取来的，但毕竟都是国有资金，像这么大的抉择必须上市长碰头会集体讨论决定。会上，我通报了详细情况，市长们的意见马上分成了三派，大多数认为不合算。这一部分人认为：“当初他们只花了380万，凭什么我们收回来就要花八九百上千万？土地在我们的地盘上，他们又搬不走，人民政府搞进来一个企业很难，要搞死一个企业还不容易？”还有一部分人不发表意见，做老好人。
支持我的人算上我还不到三四个人。老萧毕竟是学金融的博士，清楚这笔交易是不是合算。但他又不能打击一大片，既然是集体、民主决策，就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样一来，谈判就会破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有资产被人家廉价占有50年。老萧非常聪明，他表态说：“反正财政也拿不出这笔钱，既然老崔有信心把这块资源接过来经营好，就全权委托他去谈判、签约。如果能够谈得成，老崔又能够从国家争得来资金把这里盘活也是一件好事！”
老萧一锤定音。经过几轮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老崔和对方以900万元现金成交。
泡泡奶项目的那片土地可没有这么幸运，是被花旗银行用来抵债，还是被人民政府没收，随着其董事长戴成武的被刑拘，一切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