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大多数被造反派称为“国民党残渣余孽”
的“牛鬼蛇神”们，蛰居家中唯恐惹事时，李宗仁又打算像往日一般请客吃饭，把一伙老友邀来相聚。
周恩来，这位以最大能力保护受冲击者、抢救过无数人政治生命的政治家，已经耗尽了体力。
张治中沉默了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是“文化大革命”潮起浪涌的十年，也是他忍辱负重的十年。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取得了既有战场起义又有幕后归来的统战成就，这项成绩曾令敌手胆寒世界震惊。可是眼看和平盛世开始动荡，风暴之下，这些原国民党起义投诚回归人员首先感觉到冬天的气息，他们脚下的土地已在震颤，大地震随时可能到来；而且有些人家已经遭难了——1966年8月，天气异常闷热，狂暴的雷阵雨经常突然降临。全国的政治气候也同这天气一样，风云变幻，令人惊恐不安。
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周恩来深知张治中这个安徽人的脾气，若回到北京碰上“造反”一类事肯定想不通，所以就先派了统战部一位负责干部到北戴河来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革命”——其实，对周恩来来说，“文革”是突然的，他自己也没有思想准备，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风暴的。毛泽东的指示他是坚决执行的，但他按自己的理解，又往往留有余地。在做张治中工作的同时，他给统战部开列了一张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名单上有：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周恩来又指出应予保护者的原则和具体方法，其范围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国务院部长等。在这份名单的末尾，周恩来特为加上李宗仁的名字。
张治中经人一说，才放心回北京。周恩来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一个营部住在他家附近。这一带周围还有许多高级民主人士。战士们身着便服，佩戴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但红卫兵还是进了家。顿时房间里响起了翻箱倒柜声，楼上楼下奔跑声。张治中躺在沙发上，两眼怒视，默不作声。
有人指着张治中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
张治中从没遇到这样粗暴的事，气得脸都发紫，两手打颤，他从沙发上颤抖着站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和梗塞了：“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
周恩来被红卫兵运动搞得彻夜难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没完没了的两派交锋会上，当双方正进行辩论时，周恩来坐在台阶上忙着吃一碗面条算作一顿饭。已经到了凌晨1点，他还在劝说：“我今天坦率地和你们谈一谈，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自由？什么样的大字报你们都可以写。有些人甚至写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当然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我并不在乎。我曾犯过错误，但仅此并不足以判断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南昌起义时，我犯了错误，带部队去打城市而不是开到农村去。但这不是路线错误。我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也犯了错误，然而蒋介石还是要抓我。你能说我是不革命的吗？”
“谁反对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会场上响起了当时时髦的口号。
周恩来朝下按了按手：“我听说你们去抄张治中的家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我们要南下，给宋庆龄贴大字报！”
“这是胡闹！”周恩来一下火了。“孙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我们要去砸邓演达的墓。他反对共产党，走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就是投降！”
“邓演达和廖仲恺等人的墓都要保护。关于邓演达，我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报告中已经说过了，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邓演达从国外回来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错误路线作怪，我们没有理睬他，这不能怪他……”
类似的规劝，周恩来已经说过太多次了。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暴越刮越大。
到了1967年全国揪“叛徒”到了高潮。康生如鱼得水，像往常一样随意地扣帽子：“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是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
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指1942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表现很好，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的一批老干部。
这件事周恩来最清楚，是他委托张治中办的。
那是1945年10月中旬，张治中要到新疆任职。在机场，张治中跟前来送行的周恩来再一次握手。周恩来抬了一下眼眉，郑重其事地说：“文白先生，我祝你一路顺风。我委托你的事情还望早有回音。”
张治中点点头。头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曾亲到他上清寺桂园家里，当面嘱托：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是毛泽东到重庆时提出并写进“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后，务必设法解救出来。新疆情况复杂，回内地路途又很遥远，请派人护送回延安。你到迪化后，请先调查一下几个重要人物如陈潭秋、毛泽民等还在不在。听说他们处境很坏，生活很不好，也请先改善一下。这里头有杨之华，是你认识的。到迪化时可和她联系了解一下情况。邓颖超也对张夫人洪希厚说，这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姐妹，务必请你们多多帮忙。张治中爽快地答应了。周恩来还对随张去新的屈武交代这件事，请他从旁提醒、协助。
飞机已经轰鸣作响。张治中再一次表示：“我要竭尽全力，办好这件事。你们放心！”
张治中到新疆后，经过许多努力，终于将关押在盛世才监狱里的131名中共人员（其中还有小孩）释放并护送回延安。释放这么多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经蒋介石点头。张治中给蒋介石去电，说明当年盛世才扣押的中共人员，主要分子已被处决，留下的人多为一般干部和老弱病残，如能主动释放，于国共和谈、新疆和谈均有利，“放之无足轻重，无害大局”，不放则“为对方制造口实，成为新疆和谈之莫大障碍。”经过几次电报往复，终于得到蒋的允许。张治中怕夜长梦多，遂立即行动。他事先已允许这批人在狱中自由活动，改善伙食，治疗伤病。新疆离内地路途遥远，他怕途中不安全，特别派了很能办事的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张治中还给沿途的负责长官去电，特别是多事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去电，说明放人是经蒋同意的，不要阻挠，同时通知了周恩来，请延安准备接待。这才在1946年7月7日出发，4天后到达陕北。周恩来衷心赞誉这件事：“这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在国共关系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可现在红卫兵将这件事黑白颠倒。
周恩来苦口婆心对他们讲：“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
这几年，周恩来忙于补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同时也要为自己在激烈的政治变动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有权保护更多的人，他就要被拖垮了。
精神上的打击使身板硬朗的张治中已经垮下来了。他整天郁郁不乐，一言不发。1967年国庆，他的病体已经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依然大步流星，朝城下狂热的海洋般的群众挥舞军帽。毛泽东向张治中微笑着点点头。张治中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主席啊，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啊！”
张治中于1969年4月6日去世。此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其设立灵堂，并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他心情沉重地环视四周，看到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想起张治中去世前手头还有一些机密文件，便说道：“这些东西你管理不便，都交给我吧。”
周恩来握住张治中老伴洪希厚的手，叮嘱着：“你如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
以带病之躯护患病之躯
新中国建立之后，傅作义出任水电部长先后达20多年，至1972年才因病恳辞。他总有一种“赎罪”的心情，想多做工作来补救。他常以周恩来说的“活到老、学到老”的名言来策励自己。由于他经常深入工地，再加上他是一个非常注意倾听别人意见的人，这使他对水利工作有了较多的了解。他的许多有关水利的发言和文章，既综合了大家的见解，也包括他本人的构思和看法。所以有一次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钻进去了。”
傅作义对自己总是要求严格的。他出差总是尽量少带人，到了下面视察时也不希望有过多的人陪着，不要排场，不要“浩浩荡荡”，也不要挂“公务车”，和身边几个工作人员合起来有一间包厢就够了。
党中央对傅作义一直很关心。1957年他在山西视察工作途中，严重心脏病突发。周恩来闻讯后，派专机送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前往抢救。回京后，周恩来两次到医院探视。后来，周恩来听说傅作义在病情稳定后，仍坚持到机场迎送外宾，特别指示外交部领导，免去傅部长再去首都机场参加外事活动，以关照他的身体健康。傅作义对此十分感动。1963年8月，河北省广大地区遭遇罕见暴雨，海河水系的几条主要河流同时猛涨，天津城市和南北铁路交通处于洪水的威胁之中。那时正是傅作义第二次发生严重心脏病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出院后不久。他在家里再也坐不住了，每天都给部防汛办打电话，了解汛情。后来无论如何要亲自去天津一趟，实际看看水情工情，慰问抗洪抢险的队伍。部党组同志考虑傅部长的健康情况，一再进行说服劝阻。傅作义自己找了周总理，反映了他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说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恩来便得了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每当工作紧张或过度劳累后就发作心绞痛，并有心律不齐、心动过速等情形。从那时起，他每天吸氧，每日服药四次，他的衣兜里始终装有硝酸甘油的小药瓶。1972年5月，周恩来的常规尿检发现4个红血球，很快升到8个，到了第二年年初，他开始尿血，确认为膀胱癌。但他仍默默地工作着。
“文化大革命”初期，傅作义是上了周恩来定下的“保护名单”的，并建议他去住院或到外地休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保护性安排。傅作义理解总理对他的深切关怀，但他认为对他说来并不必要，他谢绝了。
到了70年代，傅作义的身体每况愈下。周恩来仍是他的精神支柱。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记录了傅作义最后时刻的情景：
1974年4月中旬，宜生已处于弥留之际，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周总理带病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他。当时，我唤醒宜生，告诉他总理来了。他在昏迷中听到总理来了，用了很大的力气睁开眼睛。总理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功。”这时宜生已经不能说话了，听到这诚挚、温暖的话语，他的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
与张治中、傅作义相比，黄琪翔的命运似乎更加惨烈。
连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也认为：他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能做出果断的抉择，回到祖国，这与他过去在政治思想上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启迪和影响是有关的。
1949年8月间，中共同志通知黄琪翔到北平去，并为之准备好了船位。黄琪翔愉快地接受了通知，从香港辗转到了北平。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心情非常激动。周恩来向他表示欢迎。9月21日，黄琪翔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后，他被安排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有一次周总理在北京饭店邀请民主人士谈话，讨论民主党派工作问题，黄琪翔亦被邀参加。周恩来在讲话中建议原与民主党派有关的民主人士可以归队，以利于团结、教育、改造的实际工作。同时，周恩来在和黄琪翔谈话时，也希望他回到农工民主党工作。这以后，黄琪翔就到中国农工民主党工作了。1950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黄琪翔被任命为委员、司法部长。黄琪翔去武汉就任前，周恩来特意请他夫妻俩吃了饭。1954年，大区撤销，黄琪翔调回北京，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在这个期间，他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恩来有时约他夫妇去北京饭店跳舞。跳舞时，周恩来常常问起农工民主党和黄琪翔的情况。有一次美协放映齐白石的纪录影片，周恩来隔着很远看见了郭秀仪，当着许多人，对她大声说：“琪翔好哇！替我问候他！”
可不幸的是，1957年，黄琪翔被错划为“右派”。他精神上为之苦恼，思想上也有些不通，曾向周恩来倾诉过他内心的痛苦。周恩来对他总是给予安慰和鼓励，这才使性格宁折不弯的黄琪翔增添了生活的勇气。
“文革”一来，风暴首先袭击了黄琪翔家。8月底，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黄琪翔夫妇都遭殴打，然后被赶出家门。他们只得搬到中国农工民主党宿舍去住，又受到当时农工党内造反派的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周恩来听说他们搬出原住所以后，便派工作人员到农工党宿舍来看他们，问他们住在这里好不好？有什么困难？
郭秀仪对此已经很感激了，就是有天大的困难，又能说什么呢？她只得说：
“没有什么困难。”
工作人员又对她说：“总理要你好好照顾黄先生，你可以经常陪他出去散散步。”
虽然郭秀仪没提任何要求，但造反派听说总理派人来看他们，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对黄琪翔的态度也有所缓和，允许他做个“走读生”，即早上七点就要到机关，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反省，写检查。晚上十一二点才放出来回家。但每天都得写交代材料，仍然要挨斗、挨打或陪斗。造反派还常来抄黄琪翔的东西。一生追求进步、耿直的黄琪翔实在难以忍受这种长期的精神折磨，考虑再三，还是给周恩来写了信。在造反派的监视下，被专政的对象，要发封信也是要担当很多的风险的；如果被发现，又要加倍地挨斗挨打。当时听说天安门有首长的信箱，就由郭秀仪设法将这封信带出去，从地安门徒步走到天安门，可是哪里也找不到那个“首长信箱”，只好走到邮局，用挂号寄到国务院。郭秀仪还在信封里附了一张给邓颖超的便条，说：“我有封信请您交给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