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肯定听错了。大概是王震同志……”
这天晚上，黄镇回到家中，外交部勤务组打电话告诉他，他还是半信半疑。
直到看到报纸上的名单，这才确信。而被江青一伙定为“耿黄反党集团”的另一个头头耿飚，也当选了中央委员。
5月6日，也就是九大闭幕后的第12天，周恩来专门找耿飚谈话。他说：
“中央决定派你去任阿尔巴尼亚大使，过几天还要派黄镇去法国复任大使。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视。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周恩来、毛泽东的关照
1969年5月19日晚上7点40分，周恩来在国务院小会议厅接见了准备返任的黄镇、宋之光等人。
周恩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朱霖：“你去吗？”
“现在不去。”朱霖回答。实际上她那时还没“解放”，心里有气，不想再出国，再背“臭老婆”的诬称，只求扫大街，扫外交部街。周恩来坐下，埋头看名单，点了几个名，问黄镇：“什么时候走？”
“明天下午。”
“看看天气怎么样？去多少人？”
“和我一起走的3个。”
“只有3个？”周恩来朝前探着身子。
周恩来向在座的人询问其他欧美国家的情况。他听得很认真，眼睛闪闪发光。黄镇发现总理老了许多，似乎脸也变长了，嘴唇向前绷紧，一头黑发现在已经灰白。他的灰色上衣佩戴着那枚刻了“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他又问黄镇：
“驻法使馆现在有多少人搞研究？”
黄镇叹了口气：“现在根本没人搞。”
“一个都没有？有年轻的秘书没有？你这次去带秘书没有？”
“没有。”
“这怎么行！”
军代表插话：运动告一段落后还要去一批。
周恩来脸色凝重：“总得懂点外文，跑去才能搞点调研。外交部这么多会外文的，大胆提一批么，当参赞不行，当三秘、二秘也可以么。”
黄镇说：“现在外交部干部在我们使馆最高是随员。”
一个翻译也说：“而且是管行政事务的。”
周恩来皱了皱眉：“大胆提一批么。光黄镇同志一个人，没有手足也不行。”
他又问黄镇，“你懂法文吗？”
黄镇说：“学了一点，这两年都忘光了。”
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那翻译：“使馆回来的法文好的还有没有？”
那翻译想一想：“有，但有问题。”
周恩来一下火了，语气变重：“都有问题！你有问题没有？”
翻译有些尴尬，低语道：“我法文不好。”
周恩来又询问总参的王新亭：“武官会不会外文？”
王新亭摇摇头，说不会。
周恩来手臂抬了一下：“也规定一条，你们不懂外文的不派出去，尽带翻译不行。不是还有一个什么翻译队吗，在干什么？我看从年轻人中提一批，从三秘当起，搞研究工作，文化革命后政治提高了么，馆长带头搞调研么。政治挂帅，不是不学外文，主席那么高龄还学外文。”他问了几个负责干部的年龄后，那浓眉又紧皱了一下：“怎么都那么大。外交部要规定一下，某个岁数以下的每人学一国外文，不能说，至少要能看报。50岁以下统统要学，50岁以上的自由一点。
能看也是好的。这也是革命化的条件之一。这是工具么，美国学外文的有一大批。”
黄镇补充了一句：“法国也不少。”
周恩来喝了口水，吃了两片药，赞同说：“就是嘛。人家学外文要和我们打交道，我们倒不学外文！”他用下巴点点黄镇：“你提提问题吧。”
黄镇向总理请示了一系列外交方面的具体问题，总理一一作了明确指示。黄镇心里有底了。每次赴任，总理总像一个兄长左嘱咐右嘱咐，他知道将在外领受“君”命的困难，所以每次话不厌细。很自然，此时此刻，黄镇又想起他的另一位领导——陈毅，他被剥夺外长职权而变成了“革命对象”，已经去了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蹲点”……黄镇问道：“如果外面人问到陈总，是否按礼宾司答复外宾的说法：有病？”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周恩来眨动着湿润的眼睛，问朱霖：“朱霖同志学法文没有？”
朱霖回答：“学了一点点，现在忘了。在学校时学了点英文。”
周恩来说：“那你还是搞英文，不要丢。”
周恩来又就宋之光提出的使馆内部的任务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然后抬腕看看表：9点20分：“就说这些吧，我要到中央开会去了，现在是天天搞到东方红。”
周恩来站起来，负过伤的右臂贴在肋间，比以前显得更僵硬。他微笑着向其他人点头，特别又和黄镇、宋之光等几个准备返馆的人员握了手。
朱霖一直到10月才返馆。在此之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和在国内的大使夫妇开会，朱霖也去了。她一进门，看见总理坐在中间，部长、副部长坐在前面，她就往后面一坐。这时看见总理指着一位头发花白的女同志说：“同志，你怎么样？到前边来。”那位女同志是驻罗马尼亚大使柯柏年原来的爱人，在新华社工作。一听总理叫她，她站起来，走到总理跟前，掩面哭泣起来。总理安慰她：“别哭了，可能受了什么委屈吧！”他一抬头，看见朱霖坐在后面，就大声招呼着：“朱霖怎么不坐到前面来？”
一刹那间，心里所有的不解、哀怨和委屈都齐涌心头，连她自己都无法解释怎么会伤心到如此地步。看见前面的一幕她就想哭，一直憋着气忍着，眼泪往喉咙里咽。她摇摇头不愿前去。
总理还在喊。乔冠华过来硬把朱霖拉到前排。
“你就不能坐到前面来吗？”周恩来叹了口气。接着说，“你解放出来了，快走了吧？有什么意见？”
朱霖直言直语：“1950年总理说过，男女外交干部同工同酬、同工同名，现在并没有很好地执行，外交部的女干部有意见。”
周恩来问：“你现在干什么？”
朱霖回答：“对内参赞。”
周恩来又问：“那为什么不能对外呢？”
朱霖：“我水平不高，做对内工作比较合适。”
外交部干部司的许寒冰站起来向总理解释：“现在已改任对外参赞，正在办手续，还没有通知朱霖同志本人。”
周恩来笑了笑说：“噢，你是做干部工作的。”又指了指朱霖对许寒冰说。
朱霖再也忍不住了，泪珠成串地涌出来。
临走前，邓颖超又找了朱霖。她约了许寒冰一道去。邓颖超拉着她的手，安慰她：“要革命，不能有怨气呀。”朱霖羞愧地笑了。她想起1968年，情况最紧张的时候，邓大姐曾赶到家里来，当时只有耿飚的爱人赵兰香和她在家，邓大姐本想了解些真实情况，但她俩觉得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坏话，挨批斗的事一字没露。当时两家各住3间房，只好在卧室接待她，7个孩子住的那间房都没敢给她看，回想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
1971年11月，黄镇被国内紧急电召回国，原是要他代表中国去联合国发言的，中国刚刚在联大恢复了合法席位。然而，在他回到国内待命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代表团已有了新的人选。
黄镇暂时在家休息。
他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吴杰副院长对他说：“有领导同志问起你，说你这么胖怎能没有心脏病，虽然现在查不出来，还是戴上心脏病的帽子吧。”
他无所谓。
后来，连周恩来也问他：“黄镇，你心脏病怎么样？”
他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多少岁了？”
“六十多了。”
周恩来点点头，若有所思：“过了六十，心脏一点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我看你的气色不错么。我老了，我该见马克思了……”
周恩来拍拍黄镇的背后，凄楚地笑了笑。这时黄镇觉得自己的心口一紧，眼窝发热。
“九一三事件”后，黄镇还和刘新权一道去探望病中的陈毅元帅。陈毅在病床上说起“九一三事件”后，他举起了茅台酒说：“伟大的胜利！”黄镇永远忘不了陈毅脸上突然呈现的红光，和那细眯的眼睛里，一半含着轻蔑，一半含着微笑。两个月之后，陈毅与世长辞。
11月8日晚上8时，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谈代表团走前的一些具体问题，由周恩来总理主持，黄镇也参加了。毛泽东掐掉烟，强调：“送代表团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毛泽东用双眼搜索着，探询的目光落到了黄镇身上。
“国外反映怎样？（指林彪事）”毛泽东问道。
“各种反映很多。”黄镇把法国各界的反映简要说了一遍。
毛泽东脸上掠过一丝痛苦而又自豪的表情，他发白的脸色暂时显得年轻了。
他把脸转向周恩来：“让他们看那个文件。”（指揭露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东方烟草给室内增添了一种香喷喷、甜丝丝的味道。
毛泽东继续谈着，脸上露出意志坚强、踌躇满志的神色。在法国有不少毛泽东的崇拜者。黄镇想起一位华侨曾画了一幅一人高的毛主席油画像送到使馆，画中的毛泽东，穿着法国当时流行的短大衣，足蹬长统皮靴，他们还非要把画挂在使馆大厅里不可。那位华侨要是亲眼见一下毛主席就好了。
毛泽东深邃的目光又一次缓缓掠过黄镇的面庞，眼睛里像是蒙上了一层泪水，他问道：“听说你不愿当那个大使，想回来？”
“快8年了。”黄镇回答。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他。1964年，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访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毅聚集一堂，准备会见阿尤布。客人来到之前，毛泽东专门提到黄镇：“黄镇同志是个好干部，善于搞调查研究，他写回来的报告我爱看。
将来可到省里工作，使他有机会得到全面的锻炼。”黄镇工作太专一，因而常常失去晋升的机会。
这次毛泽东又表示了同情。他的一双眼睛依然保持着领袖所特有的那种敏锐，并且能捉摸其他人所不能发觉的东西。显然他也听到了某些风言。正像黄镇本人所察觉到的那样，大使馆的面貌和它整个日常生活的特殊性，多半是大使本人造成的。他能运用他在从事文化和军事工作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把繁琐乏味的日常外交事务和创造性的劳动结合起来，却无权也无力改变“文革”所充斥在使馆的“左”倾空气。他想远离那只把人颠簸得疲惫了的船……11月11日，他去机场为代表团送行。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各部领导都到了，群众也有两千多人。记者、花束、闪光灯。黄镇不爱抛头露面，一面随着人流往前走，一面放慢脚步，落到后头。这时一只手推了一下他的背。他回头一看是总理。
总理嗔怪地：“你怎么不往前去？”
黄镇笑笑：“人多……”
周恩来把他往前推：“人再多你也应该到前面去！我们重返联合国，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没有你在法国同十几个国家谈判建交，为我们举手的人会少掉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