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电视歌赛有感
今年夏天来得早，刚一进入六月，就已经暑热难当。到了夜晚，没有风，楼内闷热。开空调又经常断电，倒造成心理负担，反不如忍受酷暑，出一身汗更痛快。这时什么事情也不想干，闲坐着又觉得太无聊，只好守在电视机前。可是，可人意的节目又不多，就胡乱地调频道，最后定格在中央三套上——青年歌手大奖赛。观看这样的节目，不必走脑子，且愉悦耳目，自有一番轻松在。
然而，习惯了思索，总是难自抑。碰巧这次大奖赛，真正好听的歌不多，真正优秀的歌手也很少，就又不知不觉地想起事来。想什么呢？当然是与大奖赛有关的事。
之一：“公开，公正，公平”这六个响亮大字，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口号，更不是哪一次评奖活动的专利权，说句不中听的话，很像“3·15”的打假电话号码，谁都可以用来说明自己正派。但是谁能真正做到三“公”，谁来监督评奖的三“公”，这就很难有谁说得清楚了。遇到操纵老手，连选举都能左右，何况这类评奖。这次的歌手大奖赛倒做得不错，专门成立个大赛监审组，这就多少能起到些监督作用，而且能够转达观众质询。事实证明还是有效果的。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评委们在回答观众提问时，有的面对冷门的尴尬问题，脸上不时露出的难色表明，他们的内心是不怎么平静的，起码会提醒自己要认真对待。假如我们别的评奖活动，乃至别的活动和别的工作，都有这样的及时监督组织，违纪违法的事情说不定就会少。
之二：歌手大奖赛设场外评委点评，这种做法不错，在业务补充和气氛烘托方面，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只是目的性不够明确，有点儿随便闲聊的味道。以我的想法和看法，如果把评委点评重点，放在对演唱技术与歌曲艺术这两方面得失的分析上，不仅对歌手演唱有帮助，而且还会提高观众欣赏水平，通过大奖赛普及美育教育，就会增加大奖赛的新效益。譬如，同样一种唱法的几位歌手，有的得分高，有的得分低，而在观众听来都差不多，其中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如若评委给予及时点评，观众在对比中领悟了真谛，就会自然而然地长见识。再譬如，有的歌手的综合素质不高，连常识性的问题都回答不出，如果评委在点评时，适当地指点读哪类书，对一般的观众也会有帮助。总之，现场点评很需要，点评侧重长知识，会增加大奖赛的吸引力。
之三：主持人在介绍评委时，介绍身份和业务基本情况，譬如，声乐教授、歌唱家、作曲家、词作家、音乐人等等，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可以让观众知道评委资格。但是在介绍到个别人时，又加上了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类颇具官员色彩的头衔，我总觉得这倒大可不必。加上这些头衔的结果，既不能使他们增加业务含金量，又不能使他们得到更多尊敬，闹不好反而会引起负面效果。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凡是名人、准名人或有官位的人，弄上几个十几个社会闲职，要上几个自以为增荣的头衔，只要有办法可想并不是什么难事。在这纯专业的歌手大奖赛上，何必非要显摆这些呢？当然，这类事不仅出现在这次歌赛上，在别的行业的业务活动中，同样有人刻意制造这种情况，用来表示其官员至上的效果。
之四：自从文艺界开始评定职称以来，我就发现了一个不解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国家级”称谓。先是一些作家的名片上，印着“国家一级作家”，后来是在开会时介绍，某某是“国家一级演员”，这次的大奖赛介绍评委时，更是凭借大众媒体传播，某某人是“国家一级演员”。这就怪了，难道还有“地方级”吗？说来凑巧，本人曾有幸几次忝列中国作家协会职称评委，参评的对象大都是一、二级作家，其中既有中央单位的也有省市单位的，怎么就未听到有所谓“国家级”一说呢。如果此种说法成立，并被有关部门确认，总应该会有统一规定吧。可是我们却未见过“国家级”——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编审、译审、教练，等等。如果这属于自我标榜，歌手大奖赛公开来宣扬，恐怕就要助长此风了。
在这样炎热的夏天，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观看歌手大奖赛时，从中知道一些人情事理，总还算没有白白浪费时光。至于歌曲好听与否，歌手技艺优劣与否，就不是我能关注的了。只希望这个被人瞩目的赛事，今后办得一届更比一届好，给老百姓多点儿悠闲和欢乐。
2000年6月23日
谁让评论家寒了心
如果把作家比做球员，那么，评论家就是场外指导，正是因为有了这二“家”的合作，我们的文学事业才得已发展。只要不是没良心的作家，即使他的成就达到了相当高度，他也会承认写作初期，评论家对他的扶持和帮助。同样，只有评论家认真地做学问，他们的业绩才会得到承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二“家”的互相促进，很难想象文学事业会怎么样。
令人感到吃惊和遗憾的是，有两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最近正式宣布告别评论。我听后很有些惋惜和不解。这二位评论家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的评论文章都写得非常好，而且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随笔，在当今属于那种受人尊重的评论家。有着如此成绩的评论家，怎么会断然退出评论界呢？起初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仔细地想了想，他们的退出并非一时冲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们中的一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及同是评论家的某人，多年来根本不阅读作品，却又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研讨会，发言时，既没有对作品的分析，又没有对作品的评论，胡扯一通拿些所谓的车马费走人。富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评论家，当然不肯与这样的人为伍，可是又没有办法扭转这种不良情况，只好无奈地告别本该庄严的评论界，我想，这应该是这位评论家告别的原因。
他们中的另一位评论家，恰好前不久跟我同去开会，当我跟他说起评论的事情，他坦诚地对我说：“我把所有的评论书籍，全都送给了别人，下决心不再搞评论了。”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坚决呢？接着他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位评论家要写一位老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这位评论家找到这位老作家，这位老作家说，你要写可以，就照某某文章那样写。这位老作家说的某某文章，全篇充满了溢美之词，根本不是对作品进行认真分析。
我认识的这两位评论家，是不是出于上边的各自原因，金盆洗手不再搞评论了，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们的文章和话语中推断，大概跟这些事不无关系。
文学评论工作是件非常严肃的事业，评论的准确与否，评论的健康与否，都对文学创作有着直接影响。如果我们的评论家，都像前边说到的那位那样，根本不花大力气读作品，参加研讨会说千篇一律的话，这样的评论家的确可有可无，真正的评论家当然不肯同流合污。反之，如果我们的作家，不是通过别人的评论，认识自己作品的不足，而是把评论家当吹鼓手，这不仅是对评论家的不敬，同样也是对自己的亵渎。这种不尊重评论家独立人格的做法，真正有水平有见地的评论家，又有几个能欣然接受呢？正是因为有这样两种情况存在，使不少的评论家感到寒心，以至于有些可以自己写作的人，无奈地操笔写作散文随笔，我就有不少评论家的这类赠书。
评论家告别评论界，这绝不是好现象，可是又没办法留住他们，只好放他们一把，让他们在新的天地里施展才能。不过这件事情却应该引起人们思索。难道断然宣布不再搞评论的评论家，仅仅只是我的这两位朋友吗？是不是还有些不曾宣布，却已经不再搞评论的呢，我想一定还会有这样的评论家。
1997年8月22日
黄金有价书“无价”
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这几天下雪路滑，不便走出户外，愣待在家里，却又无事好干，就随手整理书架。忽然发现一本小书，是鲁迅先生的《野草》。这本定价两角钱的62页的书，使我感到无比亲切，而且也异常的兴奋，如同见到了一位久违的老朋友。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除因书中收入了先生的散文名篇，同时还因为这本书页码、定价的合理，在今天似乎再难以寻觅到。
翻看这本书的版权页，系1973年由人文社出版，距今已经25个年头。别看时光流淌了25年，在绵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翻腾的浪花，但是在一个国家，有时会发生不小的变化。这25年在我们国家，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突破性的，图书出版事业尤其明显。倘若用前后两个25年，类比同样的一件事情，显然缺乏某些合理性；但是它的有些具体做法，却又反映出时代的特征，还是有一定的参照值。比如，图书的价格就是如此。 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那会儿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图书的定价也有严格规定，出版社大都不敢胡来乱定。所以，像我这样喜欢读点儿书的人，尽管当时工资收入不高，每月积攒点儿钱买些书，手头也并不觉得怎样紧巴，有不少的书就是那时买的。这本《野草》也购自那个年代，如今成了昔日读书生活的纪念，跟今天图书定价普遍偏高，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看到这本书也就会有所感有所思。
当然，现在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具有一定商品属性的图书，定价再像过去那么低，的确也不怎么合理，开放定价正是适应市场。因为出版社都是企业管理，图书印费、稿酬、税费、人员工资等开销，都要算入图书成本，这就必然要打在书价里。如今的读者想不接受已无可能，只要你购书你就得咬牙承担，这就叫做“想买没商量”。谁让你喜欢书呢？
这样一直居高不下的书价，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在精神上无疑会构成威胁。有不少的朋友无可奈何地说：“这会儿的书价，简直贵得没边儿了，黄金再贵，总还有个准价钱。图书每本都这么贵，到底凭什么呢？”所以每次的特价书市，就如同读书人的节日，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购，连平日的滞销书，这会儿都会吃香起来。这说明人们是多么渴望知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昂贵的书价已使人们饥不择食。
那么，这种图书高定价的情况，是不是就没办法改变了呢？我以为还不能这样说。细心的读者只要留意一下，就不难从新闻媒体上发现，当某些出版社宣传他们的业绩时，总是忘不了炫耀自己的利润，岂不知这高利润中的不合理部分，不正是对读者负担的加重吗？倘若出版社能从读者的利益着想，不完全把眼睛盯在钱上，也考虑图书的知识功能，就会合情合理地计算书价，以及出版些类似《野草》这样的书。像现在这样一味地出版厚书，无标准地随意标定书价，对出版社的经营思想，读者不能不产生一定的怀疑。
出版社的老总们应该明白，在当前的中国，真正想坐下来读书的人，大都没有多少钱；而真正有钱的人，却又没有时间和兴趣读书。从读书人身上刮金沙铸元宝，再有本事这么做也不是正路。图书毕竟不是黄金，既然黄金都有标准定价，图书的成本和定价，又有什么理由“无（标准）价”呢？
1998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