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东京审判
1945年12月16日，苏、美、英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根据《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颁布了关于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
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州最高法院院长韦伯爵士为东京法庭审判长，任命美国大律师约瑟夫·季楠为首席检察官（检察长）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向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发出通知。要求各国尽快派出参加东京法庭的法官和检察官。提出甲级和乙丙级战犯名单。还特别讲明，如果届时不派出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将如期举行单独审判。
严惩日本战犯是中国人民的强烈呼声。早在1942年就成立了调查战争罪证的机构，1943年成立“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1945年12月成立战争罪犯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战犯问题。
中国政府接到驻日盟军总部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选派去东京参加审判的司法人员。两部官员立刻从全国范围内挑选精英，组成比较整齐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阵容。
派往东京的法官和检察官是两个最重人选，结果选定42岁的梅汝璈博士为中国法官，他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选定向哲浚为中国派驻东京法庭的检察官，他当时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
为加强法官、检察官力量，中国政府又派法律专家倪征噢为首席顾问。上海著名律师鄂森、桂裕为顾问，精通日语的吴学义、周锡卿为翻译，法律专家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和历史学家刘子健为梅汝璈和向哲浚的秘书助理。后来，又增加了张培基、高文彬、刘继盛等翻译。
中国参加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人员于1946年春来到了东京。
参加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各国法官到齐后，大家首先最为关注的是法庭上座位的排列顺序。在任何国际场合，各国代表的座位排列顺序乃是关系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荣誉的大事。
军事法庭的庭长，已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韦伯法官担任。庭长之外还有美、中、英、加、法、新、荷、印、菲的十国法官。庭长当然居中坐，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由哪国法官坐，十分令人关注。坐在庭长之左右手，不仅可以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掌握庭审动向，更重要的是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
在讨论中，各国法官各执一词，展开了争论。诸同盟国中，中国是受日本侵略之害最严重的国家，但国力最弱。弱国无外交。其他国家本来都轻视中国，尤其是英国、荷兰都试图将座次排在中国前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法官梅汝璈义正词严，当仁不让。他说：“要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要请示中国政府。”
梅汝璈的头一句话就让人吃惊，若法官们各自请示本国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眉目来。望着同事们惊讶的神色，梅汝璈接着说：“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说到这里他略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人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梅汝璈话音未落，各国法官已忍俊不禁。庭长韦伯笑着说：“你的建议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梅汝璈回答说：“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座，那还是按体重排好。这样纵使我被置末座亦心安理得，并可以此对我的国家有所交代。一旦认为我坐在边上不合适，可以调派另一名比我肥胖的来替换我呀。”这个回答引得法官们大笑。
面对满场笑声，韦伯不失风趣地说：“梅先生真会说话，是法官又是幽默大师。”他看了看表，把话题转向别的事项。而梅汝璈认为，包括英国在内的那几个西方国家的法官未曾再作争辩，座次问题似已解决了。但庭长韦伯仍未最后拍板。
等到开庭前一天预演时，11名法官着装整齐准备出场。殊不料庭长竟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决定坚决抗议，并随即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既然我的按受降签字国排列座次的建议在同人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韦伯就英国排在第二位作解释道：“因为美英法官对美英法律程序熟识一些。他们居中坐在一起纯粹是为了庭审上的便利着想。”然后他提高了声音，以显示下面这句话的重要，企图压梅汝璈就范：“这本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定。”
梅汝璈莞尔一笑：“尊敬的庭长先生，有一点必须明白。这是国际法庭，不是美英法庭。我看不出有美英法官居中的必要！”
“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于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韦伯用话施加压力。
“我不相信我的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梅汝璈据理力争，“中国是为打败日本作出最大牺牲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上，它应有的席位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本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断乎难以接受！”
梅汝璈义正理直地坚持，使韦伯的口气软了下来：“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至于明天正式开庭的安排，今晚可以开个会再作一番商讨。”
梅汝璈摇头拒绝：“预演虽是临时性和非正式的，但已有许多记者与摄影师在场，一见报岂非既成事实？唯一的方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不然，我只有公开声明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他说着又一次脱下了法官袍。
韦伯无以应对，只得同意就梅汝璈的按受降签字顺序排座进行表决。诚如梅汝璈所料的获得顺利通过。
1946年5月3日上午，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开庭前韦伯向法官们宣布：最高统帅部已经同意，我们以后行列和席位的顺序，就照昨天预演时的次序进行排列。
随着法庭执行官朗声高唱“全体起立，法官入座”，庭长韦伯在前，10名法官依次随后，梅汝璈紧跟着美国法官，落落大方地坐在了庭长左边的第二把交椅上。
中国法官梅汝璈以其机敏与胆略，在谈笑风生中占据了主动地位，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折服了对手，为祖国争得了应有的座次。这是中国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审前赢得的一次胜利。
1946年5月1日，东京市合谷区，原日本陆军部大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议室。
澳大利亚法官、审判长威廉·韦伯爵士，美国检察官、检察长季楠共同召集全体法官、检察官联席会议。议题是讨论对几名主要战犯的主审工作进行分工问题。
中国法官梅汝璈身穿崭新的法官服威严地坐在审判席中间。他右边是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著名律师韦伯爵士，左边是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
韦伯：“从1945年9月11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8人被宣布为甲级战争嫌疑犯后，前陆军大臣荒真夫等11人，黎本宫等52人，前首相近卫文磨和内大臣木户幸一等9人也都相继被指定为甲级战争嫌疑犯。到1945年12月中旬，盟军最高统帅部共指定了110名前日本领导人为甲级嫌疑犯。其中除前首相近卫文磨、前厚生大臣小泉亲彦、前文部大臣桥田邦彦、前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自杀身亡和日本天皇裕仁被盟军总部从战犯名单中勾销外，其余均被盟军一一拘捕，收审在东京巢鸭监狱。就是说这些人就是本法庭要进行审判的嫌疑犯。由于人数较多，需分批进行。今天要讨论法庭第一批起诉的28名甲级嫌疑犯中，尤以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大川周明和广田弘毅这几名被告最难对付。为此，法庭拟将这几名战犯的主审工作进行具体分工。请各位各抒己见。”
美国法官克莱墨尔抢先发言：“我们美国只承担对偷袭珍珠港有罪责的东条英机的主审……”
英国法官维特里克表示：“庭长先生，我们也只能追究残酷迫害战俘的木村兵太郎……”
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说：“我们要清算坂垣征四郎先后两次进攻苏联的罪行。”
季楠检察长：“我提醒各位，还有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和广田弘毅、大川周明等罪犯，特别是那个号称‘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贤二，可是相当难对付的！”
此刻众法官、检察官们都面面相觑，面露难色，会场一时沉默起来。
季楠检察长见状，担心地摇了摇头。
韦伯审判长扫视了全场后，便向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征询道：“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
“审判长、检察长！”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同时站起来，向韦伯和季楠各交了一份申请书。
梅汝璈情真意切地说：“为了伸张正义、昭示公理，我们特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郑重提出，要求担当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武藤章和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的主审法官和检察官！”
“怎么？”季楠检察官伸手接过申请书：“你们中国法官要担当这7名甲级战犯的主审？”
梅汝璈和向哲浚同时点了点头。
季楠检察长：“这可是一起伸张正义、严惩国际战犯的重大案件！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必须查得清清楚楚，罪证也必须千真万确啊！”
梅汝璈态度十分坚决地说：“审判长、检察长！我们深知案件的巨大和罪犯的狡诈。但作为一个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国家的法官，我们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坚信：这帮战争元凶，既在法律的掌握之中，他们就必然逃脱不了正义和公道的严厉制裁！”
韦伯听了，不由赞叹道：“真了不起！”看了季楠一眼：“既然中国法官自告奋勇，就将这7名战犯的主审和起诉，交给他们吧！”
5月2日上午9时，东京巢鸭监狱。盟军最高统帅部宪兵队长坎瓦兹中校，奉季楠检察长命令，挑选几十名膀大腰粗的美国宪兵，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和广田弘毅等26名甲级战犯从牢房中提出，列队带到监狱尽头的一间大办公室内。
战犯们站好队形，坎瓦兹中校清点完毕后，向季楠检察长立正报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批逮捕起诉日本战犯28名，因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两名被告尚在押解途中，今天实到被告26名。
季楠检察长大步走向讲台，威风凛凛地庄严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业已将你们列为甲级战犯提起公诉，并已决定于1946年5月3日开庭审判。决定起诉的28名被告是：
东条英机，1931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7月任陆军大臣兼满洲事务局总裁，1941年10月任内阁首相，并先后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外务大臣和参谋总长等职。是策划“九一八”事变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元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等战犯和法西斯头子。
平沼骐一郎，1939年任总理大臣，1941年任无任所大臣，1945年任枢密院议长。是最隐蔽的法西斯组织“国本社”的领导人，被公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
广田弘毅，1936年到1937年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1945年任内阁参议，对发动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
小矶国昭，1939年至1940年任拓务大臣，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任总理大臣。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最积极的推行者之一。
荒木贞夫，1931年至1934年任陆军大臣，1938年至1939年任文部大臣，1940年至1945年任内阁参议。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集团公认的“思想家”和反苏战争的煽动者和组织者。
土肥原贤二，1931年至1940年任沈阳警备司令官、高级指挥官，1941年任航空总监，1940年至1943年任军事参议官，1944年任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的日本第7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任军事训练总监。日本法西斯间谍头子，是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坂垣征四郎，1934年至1936年，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38年至1939年任陆军大臣，1939年9月至1941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1941年至1945年任朝鲜日军司令官。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主要干将。
梅津美治郎，1936年至1938年任陆军省次官，1939年至1944年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1945年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是日本军阀极端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表。
畑俊六，1939年任军事参议官，1939年至1940年任陆军大臣，1940年至1944年任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积极推行者。
木村兵太郎，1940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41年至1944年任陆军省次官，1945年任侵略缅甸日军司令官，是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干将。
松井石根，1931年至1932年任参谋本部谍报处处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7年至1938年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1938年至1940年任内阁参议官，1944年起任“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南次郎，1931年任陆军大臣，1932年至1942年任朝鲜总督，1942年至1945年任枢密院议员，“大日本政治会”总裁。曾积极参加了侵略中国东北和华北的罪恶活动，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老牌首领之一。
武藤章，1939年至1942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3年至1945年期间，历任驻苏门答腊与菲律宾日本占领军的高级指挥官。是东条侵略计划的积极推行者。
佐藤贤了，1942年至1944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是东条英机的高级军事顾问。
永野修身，1930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33年任军事参议官，1936年至1937年任海军大臣，1937年起任联合舰队总司令，1941年至1944年任海军参谋总长，1944年任御前海军事务参议官。积极参与了对华和太平洋战争的罪恶活动。
冈敬纯，1940年至1943年历任海军总务局长和军务局长，1944年任海军次官，1944年起任朝鲜海军基地司令官。是太平洋战争计划的积极执行者。
岛田繁太郎，1935年至1937年任海军参谋本部参谋长，1937年至1940年任舰队司令官，1941年任海军大臣，1944年起任军事参议官和海军参谋长，是积极参与和推行侵略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松冈洋右，1935年至1939年任南满铁道会社总裁，1940年任内阁参议员，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任外务大臣，是日本侵略扩张外交路线的积极推行者，是德意日法西斯军事同盟的主要组织者。
大岛浩，1936年至1938年任驻柏林武官，1939年至1945年任驻柏林大使。是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同盟的积极执行者。
白乌敏夫，1936年至1939年任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大使，1939年任驻罗马大使，1940年至1945年任外务省顾问。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积极执行者。
重光葵，1931年任驻中国公使，1933年至1936年任外务省次官，1936年至193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38年至1941年任驻伦敦大使，1941年至1943年任驻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大使，1943年至1945年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策划者和推行者。
东乡茂德，1937年任驻柏林大使 ，193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1941年至1942年任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1945年4月任外务大臣兼“大东亚”事务大臣。是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线的策划者和推行者。
贺屋兴宣，1937年至1938年以及1941年至1944年任大藏大臣，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是日本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铃木贞一，1938年至1941年任内阁“兴亚院”总裁，1941年至1943年任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大臣，1943年至1945年任内阁参议官，“大政翼选会”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对外侵略扩张活动。
星野直树，1934年至1936年任伪满洲国财政部次长，1937年至1940年任内阁总务局局长，1940年至1941年任日本企划院总裁，1941年至1944年任日本副总理大臣，1944年12月任日本大藏省顾问。是统治、奴役、掠夺中国东北三省的主要罪魁之一。
桥本欣五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大政翼赞会”组织人之一，法西斯青年机关报《太阳大日本》杂志的发行人兼主编。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家”，青年法西斯运动的组织者。
大川周明，1926年起任南满铁道会社“东亚研究所”所长。积极鼓吹侵华，是日本种族主义理论的主要的倡导者。
木户幸一，1937年任文部大臣，1938年任厚生大臣，1939年后任宫内大臣兼天皇枢密顾问。对起用东条任首相扩大侵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外务省参事官当场把季楠讲话译成日文，战犯们听了，一个个脸上顿时惊恐万状，额头沁出冷汗。
检察局官员按被告顺序叫号点名，将起诉书副本分别交给被告本人。
这时，只听“扑腾”一声，只见法西斯评论家、战犯大川周明突然昏倒在地，口吐白沫，痉挛不止。
坎瓦兹中校立即过来，指挥维持秩序的美国宪兵将大川周明抬走抢救。
季楠检察长将手一挥，坎瓦兹中校带领宪兵将25名各自拿着自己那份起诉书的被告再次排成两列，押回牢房。
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大厅。法庭第一次开庭。
上午10时，澳大利亚法官、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威廉·韦伯爵士、美国法官克莱墨尔将军、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英国法官维特里克爵士、苏联法官柴杨诺夫将军、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大律师、法国法官柏奈尔学士、荷兰法官罗村教授、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律师、印度法官巴尔博士、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教授身着崭新的法袍，迎着11国国旗鱼贯而入预备会议室。
接着美国第8军军长艾克尔伯格中将和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同时出现在来宾席上。然后，辩护律师团入庭坐到辩护席上。
11时15分，美国检察官、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季楠、中国检察官向哲浚、英国检察官科明斯—卡尔、苏联检察官高隆斯基、澳大利亚检察官曼菲斯尔德、加拿大检察官诺兰、荷兰检察官穆尔德尔、新西兰检察官奎廉、印度检察官梅农、菲律宾检察官罗伯茨11名检察官进入审判厅，在辩护团对面检察官席入座。
11时30分，法庭宪兵队长坎瓦兹中校率领美国宪兵押解28名被告从右边入口处进场，依次坐到了法官对面的被告席上。
11时4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执行官美塔大尉当厅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开始，将审理起诉于本法庭的任何案件！”
厅内全体人员肃立，将目光一齐投向正中的法官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率领10名法官精神抖擞地分别坐在正中的审判席上。
韦伯庭长大步走到麦克风前，庄重宣读开庭词：“今天集合在这个法庭之前，我们既无恐惧，也无所仗恃，更不敢有感情上的偏私。因为我们曾签署共同宣言，必须遵守法理，进行公平审判。
“像这次重要的刑事诉讼，在世界上空前未有。因为这次被控告出厅受审的各被告，都不是平凡人物，不是县长、州长之类的小小地方官员。而是包括了以前的日本首相、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及王公大臣。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曾扭转日本的国运……
“这次审判的最大任务，就是在事实与法理两者之间，保持虚心、坦诚、公正的态度……本法庭所拟定的条例，就是督促我们进行公正而迅速的审判。因此，我们对于各被告，将以尽量大的努力做到公正迅速的审判为宗旨……”
开庭词宣读完毕，韦伯庭长宣布：“现在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向本庭提起公诉！”
检察长季楠从公诉席上站起身来，朗声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宣布，当庭公布起诉书！”
法庭执行官美塔大尉拿着一大摞文件，站在麦克风前，以标准的英语朗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
日本外务省两名参事官，把美塔大尉的起诉原文当庭译成日语。
控告全体被告，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或同盟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