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的精神实在的构建——试评罗竹风同志的宗教学研究
罗竹风同志逝世好几个月了，但他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和杂文家的风范常留在我们心间。我们回忆起罗老生前广泛的学术业绩时，常常为失去一位良师、一名导引、一棵遮阴的“大树”而痛惜。
许多人知道罗老青年时代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知道罗老参加革命后先后担任过政委、宣传部长、报社社长、大学军代表、教务长等职，因此，罗老成为语言学家、出版家和杂文家是理所当然的。但许多人不知道罗老怎么会和宗教有缘，怎么会成为一位宗教家，也不清楚罗老在宗教学领域中的建树和贡献。笔者在罗老生前的十余年间参与了罗老主持的多项宗教研究工作，多次听到他的教诲。本文试对罗老的宗教学研究的贡献作一评述，以表达对罗老怀念之情。
罗竹风同志和宗教及宗教学
罗竹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信仰宗教。罗老和宗教的“缘”是在建国以后从山东大学调到上海、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及上海市人委担任宗教事务处领导工作时结下的。罗老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直接参加了当年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徒中轰轰烈烈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领导了杭州灵隐寺的修复工作及上海玉佛寺的恢复开放工作。一些宗教界的老前辈见到罗老时，常常亲热地称呼他为“老局长”，就是这个道理。
1958年起，罗老负责《辞海》的修订工作，先后任《辞海》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并主持《辞海》宗教学科的编写和修订。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辞书编写要求，提出宗教条目要写得客观和公正，让非宗教徒不感到宣传宗教，让宗教徒不感到批判宗教；并同时组织宗教界的有识之士也参加《辞海》宗教条目的编写工作。这在当时日趋“左”倾的社会环境中，实在难得。
改革开放以后，罗老重新走上工作岗位。1978年，当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部《宗教辞典》时，罗老就给予了关心和支持。以后，他又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全国宗教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工作；亲自筹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出任名誉所长；筹建上海市宗教学会，连任四届会长；在中国宗教学会成立时，又出任副会长和顾问等职。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时，罗老出任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自1980年起，历时八年，一部165万字的《宗教》卷终于问世，使中国宗教学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在十余年间，罗老还组织上海、南京等地的宗教研究人员，主编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人·社会·宗教》、《宗教学概论》、《宗教通史简编》、《宗教经籍选编》等著作；为《道藏要籍选刊》、《上海宗教史》、《中国宗教名胜事典》等书作序；先后发表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体系》、《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研究》等宗教学文章十余篇，为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体系构建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这样说，中国宗教学研究经过短短十余年就能有今天的规模能够跻身于世界宗教学之林并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罗竹风同志功不可没。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研究的奠基人
1981年，在筹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市宗教学会时，罗老提出建所和建会的首要目的是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问题。他明确指出：“我认为从实际出发，联系中国的现状，研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宗教问题，是当务之急，也是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急迫任务。”《宗教研究文集》，第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市宗教学会联合编印，1983年。熟知罗老有行文讲究遣词造句习惯的人都知道，在这短短几句话中罗老用了两个“急”字，可知这项研究在罗老的心目中确实是急而又急的大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由于当时在宗教工作领域中仍流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定义，因此宗教工作清理“左”倾错误困难重重。罗竹风同志以他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指出“必须反‘左’，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1984年底，罗老在宗教学会年会上提到，我们党对待宗教问题在“1957年后，普遍滋长了‘左’的倾向，不是说1957年以前没有，但1957年以后比较明显，‘文化大革命’中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部门曾花很大力气落实宗教方面各项政策，但贯彻落实宗教政策比贯彻落实其他政策更加困难，阻力大得多”。罗老尖锐地指出：“各条战线都受‘左’的干扰和危害，要反‘左’，这是中央明确指出的。我个人认为，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上，恐怕还更‘左’三分。”正是对于宗教领域中“左”的影响有实际的感受，罗老才对清除“左”的影响的必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并且要求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其社会功能及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作出理论研究，以揭示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中“左”的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实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重又得到保障。亿万宗教徒长期被压抑的宗教感情突然一齐释放，一时间社会上对“宗教热”、“烧香热”、“基督教热”等，议论纷纷。理论界确也需要对这些现象迅速作出解释和研究。罗老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有人信仰宗教呢？宗教的社会基础是什么？除一部分与宗教从历史上有血缘关系的老年人以外，为什么还有年轻人相信，而且信得相当虔诚呢？如果以宗教教义作为动力，使信徒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做好事，有的成为劳动模范，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面对这种现实，不信宗教的更多数人应当抱什么态度？团结宗教信仰者的基础是爱国主义，在当前，爱国主义又具有哪些新的内容？爱国主义对于宗教信仰者会产生什么影响？作为纯粹意识形态范围内的宗教信仰，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将起什么作用？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对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宗教在国际统一战线的地位等等，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和亿万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有关。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对它们给予解答，那么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仍会受到“左”的干扰而变成一句空话。
为了肃清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的“左”的影响，罗竹风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胆略，毅然承担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这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努力开拓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研究的新领域。
罗老曾经说过，“宗教研究工作者，一开头就以‘宗教是鸦片’作为指导思想，那么文章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问题绝不会这样简单。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论断，是离不开社会现实，离不开政治斗争，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各国国情的。”他还说：“中国宗教有自己的特点，它不仅和西方的情况不同，也和马克思当时的德国、列宁当时的俄国不一样。而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不可能从已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只能从调查入手，从头开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里提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要“从调查入手，从头开始”，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提倡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罗老同时提出的在调查研究中掌握“五百个例”的要求，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足迹先后踏入中国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城市和农村，广泛了解信教群众、宗教界人士、基层党政干部以及不信教群众，编写个例和调查报告，了解各地各宗教的历史、现状和变化，掌握宗教与群众、宗教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系。同时，还搜集、整理了各宗教的历史、现状和变化资料约40万字，从中探索宗教与群众、宗教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系；此外，还辑录编写了建国以来各宗教的大事记。这项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为指导，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下列诸方面厘清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新问题：
一、宗教与我国文化的关系。由于儒家思想几千年来在群众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民间信仰正统宗教的占绝对少数，而鬼神观念及崇拜习俗却相当普遍。
二、建国以来各宗教的现状。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深刻变化必然影响到宗教本身，各教在政治、经济、教制、教义等方面都有了新变化；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根源、社会地位、社会作用以及演化规律等等的认识，都需要不断深化。
三、宗教这种历史社会现象有其本身内在的独特规律，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复杂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特点，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去消灭宗教。
四、宗教可以和社会主义相协调。宗教徒可以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同广大非教徒求同存异，团结起来，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现世幸福而共同奋斗。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对教徒来说，大都具有避恶从善的制约作用；不管什么人，只要多做对国家和群众有益的事，不管其出发点、动机怎样，其落脚点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
五、协调是双方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政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宗教徒则应爱国爱教、遵纪守法，防止任何外国势力干预或插手我国的宗教事务。
1987年，由罗竹风同志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出版，立刻受到国内学术界、宗教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也受到海外关注。先后被译成英文和日文在国外出版。其中一些理论突破目前已得到公认并被广泛引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宗教》一书的“后记”对此评价说：“尤其值得推崇的是上海社科院宗教所的同志们，他们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于1987年出版了由罗竹风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系统地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并率先深入地研究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有意义的新见，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
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是罗竹风同志带头开拓的全新的学术领域，由他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是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对新中国宗教问题所作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理论研究，是这个领域的奠定基础之作。同时，它也比较充分地阐明了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科学而正确的。因此，罗竹风同志在这一领域里的贡献既具有理论价值，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中国宗教学研究体系的构造者
1994年，罗竹风同志在病榻上读完了由他主编的《人·社会·宗教》一书的全部文稿后，不辞劳累，亲自动手，写成“序言”。在序言中，罗竹风同志对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1964年在毛泽东同志倡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30年来，宗教学科才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以史、论交错为坐标，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宗教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
“以史、论交错为坐标，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宗教研究”，这是罗老建设中国宗教学研究体系的构想。他在宗教学科里所作的事业，都以实现这一构想为目标。1990年至1992年间，罗老和陈泽民先生主持编写的《宗教学概论》、《宗教通史简编》和《宗教经籍选编》等三本著作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从理论、历史和原著等三个方面，全面而完整地向大学本科生以上水平的读者介绍了必要的宗教知识和宗教研究方法。可以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版的第一套关于宗教学的大学教材。由罗老和陈泽民联合署名的三书“总序”，深刻地阐明了宗教学的意义：“宗教学的意义绝不在于用科学思想审判宗教观念。如果是那样的话，它的全部内容就可以为一句响亮的无神论口号所取代。问题的关键在于真正理解宗教如何在人的现实需要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并以何种方式对社会历史发挥影响。应当承认，宗教不仅对其信仰者有着全面的影响，而且对不信宗教的人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此看来，研究宗教既是认识人类的过去所必需，也是了解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所不可缺少的。”
《上海宗教史》和《人·社会·宗教》这两本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部分宗教学会会员在罗老的关心、支持并直接主持下完成的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上海宗教史》对上海地方的各宗教发展和演变进行了历史性研究，其中包括上海佛教史、道教史、伊斯兰教史、天主教史和基督教史等五部分。罗老说：“由于过去还没有人写过一部完整的、综合性的宗教史，无可借鉴，只好新起炉灶。从搜集资料、拟订章节……不断探索前进”。“《上海宗教史》在一片荒芜中踩出了一条路，即使高低不平，畸轻畸重，但毕竟填补了一个空白，可鼓励后来者不断前进。”这本书从史的角度揭示一个地方的宗教发展规律，这在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中是“前无古人”的。而对《人·社会·宗教》一书，罗老则认为是“切入宗教内层探讨其本身的诸多属性和侧面，包括宗教发生、发展，各学派对重大问题研究成果和影响，兼顾古今中外，教派也突破了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宗教的多功能，从社会生产力水平，人类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发展进程和精神需要的‘广角镜’着眼，进行科学分析和阐述，而并非‘定于一尊’，这样可以避免片面性”。罗老称“这是这本学术著作的一种突破”。当然，这样一种切入内层进行多侧面研究的方法，正是罗老一贯提倡并亲自主持此项研究的结果。这两个国家项目的研究正是以史、论为两个坐标，充分体现了罗老的中国宗教学研究体系的构架。
罗竹风同志另一项为世人称道的贡献，就是团结全国学者，历时八年完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它扼要地概述人类过去的知识和历史，并且着重地反映当代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显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最高水平。当然，编写这样大型的综合性百科全书，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能进行、并得以完成。但即使在当时，仍有人认为中国还不具备条件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身为大百科全书总编委的罗竹风同志毅然挑起该卷主编的重担，亲自组织全国上百名学者分头编写条目。这些学者来自七八个省市，北至宁夏，东起上海，西至川陕，条目设置包括从创教人到至今健在的宗教领袖，体现了宗教学的全方位、多角度的构想。8年之中，上百名学者对文稿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最后由罗老亲自逐条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出版后，受到海内外极大重视，普遍认为《宗教》卷反映了中国宗教学界经过通力合作和持久努力，对于中外古今的宗教现象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史论交错，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体系；其内容可靠、图片配置、编排方式和检索系统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种有悠久历史的百科全书相媲美。
早在1984年，罗竹风同志就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他说：“学习马克思有关宗教的理论，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可以认为，在他生前的宗教研究活动及其成果中，这个宗教学理论体系已初见端倪。
三支队伍合作研究的带头人
1981年，罗竹风同志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宗教群众性学术团体——上海市宗教学会，作为上海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社联）的下属团体。在会员的一致推选下，罗老连续四届担任宗教学会会长。当时的宗教工作和宗教学研究还颇受“左”的思想干扰，不少人认为宗教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事，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可能研究宗教，他们的“著述”充其量只能算是弘教的作品。罗老出于对党的统一战线和双百方针的深刻理解，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把上海市宗教学会办成一个“五湖四海”的学会。经过几年的实践，罗老在1984年宗教学会年会上比较完整地阐明了这一成功经验，他说：“上海市宗教学会的一个特点是搞五湖四海，会员中有宗教信仰者、有共产党员，有有神论者、有无神论者，有科研机关、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中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宗教的同志，也有宗教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我们不搞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辩论，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共同探讨宗教问题。当然，大家探讨的角度可能不同。有人认为马列主义者和‘信仰主义者’不能在一起研究宗教问题，经过两年多来实践经验证明，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们学会的这样一种组织构成，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学术研究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增加了解，避免一些片面性。这对不信仰宗教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可以从这里听到宗教界一些同志介绍的实际情况和思想观点，这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宗教界搞学术研究的会员来说，可以帮助他们开阔视野，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总之，这种组织结构有好处，可以集思广益，互相提高。”
正是在罗老创办上海市宗教学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有后来的中国宗教学学会更名为中国宗教学会之事，并成为后来形成宗教研究三支队伍的范例。三支队伍合作研究的思想还贯穿于罗老参与筹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组织构成中，贯串于宗教局、政协宗教组、宗教界和宗教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等合作举行的许多次学术活动之中。当然，上海的三支队伍合作研究的公认领头人是罗竹风同志。
三支队伍的合作研究把分散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使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十余年间，我国宗教学研究水平能够迅速接近、甚至局部超过世界的宗教研究水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支队伍合作研究的组织构成。在罗老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上百名作者中，就有政府宗教工作的干部，大专院校的教师，宗教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宗教界的有识之士，并有高僧、居士、牧师、神父、教长、阿訇等等。出任由罗老主编的《宗教学概论》等三册大学教材的副主编陈泽民先生，就是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现任金陵神学院副院长的基督教教育家。参加三本书的编写成员也由三支队伍的人选构成。罗老说：“宗教研究学者、宗教工作者、宗教界人士，这三支队伍的汇合是个新生事物”。他正是这一新生事物的倡导者之一。
1994年，罗竹风同志在他为《人·社会·宗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还对宗教研究的组织工作作了总结：
“首先需要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确定框架，讨论观点，然后由专人分章写作，最后通读定稿。对于科研重点项目，集中优势攻坚，这样可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多年来的经验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不言而喻，这种重点科研项目不会过多，各人仍可就自己专业所长进行专题研究，而这也是不能偏废的。我认为今后仍然需要两条腿走路，不断发扬光大，这对宗教研究工作来说，它将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篇“序言”大概是罗老在病榻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最后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它所归纳总结的“集中优势攻坚”和“两条腿走路”的组织经验，是罗老留给宗教研究组织工作后继者的重要指针。
以上，笔者从当代宗教问题研究，宗教学研究体系建设和宗教研究队伍组建等三个方面评述了罗竹风同志的贡献。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无意褒贬其他前辈或同事在这些方面已经做过、或者正在做的各项业绩，笔者只是希望用拙笔勾勒出罗竹风同志晚年在中国宗教学建设方面所作的奉献。平心而论，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身兼繁重的社会工作，却在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里披荆斩棘，建屋架桥，取得丰硕成果，并带出一支宗教研究队伍，摸索出一套有用的研究方法，要完成这样的业绩，实在需要锲而不舍的毅力，宽阔坦荡的胸怀，博古通今的学识，放眼世界的视野，脚踏实地的作风，卓有成效的组织能力，对于繁荣中国学术的充分信心以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罗竹风同志具备了这些高尚而珍贵的品质，而这，也正是我们由衷地痛惜罗竹风同志离我们而去是中国宗教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