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西南使命：］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qióng）（zuó）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原（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máng）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卓文君）尚（嫁）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他在宫廷和家乡两处的鼎盛得意时分，赢得了青睐、声誉和岳父的全心尊敬及丰厚赠财。］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若水，南至柯为徼（jiǎo，巡逻），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悦）。［他是个能干的官僚，很好地成就了他安抚少数民族并和平扩张帝国的使命。］
［然而，这只是个短暂的成功，因而有他的《难蜀父老》——一项对华夏帝国扩张的“理论性”提倡，其实际目的在于辩护和呼吁支持西南向扩张。以“文明化”为名义的帝国使命、“福音”外交和对帝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动员。］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此时的事态已是——如前所述——“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着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辞曰：［主题：创新对保守、勇气对胆怯、力求西南扩张对维持西南现状；以文明化为名义的华夏帝国主义扩张的自恃正当。］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从，定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轶还辕，东乡（向）将报，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西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徕），强者（强）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汝）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恶闻若（汝）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这位精英的抱怨：创新性的伟大政策常常不得人心，缺乏它得到采用和（或）实施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yōu），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悦）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对华夏帝国权势无限扩张的”理论性“提倡，基于”天下“信条和文明使命。］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道德上仁慈的“华夏帝国扩入”蛮夷“之地的”文明化“理由，而且据称符合这些地区自身的渴望。］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羁）累号泣，内乡（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
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当时帝国边疆行动的世俗动机全被忽视或掩盖。］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西南向扩张在文明化、经久和平与普遍福祉的意义上完全正确。］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原（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若，徼（jiǎo，巡逻）柯，镂零山（即前述”通零关道“），梁孙原（即前述”桥孙水“）。创道德之涂（途），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xiáěr）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为此，华夏百姓——在此场合西南边疆地区的华夏百姓（特别是”蜀父老“）——应当贡献他们的汗水、财富甚或鲜血。］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jiāo）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初来的意图）而失厥所以进（放弃了想提的意见），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原（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迁延（退却）而辞避。
……
帝国大军远征的成本效益比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dān）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今海南岛）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珠：一个被征服但极难被驯服的边疆地区，“数年一反”，是令汉帝国头疼之处。］
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至宣帝神爵三年，珠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珠内属为郡久矣，今背畔（叛）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捐之对曰：
［他谏言反对大规模武力镇压反复不已的珠崖地方造反。］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敢昧死竭卷卷（拳拳）。臣闻尧、舜，圣之盛也，……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北方）南（南方）暨（及）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初始”儒家（和前儒家）关于华夏-蛮夷关系的思想的要则之一，它有所蕴涵的战略理由。］故君臣歌德（王先谦曰：“帝庸作歌，皋陶载展。此所谓‘君臣歌德’。”按“帝庸作歌”云云，见《尚书·益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越裳氏：即南越。重九译：谓远方使者来，因九译言语乃通），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还，齐桓救其难，孔子定其文。
［秦帝国的可怕教训，即被认为的过度的军事帝国主义。］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叛），祸卒在于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沈钦韩曰：“《河水注》引扬泉《物理论》曰：‘秦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举：养育］，生女哺［喂食］用脯［（男人的）干肉］。不见长城下，列骸相支柱。”）［汉帝国的“现代”历史教训，既有积极的，亦有消极的。］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闵（悯）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鸾旗车，汉帝车之前驱）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安之：言何去）？”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夫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初汉压倒性地集中于靠最小程度赋税、“偃武行文”和皇家节约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由此奠定了军事力量的经济/财政基础。然而，这两者后来都被武帝的全方位大规模远征和扩张耗费殆尽。］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此时汉已经多次征伐匈奴，人力物力损失很大，以致府库空虚，岂有“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之事？故刘奉世疑曰：“或者误以‘建元’为‘元狩’欤？”］
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厉兵马，因富民（取资富民，以供军费）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当为九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武帝军事帝国主义的严重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扩）地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帝国过度伸展系自招危机，自招失败。］
［为呼吁放弃极南端“无价值”的蛮夷地区而诉诸帝国腹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他的对元帝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枕籍，纵横相枕而卧）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yuān，忿怒貌）之忿，欲驱士众挤（排挤）之（至）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同“专专”，蠢蒙无知貌）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广义的成本效益估量支配的战略论辩和战略判断。对蛮夷的种族/文化歧视远非他的核心论据。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之事，是时遣赵充国等击西羌，获万余人），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
［帝国大军远程征伐是一桩花费极大的事业！］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对周边及其外的未化或不化蛮夷的征服和统治并无益处，而且自招失败。这一论点符合儒家的帝国哲学和信条。］愿遂弃珠，专用恤关东为忧。
对奏，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他的论辩赢了。武力镇压的巨大成本——它伤害在腹心地区的统治——和甚少把握的成功希望是决定因素。］遂下诏曰：“珠虏杀吏民，背畔（叛）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孤疑辟（避）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终于合理分明。］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避）不嫌（不足羞之意）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郡。［君主做出了一个战略选择：选择在紧要利益意义上的实质，尽管丧失了某些声誉和虚荣。］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珠由是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