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的一天，校长张维叫我到他办公室去。这位校长是北方人，南下老干部，对我这位好学生历来很关心。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是团干部、班干部，你带头上山下乡吧！”
我坚决地说：“我回老家！我的老家在农村，那里有我的亲人。”张校长停了一会又说：“上级要求我们组织一批学生上山下乡，插队劳动，你带上高中课本去，一边劳动一边复习，明年再考吧！”说了半天，校长硬要逼我带头上山下乡！我是一名太听话的学生，心里感到张校长是爱莫能助，于是屈从了校长。上山下乡成了我不得已的出路。
1964年8月中旬，我们学校的11个同学连同一中的10来个同学和几个社会青年共计25人，作为黔中大地安顺县的首批知青，下放到宁谷公社（今安顺市西秀区宁谷镇）插队落户。出发时，我们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背上背着一个印有“红在农村，专在农村”
8个红字的斗篷，在欢送的锣鼓声中走出学校大门，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斜视着戴着大红花的我们，就像观看一群怪物。丧失读书权利的我们在被逐出家园之际，却又被戴上光荣花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游街宣传，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呀！我低头凝视胸前的光荣花，却看不到任何光荣，只有满腔屈辱，我的心在滴血！
低垂着头，强忍着悲伤，我一定像是参加送葬那样走在大街上。走到大十字，一位在公路工程公司工作的朋友突然大叫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他朝我走来，惊奇地问：“你们这是搞哪样名堂？”我无言以对，大滴大滴的眼泪流了出来。朋友睁大了眼睛又问：“你下哪样乡？到我们那里去上班吧！”我颤抖着说不出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落在纸做的光荣花上，红色的花瓣上立即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黑斑，接着又变成一个又一个黑洞……
到了宁谷公社，我的知青生活，我的蹉跎岁月开始了。
我们学校的11个同学住进了同一间房屋，组成了一个集体户，为了区别于封建性质的“家长”，同伴们戏称我是“家主”。然而，我仅是个不懂油盐柴米的学生，大多数同学又不会做饭，好多时间吃的都是夹生饭。第一年，政策对知青很优待，我们每人每月由国家粮店供应40斤大米，还有10元钱的生活费，在农村可算是富户人家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空荡荡的。尤其是进入大学的同学来信时，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下乡的我们心里阵阵隐痛，眼前一片迷茫。我看着墙上挂着的光荣花，总觉得是我的心滴血染红的，因为我的心总是在滴血。这是滴血的光荣花！
作者简介
杨友维，男，汉族，1944年11月出生。1964年7月于贵州省安顺二中高中毕业，同年8月，下乡到安顺县宁谷公社插队劳动，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曾是中学教师、文物管理所所长，后当记者至退休。已发表百余万字作品，专着《大明屯堡第一屯-鲍家屯》
一书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
无奈上山下乡，终未“脱胎换骨”
张学锜
1966年3月3日这天，二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头上扎着大红花，车厢侧面和后面挂满“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真金不怕火来炼真金更要火来炼！”等标语，车厢里载着我们千多名成都团市委第四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毕业的知青，从成都北门梁家巷缓缓出发。从北门到南门，从武侯祠到簇桥沿街十多里路上，成千上万市民夹道相送，其场景大概不亚于当年抗日救国“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光景。当我们挥泪告别了远送的父母和亲人后，汽车浩浩荡荡地开往上山下乡目的地-凉山州西昌县。
三天的行程，第一天晚上住雅安。当车到雅安时，我们班上考上雅安四川农学院的黄玉微同学早已等候在我们要住的招待所了。她听说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坚决要下乡的同学，感到异常惊奇，特地赶来问我，她说：“你为什么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信心十足但又显得有些无奈地用早准备好的体面、时髦话回答她说：“我们这些人，只有上山下乡，才能脱胎换骨嘛！”
说实话，我内心其实很痛苦，很不情愿。对老同学的回答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罢了。
对那个年代的学生，金榜题名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当国家工程技术人员或成为国家机关干部的人生轨迹谁说不是首选？我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九中，初中毕业又以优异成绩升入该校高中。在这所全省着名的重点学校读书，学习成绩又一直保持优秀。早在升入高中时就立下志向：“高中毕业一定要考入我国名牌大学去读书。”奇怪的是，临近高中毕业时，人生的选择却变成上山下乡了。这是为什么？难道真正只有上山下乡才是唯一的选择吗？
每当我回想起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时，心里就难受，就怨气冲天，就产生无名孽火高三千丈。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为了平衡心态，保持愉悦心情，争取晚年健康长寿，我时常告诫自己：“尽快忘记痛苦的过去，经常憧憬美好的未来。”但是，根本做不到。
只要一提起上山下乡的初衷，那些令人感到无奈、可悲、可恶的往事就浮现在眼前。有人说：痛苦的事情彻底说出来反而痛快些。好，那就让我从读高中那个年代的政治背景和我们学校的情况说起吧。希望年轻的读者能够原谅我的宣泄，从中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的经历。
我读高中的三年是1962年至1965年，这几年正值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学校这样讲：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就寄托在我们这代身上，搞不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断送在我们手中；要求我们深挖细查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批深批透并与之彻底决裂；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这是关系到以后能不能接“革命班”（分配工作）的大问题。
学校里大会、小会开个不停，人人过关，个个拿话来说。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学生，都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任何社会经历，思想单纯，一心一意读书学知识，会有什么罪恶东西值得深挖细查？
记得那是1963年9月，高二上期开学第一天我们班主任老师在班上慎重地给大家宣布了一个谁都没有意料到的决定：根据学校有关精神的要求，我们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分别由李××和陈××担任，原吕×和沈××不再担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大家都十分困惑。原班长和书记干得好好的，又没什么错；一般新班第一学年的班干部才是班主任指定，第二学年即使不称职也是由全班同学一同来改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班主任没有明说，只说干部要做到能上能下。不久我们得知其他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都一样地更换了，而且换上的人都是清一色的革命领导干部子女。我们班新换上这两位同学的父亲就分别是当时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军区领导。我们终于明白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行的阶级路线和相关政策。
那时推行的阶级路线和政策重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的问题。以毛泽东着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等一系列论述作为依据，把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按其所处的政治地位、社会职业、资产状况划定成一种阶级成分。然后根据阶级成分确定属哪个阶层，最后站在革命阵营的高度来区分敌我，确定对其采取什么对待方式。那时被定成革命干部、产业工人、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的是最好的阶级成分（“文革”时期统称“红五类”），属无产阶级阶层，是革命依靠对象；被定成小贩小商、中农、医生、职（教）员、自由职业者的是不好不坏的阶级成分（“文革”时期统称“麻五类”），属小资产阶级阶层，是革命教育、团结的对象；被定成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奸商）、国民党反动派、罪犯坏分子（包括“关管杀”）、右派分子的是最不好的阶级成分（“文革”时期统称“黑五类”），属资产阶级阶层，是革命打击对象。
我们是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论成分，我们只能是学生。该划成什么阶层呢？都划不上！那么学生就该大家一视同仁了？不行！没有阶层就这样办：就看其父母的阶级成分，即按该学生的家庭出身来划群分类。因为家庭出身是不可改变的，按当时阶级分析的观点：出身什么阶级，就受到什么阶级思想影响必然是铁板钉钉的。因此不知不觉我们学生就按家庭出身分成前述的“红五、黑五、麻五”三大类了！那时填写的任何表格都设计了家庭出身这栏。
我父亲解放前在伪政府当职员，因而我的家庭出身是伪职员，受到的家庭影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对当时的革命阵营而言，我应属教育、批评和团结的对象。但不幸的是我父亲解放前有一段反动历史，让我对自己本来不是很坏的家庭出身失去了自信。成都九中是当年省市搞的干部子弟学校，我们和那些出身“革干”家庭的省市委、省市府、省市军区首长的子女同校，我们班里出身“红五类”的同学人数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因此剩余的我们这些少数既是弱势群体，又是众矢之的就毫无疑义了。好事沾不了边，倒霉事一串串。有三件事印象最深，受到的冲击最大，对我高中毕业后是否升大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963年高中二年级上期，我校的阶级教育搞得如火如荼，学校上下，阶级斗争政治空气浓得使人窒息。没有想到，学校居然在学生中抓阶级斗争教育的典型，在各个班上都要找出几个所谓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学生让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批判。记得那时在班主任的策动下，班委会组织我们对我班学习成绩相当好，但政治思想方面不积极要求进步的谢××等三位同学开批判会。他们三人被认定为已走上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他们的家庭出身当然不是“红五类”）。批判他们埋头读书，只顾自己成绩好，不愿帮助成绩差的同学（主要指“革干”、“红五类”子弟）一起进步，是他们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东西在作祟；批判他们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积极参加政治思想方面的活动，不要求进步，是中了资产阶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腐朽思想的毒；批判他们埋头读书，不愿为班集体多费心多出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脑子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在泛滥等等。总之，说他们头脑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流毒太深，这样下去跟我们党要求的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不需要这种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无可救药云云。批判会开得很认真，气氛很严肃，简直像对犯罪分子开批斗会。其中一个叫毛×的女同学每次开会都在哭，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男生谢××虽然没有哭，但他说话时声音和身体都在不停地颤抖。
其实，我的心早已跟着他们一起颤抖了。我意识到我并不比他们强多少。出身“麻五”，划定为小资产阶级家庭，先天接受的家庭影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今后我还能埋头读书，发奋学习吗？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到头来落个“白专”的名，岂不前功尽弃吗？
这是给我单纯地埋头读书，以优异成绩考入名牌大学理想的一次较大冲击。
第二次受到的冲击是高中二年级下期（1964年5月）的“选飞”体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以招滑翔员的名义到我校选拔飞行员，高一至高三全体男生都必须参加非常全面而且细致的体检。体检实行淘汰法，只要查出某一科（项）不合格，就立即走人。我记得那时体检占用了我一周多上课时间，从内科查到外科，从五脏六腑查到眼耳口鼻，从头到足全身查遍，从小医院查到大医院。什么坐转椅、拉平行筷子、滚翻倒立辨方向等等功能、体能项目都测评。查来查去，原来的三四百人只剩下了两人（我和高六五级二班的李林同学），可谓过五关斩六将，一直过完最后一道关，全部合格。我没想到，爸妈给我的身体居然那么好。我裸眼视力到现在都还保持2.0（即现行最高标准：5.3）。回到学校，当班主任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兵登记表交给我填写时，班上同学们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我也很激动，同时也有点犹豫。我想：我这就去参军，不读书，不能实现读名牌大学的美好理想，太可惜了。但又想：当飞行员这么不容易，100个人难挑一个，能被选上，这也是我一生的福气。班主任问及我有什么想法时，我如实地回答说：“我本想读书考大学，但祖国需要我当空军保卫祖国的领空，是无上光荣的，我也很愿意。”之后，我按登记表要求认认真真地填表，填写了对人民空军的认识；填写了“三代”（本人、父辈、祖辈）情况及认识；填写了对“三反、五反”的认识等等。填完表交给班主任时，班主任对我说：“你安心学习，等待通知，若是被录取，暑假期间会有车来你家接你。”我真的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暑假到了，我一直在家一天都不敢离开，眼看着暑期一天天过完，一点音讯也没有。
我感觉到已经没望了，一开学我就去找到二班的李林同学。我疑惑不解地问他：“你怎么也没走成？”他一点也不遗憾，面无表情地回答说：“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再加上我还有个国民党的地主爷爷，政审就过不了关嘛。”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我的家庭出身比李林更差，我出身在有反动历史的伪职员家庭，父亲解放前在川大读书时，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白色恐怖时期脱了党，大学毕业后在伪政府工作又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其一特务组织成员，因无罪过、交代清楚、态度端正而被政府留用；我外祖父是土改时被镇压的恶霸地主（“文革”后平了反）。说起来，我出身的那个“麻五类”家庭比“黑五类”还要“黑”。
那个年代谁敢把反动历史家庭出身、家族里还带有“关管杀”的子女送入中共军营，还把如此贵重的飞机给他驾驶？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使我完全领悟到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是不可改变的，同时心理承受力开始增大，碰到好事，不会高兴得太早。
第三件事是我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也是对我升学理想的致命打击。那是高三上期（1964年底）的一天下午，全校停课，全体师生一千多人集中在大操场召开批判大会。
我惊异地看到，低头站在台上，带着高帽子被批判的人竟然是我们敬仰的王用舒教导主任。在我们绝大多数学生和老师印象中，王主任对人和蔼可亲，对工作负责认真，能力强，威信高，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好领导。这次不知为什么竟成阶级异己分子被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