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秩序依旧，但大字报满街，已有工人造反派扯起了大旗招兵买马，喇叭里播放着造反歌曲。红卫兵串联路过县城，戴着红袖章，穿着军色衣裤，其意洋洋。那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横幅已扯上了街，过去平静的小县城已潜藏着暗流与危机，气氛凝重，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我该咋办？我们老知青该何去何从？是夜，住在县城朋友家，辗转反侧通宵达旦。
清晨，告别朋友，踏上归途。从县城乘车到合流（汉渝公路离城最近的区），再徒步翻中山回场（邻水县地形分三山两槽，我们林场在中山东侧），中途可在禾丰林场歇脚。到达禾丰林场时已近中午，有一二知青相识，并引见他们林场的“高参”蒲远华。这位因在校和女同学恋爱被迫退学的大学生，身材修长，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言语不多。他不是那种爱激动的人，这恐怕与他的经历有关。跟他谈及山外形势和造反打算，一拍即合。林场顿时沸腾起来，知哥知姐们欢笑、吵闹、摩拳擦掌，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但他们都愿听蒲眼镜的，让他拿主意。我们商定，发动全县知青造反，组织重庆知青造反兵团，杀回老家闹革命。在场的知青当即取来纸笔，由我起草了一封《告全县知青同胞书》，慷慨陈词，阐明形势，回顾展望，呼唤造反，激奋之情见于字里行间，无畏之心掬之可视。我们约定一周后（1966年12月初）在邻水离重庆最近的坛同区集中，举旗徒步回城造反。最后决定把《告全县知青同胞书》以风垭公社林场与禾丰公社林场的名义向全县每个林场寄发。油印此信，寄发都由蒲眼镜他们立即动手，制作大旗则由我们负责。
午饭后，我告辞翻山而去。
天擦黑时我跑回林场，歇了口气后就与知弟妹们商议我们的行动计划。决定走之前日到公社与工作组辩论，在公社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同时到公社取钱取粮为返城作好准备。一切都暗地里进行，平日照旧出工，不让场长事先察觉而有所防备。举事当天，我们11个知青全然如一人，雄赳赳气昂昂直赴公社。那天逢场，人潮涌动，我们把县里派来的工作组的组长“请”出来站在公社大门外石梯上，知青们在下一字排开，双方展开了对答式的辩论。农民们把我们围得密不透风，工作组长铁青着脸，语无伦次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旁观的农民朋友们看见这种情况，也为我们捏了一把汗，悄悄对我说：“你们不怕以后挨整啦？”
挨整，谁不怕？要挨，躲也躲不脱，就是挨刀，也要图个痛快。在林场闷了两年，耗费了青春热血，一无所获，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心里窝着一团火！再整，不外乎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外乎在这野山沟呆一辈子！于是无所畏惧了，想说的话敢放开嗓门说了，要出的气也敢挺起腰杆出了。
看着石阶上组长紧张瑟缩的窘态，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们并不想有什么结果，只是想公开宣布：我们开始造反了！我们非常明白，县委工作组、公社能起什么作用呢？政策又不是他们制定的，在公社造反毫无意义。余眉父专门负责取钱取粮、订做大旗，当他告诉我们一切办妥时，我们立即撤退回场了。
翌日早晨，天朗气清，我们收拾停当，准备出发。此时，我才对场长说：“我们要回重庆造反了，场里的钱、粮我们取完带走了。”他瞪着双眼看着我，愣了一会惊诧地说：“那我们在场的老场员还吃啥子？”“场里的包谷红苕还吃得完吗？”我略带嘲讽的口吻反诘道。他点着头，哭丧着脸，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此时，老场员们也全钻出门来，惶恐地看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还要回来，再见了！可爱可憎的野岭荒山，我们的林场我们共同的家。我们背着包，一个跟着一个越过了屋后的山梁，回头只见几个老场员站在土坝上呆头呆脑地目送着我们。
坛同，一个汉渝公路上的小场镇，是邻水至重庆的咽喉，两地相距近百公里。有百十号人按时到达，大家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吵吵嚷嚷，小镇也沸腾了。大家规定了纪律，大张造反红旗，向重庆进发。预计两天走完近两百里路任务很重，伤病者随时可乘车。出发前就派了人先坐车赶回重庆联系已在渝立足的观点一致的造反组织，联系接待站吃饭住宿，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头天夜宿江北县兴隆场，次日天亮出发取道寸滩小道，至傍晚时分大部队才到朝天门。迎接大家的先遣战士告诉我，大竹县知青成立的造反兵团先到重庆好几天了，观点和我们相同，也是要砸烂社办场。我与蒲眼镜等临时负责的头头商量后立即决定加入该组织。
由于邻水知青的参加，造反兵团在重庆壮大起来，总部由邻水和大竹分团组成，改选了头，大家推举我总负责，蒲眼镜借故回家再也没来了，大竹县的负责人是冯昆华。兵团成立了宣传队和材料写作小组，宣传队成天排练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节目，有歌舞、表演唱、说唱之类的形式，好不热闹。我多数时间负责材料整理，进度很慢，目标不明确，找不到出路。最后整理出社办场的“八大罪状”，提出“砸烂社办场”的口号，要求给予工作安排。我们派代表去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市接待站、市信访办、市政府办公厅送材料反映问题，哪家也答复不了，都说你们知青的事情只有等中央的指示。
我们驻扎在市外贸大楼，看辩论，练节目，逛街串门，折腾了一个多月，等来了周总理的指示：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接待站一断炊，咋办？大家一合计，只能各回各的县。
回到邻水县，接待站设在县磷肥厂。那时县城里的工人造反兵团人多势众，要我们参加一起造反。我思索再三，认为我们造反的性质不同，目的不一样，那些工人造反派有点乌七八糟，名声不大好，不愿参加。在县里，我只想弄明白，我们的档案上给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写了些什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抄安置办公室！当晚，我提出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又特别告诫知哥知妹们：不能硬来，只能文来！
翌日上午，组织了各林场代表直奔县安置办公室，找到安办主任余代祝。主任阴沉着脸，“你们来啦！”他“马”着脸说。“余主任，我们想看看档案，大家担心装了黑材料。”
我用平静的口吻说。我和他太熟了，在县知青中我算是脱胎换骨的先进代表，原来在各种代表会上早已相识。在这种场合，似乎有些尴尬。“现在安办哪还有啥子档案！”余主任叫着苦。知青们群情激奋，出言不逊：“余代祝，你老实点！哪有安办不整知青的！”
“把档案拿出来我们看，现在藏到整不得行了！”主任掏出钥匙，打开每个柜子，什么也没有。此时我才猛醒，他们早早就是有防备的，此举太愚蠢！我立即对大家说，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在县城呆了四五天，什么也没干成，在接待站吃闲饭。下一步何去何从？城里朋友悄悄告诉我，县里准备要拿知青开刀，要抓工人造反军的几个头目，其中就有老知青张金陵。我们几个的名字还没听说，不过已有传言，说我们抢东西，抢饭吃，这是在逼我们走。
我认真地回顾了近两个月的造反经历，重新审视了我们造反的目的和眼前的形势，意识到再呆下去，不会有结果，反会害人害己。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入夜开会，各林场头们研究下步行动，听完我的意见，大家失望了，不少人反对就此撤离。没法，最后决定第二天早上开全体知青大会，由大家决定。夜深沉，心如焚，我站在室外篮球场上仰望天空，漆黑一片，冷风飕飕，全无倦意，我仰问苍穹，我们知青的出路在哪里啊？
一大早，天气阴沉，全体知青集中在篮球场，我站上一方凳，一双双期盼的眼睛紧盯着我。看着他们，我无法开口，是歉疚，还是无奈？我也说不清。紧咬双唇，双眼慢慢平扫一周，用沉重的语调说出我平生无法忘记的一席话：“同志们，我们知青造反为什么？
不就是想找一条出路，说白了我们应当有个工作，不当农民。宪法规定我们有工作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有结社、言论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对我们来说，早就成了奢望，从上山下乡开始，我们的这些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们为什么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是我们成绩不好，还是我们表现不好？都不是！是因为我们家庭成分不好。”激奋之下，我慷慨陈词，在场的知青望着我，全场清斯哑静。“前段时间造反，我们知青的问题反映到了中央，结果如何？周总理一句话“就地抓革命、促生产”把我们从老家又赶了回来。才在这里住了几天，又能干啥？县里恨死了我们，已往我们身上泼“打、砸、抢”的污水了！”我是个爱激动的人，说得很动情。
“我们是“秀才造反”斗斗嘴而已，还能干啥？还敢干啥？与县工人造反军合流？我不愿干。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现在怎么办？只好听天由命了。”
顿了一会，我用平静的语气，态度坚决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回场抓革命促生产，静观形势的变化！”
“哦！”不少的知青异口同声大声吼起来。
“那兵团啷个办？”有知青高声喊道。
“就此解散了。”我平静地说。大伙议论起来了，失望了，责怪起来了，甚至愤恨了。
“害怕了嗦！”带嘲讽的口吻。
“叛徒！逃兵！”双龙林场的夏文富大声责骂起来。
我有点不能自制了，听到“叛徒”二字如芒在背，如针刺心，极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
大哥的下场忽闪而过，此刻，我更坚定了退出“造反到底”的决心。
“要走就走，要留就留，悉听尊便！”我放开嗓门喊道。我跳下凳，对我们林场的知青下令似地叫道：“我们走！”我们又率先当了“叛徒和逃兵”。一个个林场的知青如鸟兽散，各自归去，“造反兵团”亦土崩瓦解了。
回到林场，只见男生宿舍竟变成了牛圈。原来我们知青造反离场后，场长和老场员多数都回家去了，只剩下一个人守场。猪、牛圈离宿舍有一段距离，晚上怕牛被偷，便将牛关进了我们男生宿舍。打开房门，臭气冲天，我挂在墙上的画夹不翼而飞！床挪到屋一角，铺草已被牛吃得所剩无几。我的画夹呢？当我的视线搜寻到地上时，只见我在林场的全部画作被牛的排泄物和着泥蹂躏得稀里糊涂一团糟，画夹被牛擦背时从墙上拱了下来，被它千踏万踩地糟蹋了。自己的一时疏忽，让我悔恨终身。
退出了兵团，退出了造反派当了逍遥派，我心里踏实了，那段莾撞的造反经历让我更成熟了。后来，我又自己做了一个油画箱，提着它在重庆、乐山、南溪、大竹、邻水为造反派画巨幅毛主席像和巨幅《毛主席去安源》了。
我告诉自己：今生也许成不了画家，但总还可以当个画匠。
作者简介
这本书里的一百余篇文章，介绍的是一段至今“一半烟遮、一半云埋”的历史，作者大多是1964年和1965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四十多年前，他们告别父母，离开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贵阳、广州等大城市和一些中小城市，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在这些饱蘸着心血的文章里，作者如实地讲述了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记载了他们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的观察和感受，留下了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诚实的思考。
李忠公，男，重庆人，1964年高中毕业，同年上山下乡到达县地区邻水县九龙区风垭公社林场，后撤场插队。1972年因有美术特长留在邻水县工作，曾当过中学教员、县川剧团美工。后调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工作，现已退休。1983年加入美协四川分会，现为美协重庆分会会员。曾在《四川画报》、《中国妇女》、《四川农民报》、《巴山文艺》等多种刊物上发表过水印木刻、黑白木刻，有30本封面设计作品面市。
滴血的光荣花
杨友维
1964年7月，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感觉考得很满意，想到自己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心里暗自得意洋洋。我是学习委员，又是团干部，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均是名列前茅，母校安顺二中是全国文教先进单位、贵州省红旗学校，高考录取率每年都是百分之八十左右，因此，我自信考上大学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
填报高考志愿时，考虑到父母工资低，我们兄弟4个都在上学，读师院可以免交学费，减轻父母负担，因此，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贵阳师范学院。但是，班主任陈容舒老师却说我“没有雄心大志”，他叫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我服从了班主任，心想即使没考上，至少贵阳师范学院能够录取我。
走出考场那天，同班同学胡绍源把我叫到街上饭店吃饭，看他一脸愁容，我大惑不解地问：“你怎么啦？考累了？”他说：“我是没有希望的，你和我去吃一餐饭吧！唉-”我说：“何必破费呢？在学校食堂吃吧！”因为那年月，我这样的穷学生到饭店吃饭是一种奢侈。他垂头丧气地说：“同学一场，吃顿散伙饭吧！”一边说一边拉起我就朝一家饭店走去。
他家庭富裕，父亲是一名老公安，还有一个哥哥在省城贵阳工作。他年龄比我大两岁，对我很关心，我非常羡慕这位老同学有这样一个好家庭。他不仅要了几个菜，还要来一瓶白酒，我一看连忙制止：“中学生守则规定不准抽烟喝酒，不要酒吧！”他凄然一笑：
“现在我们不是中学生了！自由一点吧！”
我坚持遵守规则不喝酒，他拗不过我，自己倒了一杯酒，抬起酒杯后异常认真地说：
“你的学习一贯都很好，肯定能考取重点大学；我成绩不好，是考不取的。”我看他满脸沮丧，连忙安慰他：“不要紧的，你明年再考吧！”
他咕的一声喝了一杯酒，然后紧锁双眉，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我就到贵阳去，我不回来了，考不取大学，没有脸见人呀！我……等你的消息，到时候我在贵阳送你上大学。”
不管我怎样安慰，他总是坚信不疑地说：“我考不取，你肯定是重点大学！”
第一批录取通知下来了，没有我的。我想等第二批吧！可是，第二批录取通知发下来了，仍然没有我的，而胡绍源却被贵阳医学院录取了！天哪！上帝和我开了个玩笑吧？
最后我得到的竟是“不录取通知”！我们这一届两个高中毕业班共计74名学生，9人因为家庭政治审查不过关不录取，两人未达录取线而落榜，其余的63人均跨进了省内外大学的校门。
年轻无知的我哪里知道，因我父亲曾是国民党安顺县党部副书记长，1950年被关押劳改5年（于1979年特赦），家庭历史政治审查过不了关而上不了大学。没想到升学录取时，高考成绩竟会一文不值，家庭出身居然成了决定性因素！按那时的政策，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属于政治不可靠之类，当然不属于培养对象。我感到绝望了，我成了社会的弃儿，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痛苦、无奈、郁闷，整天不说话，也不愿意和谁见面。
家里人也不说什么，偶尔亲友来家说到我的事，祖父母和父母亲都只是长叹一口闷气。好在亲友们也明白事理，有的还安慰我说：“要不是你父亲问题影响，你肯定是个名牌大学生了！”我知道，这样的话，对我是一种宽慰，却又是对我和父亲的一种钻心之痛。
我流着泪哭不出声音，把头重重地往板壁上碰，吓得年迈的祖父心疼地大叫起来：“不要碰！不要碰呀！”政治，政治是什么东西呀？！一个上进的青年无缘无故地受到了它的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