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狭窄的公路靠着嘉陵江边的一段还比较热闹，涛声、船夫的号子声、广播声（江对面是澄江镇）、在河坝练操的解放军的口哨声、“哗哗笃笃”的造船声，合奏出一支嘉陵江交响曲，使我们暂且忘记饥饿和疲劳。那一刻，我们甚至还有点庆幸自己走了这条远路，而免去了泼掉大粪、摔下悬崖的危险。
然而没想到的是，越往西山坪腹地走，越是人烟稀疏，渐渐地，一种大雁失群的孤独感开始啃啮我们的心。累、饿、渴，再加之白花花的太阳晒得人头昏眼花，我们歇气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一坐下来就不想再爬起来。眼见着太阳已经打斜，如不加快步伐，今晚就要露宿山野了。在理智的支配下，13岁的我强打起精神，充当起姐姐的角色，不停地给小我一岁的同伴讲故事，还时不时给她画一只“大饼”充饥：“回到农场，我们就可以午饭和晚饭合并享用了……”
下午5点多钟，我们终于抵达公路尽头的西山坪劳改农场，这里离我们农场只有七八里路，而且没有坡坡坎坎。胜利在望，我们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不禁停下粪桶朝农场方向打了几声吆喝。正“忘乎其形”时，迎面来了一群放学回家的顽童，见我们这副狼狈相，便拍手大喊起来：“小右派！小右派！”“右派右派，夹个尿罐！”并挥着拳头唱起了《社会主义好》的歌：“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们实在有点忍不住，就与其对骂了几句，可这一下却捅了“马蜂窝”-这些比我们年龄小的孩子竟捡起石头向我们掷来。寡不敌众，且身负“重担”，我们不敢恋战，便连忙抬起粪桶冒着“枪林弹雨”逃之夭夭，不想却因祸得福-脚下速度竟大大加快。
转眼工夫，太阳落山，夜雾渐起，黑黢黢的松树林里不时传来“嚯嚯嚯”的声响，早出的猫头鹰在林间飞来飞去，时而发出阵阵怪叫。女孩子本来就胆小，再加之很少走夜路，我们的神经末梢都竖了起来，心怦怦地差点跳出胸腔。我们一边走，一边还是壮着胆子四下张望，生怕什么地方钻出一头怪兽把我们给拖了去。正脚手软之际，却见前面齐刷刷地射来几束手电光，“北兰，陵陵……”原来是我们同组的几个小伙伴（没有一个场领导和大人）-他们见天黑尽了我们都还没有返场，下班后没顾上吃晚饭，便邀约着前来接我们了。
搁下粪桶，我和许陵陵都大哭起来。
作者简介
李北兰，女，1947年出生于重庆北碚。1960年高小毕业因父亲右派问题未考上初中，到北碚西山坪街道农场劳动一年多，农场撤办后，又到北碚蜂窝煤厂劳动大半年，1962年考上重庆市二十二中。1965年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当年10月上山下乡到南江县坪河林场，1968年底插队落户到南江县碾盘公社长坪大队一队。1979年6月返城到重庆北碚日用百货公司工作，后调至北碚商业职工学校任教，1997年初退休。为重庆市作家协会、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
冤孽
施明
我们都太早地消耗了青春、梦幻，因而失去了未来。
我们都太快地摈弃掉过去，因而又失去了历史。
“黑五类”子女，这是某一特定时代给我们的定位。此外，还有几个诨名：狗崽子、混蛋、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等。
其实，我父母亲不过是寻常百姓，并非大富大贵。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参加了干部训练班，在文化馆干了几年，后来双双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过不失。
但是，在1956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后期的肃反运动中，母亲不幸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清洗出教师队伍。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我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妈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她教我们唱《夏令营之歌》，她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她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到底是怎么成立的？1939年，日本侵华，广州沦陷。那时我母亲17岁，随家人逃难到曲江县。为了生活，考入一个官办的青训机构“统计班”，在里面学习文书、译电码的工作。我妈会唱的《热血》、《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抗日歌曲，就是那个时候学的。当时我父亲还滞留广州。他们原本是邻居，青梅竹马，因战乱而劳燕分飞。母亲在曲江仅待了半年，因相思之苦，只身潜回广州与父亲完婚，从此永远离开了那个青训机构。就是这几个月的经历，给我母亲带来终身遗恨。我曾看过那份给母亲定案的材料，内容大概还记得：该统计班名为抗日，实则反共。陈某某受训时间虽短，也没有直接的罪行，但该机构背景反动，隶属国民党军统管辖……陈某某认罪态度不好，没有主动交代这段历史，且在审查期间意图自杀，消极对抗……“意图自杀”倒是事实；“消极对抗”实在莫须有。因当时母亲受不了“审查小组”轮番的逼供，曾想一死了之，有一天趁上厕所的机会爬上学校大楼的天台准备跳楼。我永远记得，当日母亲由两个女同事带回家的情形，母亲哭得像个泪人儿。
那段日子里，妈妈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天天以泪洗面，原来红润的脸颊变得蜡黄，清秀的眉目蒙上愁云；特别是过去一说话总露出微笑和一排整齐的皓齿，还有一对深深的梨涡……全消失了。那时母亲才34岁。
母亲被开除教职后，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我有一对孪生弟弟，当时才满两岁。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不见了“细弟”。昨晚我还教他唱“月光光，照地堂”呢……母亲含泪告诉我，为了全家好，让一户无子女的农家夫妇把小弟抱走了，甚至我们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家在何方，也不敢打听。穷人卖儿卖女也有个“卖”字，可“四类”分子的孩子竟一文不值。
没过多久，“三年饥荒”来临了。粮食定量，物价飞涨。当时父亲每月工资73元5角，每人平均只有十多元，还买不到一斤鸡肉。母亲饿得面黄肌瘦……为了填肚子，我们几兄妹要半夜轮流到市场排队买菜。记得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被窝里睡得正香，感觉有一只手在我脸上轻轻抚摸，摸了很久，我睁开惺忪睡眼，看见母亲站在床边，痛惜地说：“你不是答应去买菜吗？两点了，该去了，不然连菜毛也买不到了……”我无奈地掀开被子，母亲帮我把衣服穿上。我提起一张小板凳，走出家门，赶到市场。市场大门紧闭，门外已有一串人缩瑟地等在那里……终于等到天亮了，市场的大门开一道小缝，外面的人一个个钻进去，争先恐后在各个摊位前再排起长龙。那时的市场，肉类已经绝迹，每天供应的菜少得可怜，排队的人只能定量买一角多钱的菜，通常是番薯叶、芋头、南瓜、菠菜等。买到这些，拿回家去，已经功德无量了，母亲会奖赏我两片饼干，然后去上学。我那时13岁，读初一。
那时家门前挂有一块大纸皮，上面有“车、补、改衣服兼织冷衫”几个毛笔字，非常工整秀丽。那是母亲亲手写的。母亲为了帮补家用，替人缝补衣服。有次我放学回家，母亲教我试穿一套刚缝制好的新衣，是邻家孩子春节要穿的新衣，那户人家有港澳关系。
洋布料很美，我穿上后母亲端详一番，扯扯衣角，拉拉袖口，觉得手工还可以，就叫我脱下，我一边脱一边冲口而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本来只想卖弄一下在课堂上刚学到的诗句，不想挑起母亲的伤心处。当时母亲潸然泪下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
那些年，随着阶级斗争日益深入人心，母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选民榜上固然没有母亲的名字，街道的群众大会亦不许她参加，连家庭妇女组织的劳动服务站也将其摈弃于外。本来母亲很想加入街道的车缝小组，但戴帽的“四类”分子没有这个资格。
私人承接车补改衣服上纲上线斥为“搞自发”，被勒令停止，母亲只好在家粘纸盒，而即便这种活路也要靠我外祖父的名义才拿得到。那些年母亲起早摸黑地劳作，家里所有空间都堆满纸盒，一毫几分地赚点血汗钱。
1961年，母亲得了宫颈癌，做了切除手术。1962年母亲又患上肝炎，身体十分虚弱。
生活贫困可以咬牙挺过去，可是精神劳役的杀伤力比肉体的癌更凶残。大概母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想争取在有生之年脱掉“四类”分子的帽子，让身边的人不再背黑锅；也许“谬误重复一百次，便成了真理”，她已完全相信自己就是人民的罪人，而自觉接受监督改造，早已习惯那些粗暴的训斥和冷漠的鄙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很少哭了。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妈妈就挣扎着病躯出街扫地，由巷头扫到巷尾。只要监督的人说还有垃圾，又马上重扫。每个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每个月底在街坊的评审会上接受群众的检举揭发。有两项罪名强加在她头上是很荒唐的。有个街坊在会上发言：“她替人缝补衣服时，我丈夫的衣服破了叫她补，她要我先洗了再补，真是岂有此理。衣服破了一洗不是更破吗？丈夫做搬运工衣服当然有汗味，她是怕脏怕臭，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还有一个干部说：“我看见她儿子倒的垃圾中有几块破瓷片，她是有意用瓷片去扎贫下中农的脚，是阶级报复行为。”每次莫须有的“检举揭发”，母亲都是逆来顺受，接着通宵写检讨，自然是深挖狠批，以表悔改之心。
我们几兄妹升学政审时都被纳入另册。我的哥哥和妹妹初中毕业都没考上中专，尽管他们都品学兼优。我侥幸考上高中，妈很兴奋，但我读到高二就被列为下乡务农动员对象。那时的我，政治上似懂非懂，青春期的躁动，又使人思想走向极端-“背叛家庭”、“划清界限”、“走革命化道路”一大堆说教灌满脑子。平时对母亲也不甚尊重，说出一些忤逆的话，还自以为是大义灭亲。高中毕业我别无选择地报名去了珠江农场。
母亲是1967年3月去世的，死时44岁。从1957年被清洗到1967年整整十年，正是极左路线在全国最盛行的十年。这条路线既然要把一部分人捧上天堂，自然也要把另一部分打下地狱。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年是死神对一个顽强挣扎的生命最沉重的一击。
1966年萧瑟的秋天，红卫兵举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两次来抄我们的家。
他们把所有的家具、衣物洗劫一空。一对父母亲用了二十几年的枕头，一边绣有“同心”，一边绣有“协力”，是组织这个家庭时母亲用灵巧的双手和热切的心血绣上去的，抄家的人质问“用心何在”，竟用剪刀剪破了这对枕头。还有一张大床，因为太重不好搬，竟用刀在周围乱砍……抄家过后，专政机构一声令下：所有“四类”分子统统滚出城市！于是将母亲的户口强行迁到一个边远山区。在那里她每天被押解着在荒山上搬石挖渠。三个月后的一天母亲在劳累中吐血晕倒在地上，经检查是肺癌末期。父亲带着单位介绍信前往苦苦哀求，才得以把病人带回广州。
这一切，父亲瞒着我没有来信告知。那时我在农场表现很好，是学习“毛着”的积极分子，农场工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出墙报、搞“红海洋”的好手。我终于可以从“贱民”晋升为“平民”了。到1967年初，母亲已经病危。我接到家信后，请了15天假，回去看到家徒四壁，母亲已经不能走路，也不能平卧，吃什么吐什么，连说话都无力了。待到我的假期已满，正忐忑不安，母亲把我叫到床前，留给我最后一番话：“孩子，纪律重要，前途重要，你还是准时上路吧……我是什么身份，一切都定局了……你还年轻，自己去闯吧……”
我硬着心肠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家，那是1967年2月底。回到农场，我马上投身于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革命行动”。我们进驻了场部，把农场党委几个头头拉下了马，轮番批斗他们。那阵子沉迷在红旗如海歌如潮的“革命造反”中，狂热无知的人们似乎都失去了自我，完全没有工夫去考虑个人或者家庭，为了扞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
一天早晨，有人给我送来一张电报单，上面写着“母死速回”四个字，我拿着这张纸，长长叹了口气：“她终于死了！”心中竟然异常的冷静，潜意识里还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是替死者？替自己？还是替全家人？我慢慢抬起头看着造反派贴在墙上的大标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没有掉泪。
母亲生我育我，传我学识，给我智慧，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最亲爱的人死了！世上的一切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潮水照样有涨有退，太阳依旧有起有落，人们还是那样天天奔忙着。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心内的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加剧。现在每当看到有人在报上登的讣文，其中“随侍在侧，亲视颔醶，尊礼成服”等字眼，总会咬噬着我的心，大概这就是惩罚吧，因为我不曾尽过孝道，该回馈的时候没有回馈，该恸哭的时候没有恸哭……是什么使我们泯灭了天生的有缘有故的爱？又是什么使我们衍生出太多无缘无故的恨？是什么使我们对值得怀疑的东西一味的盲从？又是什么使我们对不必怀疑的东西却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是那个时代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荼毒！
作者简介
请见《逃亡》后的作者简介。
岁月痕
王安生
1964年9月2日，我们作为当年第二批上山下乡的贵州省安顺市49个（后来才知晓，其中46人是因父辈政治有问题而落第废学的）知青戴着光荣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到原安顺县白坟公社林场集体落户。说是林场，实际是一片野林荒山，十几户老农和我们一起在贫瘠的山梁上开荒种地、栽树而已。可谓“上山”了。第一年，尽管住房简陋、拥挤，劳动艰苦，但有点粮钱供应，不知不觉也过来了。第二年就吃个人分的“人七劳三”粮（含包谷、洋芋），只够吃半年。基本的生活费是没有的了。有的知青回家要钱要粮，大多数知青都因家境窘迫而艰苦忍耐劳作。1965年“四清”来了，政治上的歧视也渐渐显现，“四清”工作组入驻林场，要人人自检和互相检举有何反动言行，要分析批判、无限上纲。
在几次斗争会后，两个同学被逮捕判刑。“四清”尚未结束，“文革”的旋风来了。我们几个胆大的寻找到相关的部门和工作组成员，经过几番力争，才让被冤枉的伙伴获得自由。
我们都进城找到县（后改市）委要求回城，有关部门不仅拒绝我们的要求，还不许知青逗留城市。我们父母所在单位在询查，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在清理。我们还得东躲西藏。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只好冒名去做点小工（挖泥巴、捶石子）或找课代。经人介绍，我到了邻近的普定县马官区余官公社张官大队代课。1968年底，我们又遵循知青要“返回原地闹革命”的批示，纷纷回到白坟。但此时当地政府已经决定解散林场知青，把一人分到一个生产小队（一个自然村），以防“知识分子”成堆闹事，这无疑使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我被分到大山沟里的前寨生产队。犁田打耙后一个人回到暂住的公房生火做饭，我弄了把小刀（15厘米长）作砍柴用，谁知大队革委会宋主任见了，说是“文攻武卫”的刀枪，予以没收，并要我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的性格内向自尊，想到代课时张官地方的人要和气些，便转点到了张官插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