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11日，“青训班”第二期终于结业了，在阴沉沉的天空下，装载着我们的车队顶着蒙蒙细雨，从人民南路广场出发，十万人夹道欢送。我至今不明白，我那时怎么就能从十万人群中一下子看到了母亲的泪眼：她老人家一面挥手，一面拭泪，一面强装笑脸。篷车一晃而过，但这一瞬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都是那样鲜活。
作者简介
唐龙潜，1964年在成都三中高中毕业，1965年7月下乡插队到西昌县高草公社，现在四川省委党校工作（已退休）。关于知青的文字有73万字长篇小说《沧桑路》（四川人民出版社），大型歌舞剧《中国知青魂》、《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互联网）。
西山坪上的“小右派”
李北兰
1960年，共和国饥馑的年代。因父亲右派问题被捕劳改，我当年高小毕业没考上初中。为了生存，也为了“赎罪”，便和本区同龄或大三岁（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的右派子女，以及部分右派分子，来到重庆市北碚区朝阳街道公社所办的西山坪街道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农场撤办。
1961年1月17日晚上，轮到我和同组的另外两个小伙伴成小眉、谭必全到“下屋基”
值夜班守菜地-因附近的饥民常常在夜里成群结队地到农场来偷菜，故场里让场员轮流值班，以保护集体财产。
“下屋基”是一幢破败的土墙房子，离场部有一里多远，四周是农场的菜地，故专用做值夜班轮换之用。下半夜，瘦得像一把镰刀的上弦月落山，夜黑沉得愈发叫人发悚。尽管值夜班守菜地也不是头一回，但不知怎么的，却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笼罩在我们的心头——今晚该不会出什么事吧！那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据说因为保卫集体财产被阶级敌人杀害的少年英雄刘文学，刚刚才摘下红领巾的我们自然也曾举起拳头在英雄遗像前宣誓。然而，一旦那些手持砍刀、被饥饿折磨得近乎于疯狂的偷菜的农民真的出现在眼前时，却又难保不拔腿往回跑……恐惧、寒冷、饥饿轮番“轰炸”，我们不由得紧了紧在凛冽的寒风中犹如一张薄纸的棉袄，在最佳了望哨-一块突兀的大石头上蜷缩成一团。
好在我和小眉因家庭环境熏陶自幼爱看书，肚里都装着一箩筐故事，于是，便你一个《十日谈》，我一个《聊斋志异》地摆起龙门阵来，直到困倦和疲惫阵阵袭来。“好像有什么声音？”迷迷糊糊之间，忽听得谭必全喊。“偷菜的……”我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不，不，是飞机，飞机！听……”小眉说。果然，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抬头一看，只见茫茫的夜空中有两盏又大又圆的“红灯笼”，红得惊心，红得骇然，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那“红灯笼”便随着低沉的轰鸣声从我们的头顶掠过。不知为什么，我竟想起小时候邻居家死了人，在夜空里施放的孔明灯。
兴奋，疑惑，不安，直到另一组值班的小场员到坡上来接替我们（每三小时换一次班），我们都还在争论：“那“红灯笼”肯定是飞机的前灯！”“飞得那么矮，该不会是敌特的飞机吧？”“敌特的飞机能深入到咱们四川腹地来吗？”“恐怕还没过边境，就被解放军打下来了……”然而，不说“敌特”还好，一说“敌特”，大家都兀自紧张起来，即便回到生有一堆篝火的值班房，还时不时看一看四面通风的门窗，害怕有“空降特务”冲进屋来。毕竟还是13岁的孩子，最后我们还是架不住瞌睡虫的催促，在忐忑不安之中，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
离天亮大约还有两个多小时，该我们三个小伙伴值最后一班岗-以往的窃菜事件几乎都发生在黎明前的黑暗，而半夜时分的那两盏“红灯笼”的阴影尚未消散，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尽管害怕，尽管留恋值班房里那堆像母亲一样散发着温馨的篝火，但我们还是互相鼓励着冲进寒气逼人的旷野。
再坐到已凝上一层薄霜的最佳了望哨时，我们已全无睡意，虽“沉默是金”，但我们的心里却在不停地祈祷：快快天亮，快快天亮……拂晓时分，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大锅，使劲睁大眼睛，也看不清眼前的一草一木。头天晚上那顿打了折扣的“吹吹”稀饭早已化成几泡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我便摸到菜地边掐了几根白菜头，不辨滋味地嚼起来。“小声点……有贼！”机灵得像一只猎犬的谭必全“呼”的一下掀开棉帽的耳朵。我们屏住呼吸仔细倾听了几秒钟。“嚓嚓嚓，嚓嚓嚓……”下面月亮田里的砍菜声明白无误地传入我们的耳鼓。“有人偷菜！”我们几乎是下意识地往月亮田那边跑去。夜雾茫茫，我们看不见偷菜人，只看见无数把雪亮的砍刀在夜雾中闪动。
“过来嘛，过来就砍死你们几个小崽儿！”尚未跑拢，便听得一声低沉的断喝。我们赤手空拳，自然不敢上前去阻拦，但“责任”却使我们不敢拔腿往回跑，于是便跑到迎风坡上扯着嗓子向场部大喊：“场长，有人偷菜！场长，有人偷菜……”两股颤颤，那喊声自然也不利落，遥遥的拖腔在漆黑旷远的夜空里显得格外凄楚、悲凉。一会儿，忽听得场部响声大作，叫骂声、吆喝声、犬吠声、鸡鸣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几声朝天开的枪响，“嚓嚓嚓”的砍菜声骤然消失。
正呆若木鸡之时，却见高大健壮，有着一副男人大嗓门的场长肩扛枪，手持电筒向我们跑来，身后还跟着几个农场的民兵。“为什么不早一点喊？月亮田的莲花白（即卷心白菜）几乎全被砍光！”还好，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拿我们的“高成分”来上纲上线。正兀自庆幸时，却听得她嘴里吐出一串国骂：“……值班不负责任，扣你们的罐罐饭！”斯时饿得人生菜都能吞下肚，“扣罐罐饭”的惩罚比挨打还要令人绝望。
天刚蒙蒙亮，我和小眉像霜打的茄子蔫蔫地回到场部，准备“享用”值夜班挣下的半天休息时间，并相约着等午饭时间过了再起床，免得被场长“扣罐罐饭”后看见人家吃午饭时饿得更厉害。
路过离场部不远的长满水草的大堰塘时，我们不由得停下脚步，堰塘边那块光滑的洗衣石旁，分明漂浮着一张折叠的纸。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们用一根小木棍将那张纸拨到塘边。拾到手里，却见那纸折了四折，边沿还订了一颗订书钉。“这是什么纸呀？还用得着订这么牢？”扯掉订书钉，将纸展开一看，我们却傻眼了，原来是一张印有“台北”字样的彩版宣传画……“哇，果真是敌特飞机！”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昨晚掠过头顶的那两盏“红灯笼”，随即便像开水烫了手似地将那传单扔在地上。然而我们明白，现在就是扔掉传单也脱不了干系-扯掉的订书钉不可能完全复原，如果这张被人拆看过的传单被搜山的民兵拾到，清查下来，我们笃定吃不了兜着走。商量过去商量过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拎着那张湿漉漉的反动传单到场长那儿去“自首”。
没有多少文化、但阶级斗争的弦一向绷得很紧的场长还没等我们“申辩”完，便暴跳如雷：“好哇，丢菜的事还没了结，现在又看反动传单……等我搜完山再跟你们几个“小右派”算账！”说罢，便气哼哼地带着几个武装民兵搜山去了。尽管惴惴不安，我们回到宿舍后还是一觉睡到吃午餐的钟声敲响。也许是场长太忙，忘了对我们进行惩罚，我们端着碗到伙食团去，竟顺利地打到了饭菜。
吃饭时，方知场部已下命令：凡拾到反动传单、空投食物不交者，一律送交公安局；凡传看反动传单、偷吃空投食物者，格斗勿论。
忐忐忑忑一直挨到晚上，也不见场长的踪影，其间听得场员们纷纷传说：昨晚的敌特飞机是从西藏方向低飞入四川盆地的，过西山坪时撒下传单，过白羊坝和二岩时还撒下了面包、腊肉、糖果等食物。据说，白羊坝和二岩的老百姓不听干部和民兵的劝阻，悄悄将“有毒”的食物捡回家去“打牙祭”。“怎么不给我们空投点食物呢？就算是有毒我也要把它们吃下去，死了也是个饱死鬼！”传说者传说之后，往往还要不无艳羡地添上这么一句。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没见场长回来，我们心里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她忙她的阶级斗争去了，一时半会是顾不上来“理麻”我们的！
第三天上午，场长带着几个神情疲惫的武装民兵回到场部，她当即宣布：“晚上开斗争大会！”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小眉的心直往下沉-看来是在劫难逃了……晚上，当场长在马灯霍亮的斗争台上大喊“把人给我押上来”时，我们才发觉民兵的枪不是对着我们，而是对着几个平时“不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和“专与领导作对”的捣蛋分子。“你跟空降特务有什么联系？”“空降特务给你布置了什么破坏任务？”“你吃了“刮民党”好多面包和腊肉？”“你们的联络信号是什么？”这“痛打落水狗”的斗争自然是既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不斗得被斗争者趴到台上不能动弹，是不会罢休的。这斗争当然没有结果，因为没有什么“空降特务”，这些被斗争者也不可能吃到扔在十几里外的二岩和白羊坝的“有毒”的面包和腊肉。
由于场里一连数晚上都开斗争会，场长早把要对我们几个“小右派”实施惩罚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
1961年春节前的那个星期天，气温骤然下降，从中午开始，便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重庆鲜见的大雪。尽管天气恶劣，但回北碚街上休假（农场每周日休息一天）的场员们傍晚时分还是冒着大雪陆陆续续归场，一来是为了赶那顿属于自己的晚餐（过时作废），二来也是怕场长每周日晚上的大点名-若迟到或旷工，轻则被扣“罐罐饭”，重则挨批斗。
吃罢晚饭，正待在寝室里等场长来点名，忽听得男寝室那边一阵大哗。“这家伙吃了豹子胆？竟敢不按时归场？恐怕又是去搞什么破坏活动了……”原来，场长点名点到其中一间寝室时，发现少了一个姓李的右派分子，故而大发雷霆。同寝室的另一个右派分子迟疑了片刻，便立正着说：“报告场长，李某某已经生了好几天的病了，会不会……”话音未落，便被场长的一声怒喝打断：“闭上你的臭嘴！你和那个家伙狼狈为奸，以为我不知道？我问你，那家伙哪一顿少吃过一口？分明是装病，逃避改造！”场长手中挥舞的棍子，差点敲到那个“多嘴多舌”的右派的头上。
刚刚跨出寝室门，场长便气急败坏地喊道：“下山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几个武装民兵不敢怠慢，立即背上枪冒着风雪下山去了。
长年睡阴暗潮湿的地铺，有一段时间，我的腿脚夜夜抽筋。这位懂医的李姓右派曾主动为我扎了几次银针，使我的病情大大缓解，我因而对他颇有好感（虽然有时也暗暗批判自己没站稳阶级立场），再加之他是我们这个组的组员和监管对象（小右派监管大右派），朝夕相处，多少有点息息相关。故我半夜睡在床上竟不能成寐，心里一直都在嘀咕李某某：若被民兵五花大绑押回来可就惨了！
第二天清晨起来，山野一片银白，铺在石板路上的积雪足足有半尺厚。吃早饭时，便从其他场员的口中得知，昨晚，冒着风雪下山的民兵和李姓右派至今尚未归场。这一下，心中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忘忧草，吃过早饭，我和同组的几个小伙伴扛着锄头，打着雪仗，嘻嘻哈哈地顺着铺雪的石板路向远处的田地走去。刚刚转过离场部约一里路的松林坡，一位眼尖的小伙伴便停住脚步大喊起来：“看，那是什么？”原来前面石板路的中央，横亘着一大坨积雪覆盖的东西。“大惊小怪，不就是坡上滚下来的一块大石头吗？”“走，我们去把它掀开，免得挡路。”然而，当我们用锄头勾着那“石头”准备往坎下掀时，却发觉有点不对劲：“这是什么石头呵？怎么软塌塌的？”三锄两锄刨开积雪，却见一件看上去有点眼熟的黑色棉大衣，再仔细一看，棉大衣里还蜷缩着一个僵硬的人……“我的妈呀！”
还没看清楚那人是谁，我们便哇哇大叫，丢下锄头往回跑，后面跟来的几个小伙伴见状，也慌不择路地四下逃散。
听了我们的报告后，场长铁青着脸，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国骂：“他妈的！”随即便带着场部的几名“官员”直奔现场。惊惊惶惶之中，有消息传来：死者正是那位李姓右派，据说从他的身上搜出了病假条和一张住院通知书。“这人也是，看都看得到场部的灯光了，怎么就倒在雪地里了？其实，只要再坚持十分钟，就有活的希望……”“重病、饥饿、寒冷、劳累等交替“轰炸”，他能从北碚街上走上山，都算是奇迹了！只可惜……”“肯定是回农场来请病假的，谁不怕场长的“周日大点名”呀……”也许是“兔死狐悲”吧，那天上午，我们这组的大右派和小右派皆无心做活路，第一次有了“共同语言”。
中午时分，几个武装民兵也一溜一滑地返场。他们声称，他们当晚就赶去了李姓右派的家，但却扑了一个空-据李姓右派的家人说，李姓右派已在两小时前出发返回农场。“既然这家伙已经返场，那我们也用不着再回农场去了。”因风雪太大，民兵们便“梭”
回各自的家“温暖”了一夜……当他们得知李姓右派已用不着他们那根粗壮的绳子“伺候”时，全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
1961年端午节的早上，我和12岁的许陵陵抬着一只足足有我们半人高的粪桶，跟着场里其他担大粪的大人和半大人，说说笑笑地向十几里路外的二岩和白羊坝走去。白羊坝是嘉陵江温塘峡里的一个码头小镇（后因泥石流全部搬迁），二岩是紧靠白羊坝的一座山崖，崖上就是广义的西山坪。
二岩的笔陡早就有所耳闻，曾从一个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上看到，某人嫌妻丑，便把妻子骗到二岩推下万丈深渊……虽有思想准备，但一旦真的站到林木幽深、地势险要的二岩顶，我们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斧劈刀削般陡峭的崖壁上，一道用人工凿出的石梯几无曲折地一沉到底，别说走，光看一看也叫人眩晕！然而，返回是不可能的。如果无功而返，今明两天的罐罐饭要被扣掉不说，还有可能被上纲上线。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往下“躜”，“躜”到有两尺高的石坎时，我们两个“矮打柱”就只好拖着空粪桶往下“梭”。
胆战心惊地下完最后一道石梯，高度紧张的神经才得以放松。
常言道：“上坡容易下坡难。”但当我们把满满一桶大粪从粪船上抬到二岩的山脚下时，还是愁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么陡的路，这么高的坎，我们怎么爬上去呀？试着向上抬了一小段，最后还是被吓得退了下来-使出吃奶的劲，也没能把那只沉重的粪桶拖上两尺高的坎，还险些泼了自己一身大粪。其实，我们并不怕脏和臭，但却怕满桶粪抬回场部只剩半桶粪，不好交代。于是，我们把粪桶搁在路口，眼巴巴地看着同去的场员（年龄多比我们大）抬着或挑着粪桶，上一步台阶喘一口粗气地上岩而去。虽然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我们内心还是希望哪位上了二岩之后，再下来帮我们一把。然而，我们把眼睛都望穿了，也不见有“雷锋”下岩来-时近正午，跟我们一样早上只喝了一碗清稀饭的大场员们也自顾不暇了！
二岩是白羊坝通向西山坪最近的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路。据当地居民说，沿着白羊坝左边街口延伸出去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窄公路也能上山（公路的尽头是西山坪劳改农场），不过，至少要多走两倍的路。已是午炊时分，容不得再犹豫了，我们便抬着粪桶走上碎石铺就的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