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心惊肉跳，我还是强作镇定地浏览大字报。但心中已然有一种被人看穿的失落感-我们的阴谋落空了。
我们返回林场，重新振作精神，再操笔墨，准备反戈一击打笔仗了。
万不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场的悲剧发生了。
这天深夜，女生宿舍传出曾丽珊自杀了的消息，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这是致命的剂量。
曾丽珊是个性格孤僻的弱小女知青，她爷爷曾是袍哥，她自然读不上大学，但她高中毕业来到农村一直在做“复考梦”，现在眼见林场难保，前程渺茫，心灵绝望了。
公社医院王院长被连夜请上山救治。三天后，曾丽珊才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这件事发生后，大家都瘫软了，等我拿主意。我也万念俱灰，说，“树倒猢狲散吧，溜回老家去”。一个月前“杀回老家去”的漂亮口号被改了一个关键字，且此“老家”已不是彼“老家”了，信念的完全颠倒真是时代和个人的讽刺喜剧。
大家开始收拾行囊。
谁料想，当晚，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来，说杨通公社的解放军驻军部队已经出发，将要抓捕砸烂林场带头闹事的知青头头，我也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了。
山林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我们搬《社论》、找“经典”，企图证明砸烂修正主义温床合乎逻辑。这一群十多岁的大孩子们在惊恐中苦苦寻觅着回老家的合法依据，乱成一锅粥……此时，谁又能预想到或者顾及到曾丽珊第二次自杀呢？
当曾丽珊被发现不见了的时候，直觉告知大家，她在寻死。因为那一刻大家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何况她这样一个神经质。
时间就是生命！寻觅的火把和电筒光闪烁在山岩、深沟、溪涧、丛林之中，呼喊声夹带着哭叫声让山林战栗……那一晚，不知为什么，夜空中频频划过流星，每当星光一闪，就有人哭喊“完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居然和偌大的星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青们已经听信封建迷信的诡谲了。
寻找了近一个小时，是张源忠把她从深潭里捞起。我们赶到后，黄丛洲脱下全部衣服将瑟瑟发抖的曾丽珊裹起。张源忠说，他先听到她的哭声，呼叫后才听到她的跳水声，晚一步就没命啦。
我暗暗自责，我在这件事上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早已预感知青要户口回城无望，却灯蛾扑火自取灭亡，这真是“玩火者自焚”、“咎由自取”！
此后事情的发展没有知青们在惊恐中臆想的那么险恶。第二天，公社委派干部来到林场，郑重地念起最高指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同时，带来了5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那内容，仿佛就是针对我们这次砸烂林场的行为。读着文章字字刺目，有如芒刺在背，因为那些内容原本是我在重庆大礼堂主席台上说过的，而那时是为劝阻重庆知青回城要户口有感而发。
小将们的错误被原谅了，因为并没有谁被抓起来。其后虽然“祖国形势一派大好”，但知青们再也无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返回重庆当了“逍遥派”。
“文革”中的重庆，武斗全国闻名。全家为避战火，分散躲藏，各奔东西。我则随同众多的难民爬上北上的火车，去西安电影制片厂见我分别了十多年的亲娘，躲避战祸。
分别了十多年的母子重逢，情景自然是动人的。母亲看儿小孩变大人，情理之中。
儿看妈妈一头“乱鸡窝”，莫名其妙。妈说，这是造反派给剪的。原来，在我来西安的几个月前的寒冬里，家里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妈是剧团当权派，也被按住头颅挂牌游街。妈说，她与陕西省作协主席、《创业史》作者柳青同押一车，柳青是秃顶，我妈担心他在寒风中游斗会着凉，谁知柳青笑笑说：“不会，因为始终有一只温暖的大手按住我的头顶……”我妈谈这事儿似乎很轻松，而我早已双目涟涟，没想到我妈高干家庭依然逃脱不了被造反施虐的遭遇。不过，疾风暴雨暂时过去，已经“靠边站”的母亲每天只是扫扫花房，偶尔被叫去训训话，所以家中相对比较平静。这里应该是我这个“黑五类”子女的避风港。
这样的不算正经也算逍遥的日子过了大半年。到了1968年中，终于因为造反派的干预而结束。
这天，一个造反派头头带着一帮人踏入家门交代事情，不经意间他注意到了我。
次日下午，我妈被叫走了。晚上，妈回到家，把我叫到客厅，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欲言又止。
妈说，造反派要让你离开西影，说你是不是犯了事儿，为什么不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我说，走就走吧，再待一周，别难为了你们。
这时，我妈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目光，慢慢摸出一张纸笺，交给了我。
我看着，心跳加快，脸儿发烧。
这是一纸“勒令”-“据了解，宋晓涛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居然在西影躲藏了将近一年，逃避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必须交代真实的意图。同时，限定宋晓涛24小时之内滚蛋！”
我心里开始难受。好长时间里我把这种难受的感觉差不多给忘了，想不到我在远离重庆的西安，在我高干的母亲家里，我依然是那个“黑五类”子女，依然是个“狗崽子”。
我眼睛红了，湿了。
妈说，如果明天走不了，我们去说一说，延后一天。
“不，我不是怕走不想走，而是……”
我实在说不下去了，我扭头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晚上，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隆隆的火车轰鸣声撞击着我的心灵，一个念头始终挥之不去：什么时候我才不是……1968年中秋节，我终于在漂泊一年后返回了林场，又和知青们处在了一起。
但是，此时的林场已经没有了前些年的蓬勃朝气，不再烧山垦荒，不再你追我赶地挖地，不再欢声笑语。虽然仍然吃大锅饭，但有些房间里筑起了小巢-1967年“回城梦”
破灭的时候，大部分知青回重庆当“逍遥派”，而杨绍林、陈章国几对男女后来又返回了林场，过起了同居生活。
这是一段坐吃现成、得过且过的日子。
闲处山林百无聊赖，见几对恋人已公开同居，我既茫然又向往。耳闻目睹，春心萌动，开始为思念而夜不成寐。终于，在那个夜晚，在那条小溪边，我鼓足勇气心潮澎湃地对我的意中人念了我的情诗，表达了我的爱。但是，她说：“别想入非非了，我比你大一岁，这不可能。”就像大姐姐安抚小弟弟那样，把我炽热的情火顿时给浇灭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越更显得无聊没趣了。
那幅自给自足的林场蓝图离我远去了。
那份渴望得到“信任”、要求“进步”的热情消融了。
那个“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的信念失却了。
一次“教育”，一个“运动”，一场“革命”，从重庆到大竹，从西安回林场，此时若谈起四年知青生涯的收获，我真有些茫然。
新的兴奋点在1968年12月24日出现，过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又一次来到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天，公社革委会向我们传达了那条着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69年1月8日，我们再次被通知到了公社，这次向我们传达的是《达县地区革委会关于撤销社办林牧场的决定》，以及大竹县张家公社革委会对林场知青重新安置的详细方案。现有的1964年、1965年重庆上山下乡知青38人，分散到六个大队二十多个生产队插队落户。谁和谁插在一队住在一户，完全自由组合，这样，那些公开同居的或准备同居的都如愿以偿。我和周大同联手，分在五大队五小队。
经营了四年半的社办林场就这样解体了。
过去当知青，今后当农民，再往后呢……不去想了，想也无用。
当我们数十个重庆知青在林场收拾好行囊，拎着脸盆，又像几年前初来乍到的那样，一字儿排开地面对落成才三年的林场房舍，心中别是一番滋味。
这是亲手修建的林场。
这是将要永别的林场。
我禁不住联想翩翩-林场垮了，新房毁了，若干年后又有人来掏地基，会有人说，老地宅的主人是若干年前的一群知青。
别了，我的林场知青生涯！
别了，我的1964-1968……
作者简介
宋晓涛，男，生于1948年。1964年毕业于重庆市官井巷民办工业中学，同年9月上山下乡到大竹县张家林场。1970年招入大竹县文工团，任演员、导演、舞美、编剧。1993年调入重庆市人口宣教中心，任电视栏目编导、中心副主任。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
老知青散记
徐建成
我们1964年下到西昌的这批知青，人员构成复杂，除了应届、往届高初中毕业生外，还有小学生和小学未毕业生，同时还有一些当过工人、做过干部自愿辞职来当知青的，实在是“散”得可以。
“格资”即是当过工人又上山下乡的知青之一。在记叙“格资”之前，先对我们这个群体作如下交代介绍-我们是4月14日乘军用大卡车由成都出发，记得是几十辆车，如集装箱般装着热血、充血或贫血的青春。当夜宿于雅安，次日住在石棉，16日到达当时的西昌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西昌县-现在的凉山州首府西昌市。18日那天，当地的车辆送我们到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下到了各自插队的公社。有两百多人下到了距城二十多公里的裕隆公社；有四十八人被下到裕隆公社的永兴大队，这其中有笔者，也有笔者正在记叙的“格资”。我下在六队，“格资”下在五队。
“格资”也姓徐，名叫寿金。马脸，高额，时常笑得如腻了一般，暴露出一口被烟熏得黄灿灿的牙齿。下乡时，他大约25岁，原系木器厂二级木工。与他同时下乡并分在同一个生产队的还有他木器厂的两位师兄弟，一是知青小组长邓克胜，另一位与民国政府时的一位高官同名同姓，叫做王世杰（邓克胜君不幸于1979年前后在知青的光荣岗位上病逝；王世杰兄现早已从企业退休，以教授孩童书法为乐事-笔者补记）。“格资”喜欢“冲壳子”，据他摆的“龙门阵”，他好像读过了很多书，从《本草纲目》到《唐诗三百首》，从《济公传》到《马克思传》，但在修家书时却将“亲爱的老母亲”写成了“亲受的老母亲”，惹得同队的知妹们哈哈不断。他资格极老，时常摆些光荣史，诸如1960年他拉了两车红萝卜跑西安做生意；诸如1962年大逮捕，他身上揣着80张逮捕证；诸如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他坐火车到乐山去，在车上碰到一个女娃子，高矮要跟他耍朋友，还给他留了地址：
成都水花街25号陈玉华；诸如1953年，他在山上打土匪，一个人抱了一挺机关枪，不歇气扫了一夜，天亮一看，山坡上密密麻麻摆满了死人……“龙门阵”越摆越热闹，他的资格也越来越老了，他的师弟邓克胜便笑眯眯地为他取了个外号，他便因此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可以使人忘忧解闷、可以让人消痰化食的“格（读着“嘎”）资”。
却说“格资”爱摆的龙门阵之一是“我们老人教我的太极拳、点穴道，有气功在里头。不相信？要告（意即“试”）才晓得。老子一葫芦瓢水搅转，保险泼他龟儿一身洋姜大泡……”
一日，天已擦黑，“格资”与本队知妹付某为当天的饭没焖起锅巴而争吵起来。言语之间，彼此均有不逊之处。“格资”正吵得马脸泛红、口喷泡沫之时，刚从代销店购得煤油归来的汪君一见此场面，红不说，白不说，放下煤油，双拳紧握，怒骂有声，二目圆睁，走将上前“啪、啪”，结结实实的两拳打得“格资”始是偏偏倒倒，摇摇欲坠，继而背贴土墙，立正稍息，半天回不过神来……披星月，踏凸凹，“格资”满怀悲愤来到我们队的知青点。半包“春耕”掏出，每人一支，吞云吐雾之际，大家靠在床铺上听他字字怒、声声恨地倾吐心中的不平和仇怨。我们都为此事不平。汪某与付某耍朋友，这是大家知哥知妹都打凑合（读作“抽活”）的事。“格资”与付某争吵，你汪某本应相劝摆平才对，为何要借“格资”挨拳头的胸口来表白你对付某的一片忠诚呢？
我问“格资”说：“你为啥不把太极拳拿出来，把龟儿老汪放翻再说嘛？”
“格资”一脸油汗，但气已稍平，半晌答道：“本来我都想放翻他两口子的，又害怕老子手重，给他龟儿弄成养老残，都是家乡人，不好下手……”“格资”是否会太极拳打人，是否有气功，会点穴道，原本我就半信半疑，听他如此这般解释后，更加疑心，便又问他道：“那你该点他的穴道嘛。”“格资”凝神片刻，垂首，二目如罩云翳，含羞般轻声道：“龟儿子的煤油灯没得油了，亮都不亮，看都看不清楚穴道……”
于是，满座轰笑；“格资”也笑，笑得似很快活，他的胸脯想来已不痛了。
“明天早晨，太阳照进灶房的时候“格资”看清楚了，好生点他龟儿老汪的穴道……”
一群知青笑得前仰后合，欢喜得很！热闹得很！
看来“格资”根本不会太极拳、点穴道。他不过是“冲壳子”而已。然而，一年之后，“格资”却以他的“太极拳”为知哥出了口恶气，大长了知哥的志气。
下乡的第二年，我们裕隆公社永兴大队的十几位知哥报名去参加修建泸沽渠，作为各生产队派出的民工，由民工连记工分，转给各生产队进行年终分配。我和“格资”都到了距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过二十来公里的泸沽渠工地上当上了光荣的修渠民工。
我们公社的民工编为一个连，有百十号人，均借居于新华公社的几户农家中。连长是别的大队的一个队干部，姓温，细眉小眼，待人甚刻薄。报到那天，他将我们十几个背着铺盖卷的知青安排在一间大约十一个平方米的土坯房里住宿。有知哥当即“喷痰”（意为“提意见”）道：“温连长，这么挤啷个睡啊？是把人打成捆子吗？还是把人弄来重起睡？”“啷个睡？好睡得很！”温连长当即示范表演了一番，只见他背靠土坯墙立正说道：
“一个。”然后又翻转身体胸贴墙壁道：“两个”，再还原为背靠墙壁道：“三个”……如此这般，他绕墙壁转了二十几个半圆，面带胜利者的喜悦高声宣布道：“22个半！你们才18个人，松活得很！”“松活个！弄得老子们半夜翻身还要喊：一、二、三，预备起……”又有知哥“喷痰”道。
“要松活，回你们成都去松活！”温连长一句话，惹得众知哥皆口出怨言，“喷痰”声声。这自然无济于事，不怕官，只怕管，也就只有草席压草席，枕头挨枕头地各自铺好地铺，18个人长伸伸地倒在地铺上“演习”了一番，居然还睡得下，便有人叫道：“挤热火，再加一个！挤热火，再加一个！”便又有人翻身坐起，引吭高歌曰：“山连着山，海靠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修渠的活路，无非是些挖泥巴、“放神仙土”、修涵洞、运石料等等，三五人为一组，记件（比如按土方量计工分）。也就是一天吃三顿饭，出两道（次）工，睡一回觉；七天打一回牙祭（吃肉）。“格资”便时常给大家摆些他修康藏公路时如何“放神仙土”、一日干了七日的活路之类的光荣历史。“冲壳子”不打草稿自然容易，但真的放起“神仙土”来，“格资”
却差一点“驾”了“土遁”，被“神仙土”活埋。
为了提高工效，挖方时不用挖而是用掏的方法，先将下面的土掏空，然后从上面将土层压塌，事半功倍，此为“放神仙土”。
这天，已是掏了半人深一个洞口了，我们都主张不能再掏洞而应放土了。“格资”却很老练很沉着地摇摇头：“不要着急！我修康藏公路的时候，比这个深的挖得多。”说罢，便扔掉烟锅巴，一副身先士卒的大将风度，将头伸进洞内，很豪迈地喝令我们道：“拿家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