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失败了。当天晚上，我光着上身戴上手铐脚镣，被推到营地旁边一棵大树下，由一个民兵看守着。背和屁股被狗咬过的伤口淌着血，可恨的大蚊又来叮我，抖动身躯仍驱赶不去，只得在沙地上滚来滚去，好容易才熬到天亮。他们除开我的脚镣，押解我走在国防公路上。我一边瘸着前行，一边东张西望，默默记住这一带的地形。灼热的太阳晒得我的伤口快要裂开了，那民兵还算好心，让我趴在路边喝了几口沟水。
之后，我被辗转押往深圳收容站、樟木头收容站。最后到了广州沙河收容站，那是一个大集中营，一个大仓几百人接踵比肩打地铺睡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偷渡的知青。在那里我与阿新、道兄相遇了，大家并没有悲伤，既然豁出去了，小小失败等于激励。阿新告诉我，我下山的地方位属240国防公路，叫白石洲，又名“白骨洲”，由北方兵巡逻，对偷渡者无同情心，必要时会开枪，而且水域不止四千米，如果潮汐不对，被大水冲出零丁洋，那就绝无生还的可能。如此看来，那几条大犬倒是救了我一命。
沙河是个中转站，两天后，知青们分别被解往下乡落籍的各县收容所，至少要关上一个月。被关的日子，与其说面壁思过，不如说是偷渡知青经验大交流、大串联。一些人主动过来结识我，向我打听水边的情形。在里面不会寂寞，我们用蚊香盒做象棋，用破玻璃刮胡子，劳动时沿途捡香烟屁股，回来分给大家卷烟抽。正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常常在一起讲故事，唱粤语流行曲。有首《知青较脚歌》到现在还记得，是用《望穿秋水》的曲谱配词，当时在广州非常流行：
窗外东风劲吹百花正吐艳，田野里的知青遥望远方有何念？
在它乡，希望变失望，就要奋起奔赴前程路。
较脚-求前程-做知青-尽努力-学游泳，洞察世界那一边灯光撩人面，红男绿女穿梭不止个个笑盈盈。
跌倒不妨决心再来过，青山过后跨过浪头K城见！
为了“K城见”，1973年12月我们计划了另一次偷渡，那次是准备走水路，“堆点”就在我们石场附近，可惜戒备森严，落船时被追捕而作鸟兽散，连夜逃出广州。1974年又酝酿过第三次。
偷渡需要经费，父亲和哥哥长期以来周济我和妹妹（六八届海南兵团知青），已经不胜负荷，我不能动辄向家里伸手，没有很大把握不敢贸然行动。
这样拖了两年，知青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回城，我凭着一张骶椎隐裂的X光照片（并没假造），1976年1月被批准病退回城。
既然可以逃亡回城，便不再逃亡香港了，事实上除了极少数死硬分子，大多数有过偷渡案底的知青，都就此作罢，打算重新做人了。
知青喜欢讲故事，我也来凑趣。不是为了诉苦，毕竟是肺腑之言，毕竟是刻骨铭心的一段亲身经历。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婚姻都差不多，不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同。
是否可以引申为：顺利的人生都差不多，而坎坷的人生却各有各的不同。我想我的故事也算有点特色吧。
没有磨难，不配真正生活过；没有痛苦，就没有真正的人生！
作者简介
施明，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65年广州市28中高中毕业，当年9月下乡到珠江农场务农。1976年病退回城在街道当待业青年，做了一年多的搬运散工。1978年进街道工厂当工人。1982年至1984年为工业公司工会主席。1984年9月随亲属移民到美国洛杉矶，在餐馆当厨师数年。1997年起进入报馆工作，现在《南加州侨报》供职。
冬夜的山路
邹克纯
知青生活已非常遥远了，但有时又觉得很近很近。回忆大巴山的岁月，总会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夜，仿佛看得见崇山峻岭间自己踽踽独行的身影。
那是1970年1月，我才21岁。
我是跟父亲赌气返回农村的。父亲看不惯我在城里游手好闲。他不时沉着脸教训我：“五亿农民都能活下来，你就活不下来？”
说我“游手好闲”，其实也挺冤。我每次回城都在千方百计搜罗各种书籍阅读，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当然，我读的书中间有许多是当时的闲书、禁书。父亲尤其反感我读欧洲人文主义的作品，他认为那些书都有毒，会导致我产生离经叛道的危险思想。
现在想来，当年父亲撵我回乡的动机其实很复杂。父亲本是个言必称孔孟的旧式读书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十分奇妙地将忠君报国思想与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糅合为一体。尽管红卫兵造反已弄得他死去活来，但他还是虔诚地拥戴党的一切政策，包括上山下乡运动。这里面不排除父亲对当时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他常常告诫我们兄弟姊妹：“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只有发自内心地拥护党的政策，才不会下意识地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招致杀身之祸。”当然，父亲讨厌我呆在家里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每月就55元的工资，实在难以维持我和妹妹邹弘两个知青以及80高龄婆婆的生活开支。
那年襄渝铁路还没通车。我们从渝返乡都得乘坐长途公共汽车，途经邻水、大竹、达县，直至万源县的罗文坝下车，然后翻山越岭返回海拔1800米的草坝公社。
草坝知青到罗文坝一般都要住上一夜，第二天起个大早动身，好在天黑时赶回生产队。我那天因为一心急着回队，刚下公共汽车，不顾颠簸劳顿，就匆匆踏上了回草坝的山路。那时已经快到中午了。
从罗文坝到草坝的路很难走，时而攀登陡峭的山路，时而在高低不平且单调的盘山公路上行走。年轻时我十分干瘦，体力很弱，那样急迫地登山让我很难受，虽然是在冬天，但不多久我便浑身大汗淋漓了。我脱光了衣服，只余下一条内裤。
孤独的行走越发容易触动伤心事，我忽然记起这天恰好是我的生日，而这个日子恐怕只有我自己还记得。我忽然非常眷恋生产队里那间小木屋，尽管那里面只有不够我吃半年的粮食，而且到处是臭虫虱子，但在这世上，那，毕竟是属于我自己的“家”。
天色终于令人担忧地黑下来了，四围的群山渐渐失去了层次，黑压压地挤压过来，使我发慌。我筋疲力尽地爬上陡峭的亮垭子，再也不想挪动脚步，一屁股瘫坐在公路上，而回“家”的路才走了一半多一点。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躺倒睡着了。醒来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十指冰凉。一阵寒意袭来，我急忙穿上了衣服。
黑沉沉的天地间仿佛只余下我一个人，四围出奇的寂静，只有北风掠过大片的山林，时而像在怒吼，时而像在呜咽。我有点害怕，但更多的是迷惘，就在这样奇怪的情况下，我度过了自己21岁的生日。无可名状的惆怅浸透了我的思绪，我开始慢慢地想着很多事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让“造反派”的知青们疏远了我，而“保皇派”的知青对我也心存戒备；回到生产队也只有日复一日地重复那劳累不堪、枯燥乏味的“修理地球”的劳作；没有五彩绚丽的生活，没有热烈追求的事业，没有爱情，也没有家。莱蒙托夫的一段诗句不由自主地浮上了我的脑海：
它们像干瘪的果子，挂在繁茂的枝叶间，看起来难看，吃起来也无味。
正当成熟的季节，它们却要凋零了！
我已经弄不清是什么时间，只是茫然地望着那条微微发白的公路延伸向茫茫的黑暗之中。在寒冷、疲惫与饥饿的夹攻下，我非常盼望奇迹般地出现一辆车能捎带我一程。
但我也清楚，在这条简陋的山区公路上，经常只有一些拉煤和运猪的货车，就是白天往来的车也不多，夜行车就更少了。
可世事常常就出人意料，奇迹还真的出现了。我忽然发觉，在险峻的亮垭子崖下那无边的夜色中，远远地有一点移动的灯火。我目不转睛地关注了一阵，最后判定那是一辆夜行车，心中不由涌起一阵喜悦。
过了好久好久，盘旋的车灯终于上了山垭，向我迎面飞过来。两道雪亮清冷的光柱射得我眼睛发花，但我心里却觉得那简直就是两堆熊熊的篝火。老远我就拼命挥动着双手，大声呼喊着：“搭车！搭车！”
但是，汽车并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大油门，从我面前飞驰而过，飞扬的尘土扑打在我的脸上。霎时，就像一桶冷水浇下，我感到从头凉到脚。
就在我失望的目光中，我再一次看到了出人意料的事：汽车居然停了下来，司机推开车门，慢慢地走近我。我现在已不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司机的模样，只记得他是一个中年人。陌生的司机审视了我一下，简单地询问了我赶夜路的情况，就让我上了车。
到草坝的那一段路上，司机基本上没有再说什么话，沉默寡言，表情似乎很漠然。然而，听着车窗外呼啸的北风，我却感到狭窄的驾驶室内无比温暖。
人生会遇到许多大事也会遇到许多小事，有一些大事让你终生难忘，而有一些小事也同样会令你刻骨铭心。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时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夜、那条崎岖的山路、那位陌生的司机、我孤寂的21岁生日，以及那一点似乎微不足道的人世常情。然而，恰恰就是许多那样微不足道的人世常情，伴随我度过了那段蹉跎的青春岁月；它也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能以善意的目光面对人生太多的无奈，诚实地走自己的人生路。
作者简介
邹克纯，男，散文作家。1965年重庆四十二中学初中毕业，9月下乡到万源县草坝区草坝公社星火茶场，“文革”后就读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当过教师、技校校长。发表过数十篇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重庆分会理事，现任重庆电视台编导。
弄巧成拙迁户口
黄鹤生
1967年3月，春寒料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这是一个造反派的“吉日”。安顺县委门口，全是满插红旗和标语的宣传车，高音喇叭里毛主席语录歌响彻云天。号称十万大军的造反派战士拥进大院，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了安顺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并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挺进县委、县政府，夺取了全县的党政财文大权。
我们蔡官区白坟公社知青造反兵团，在这“大好形势”鼓舞下，决定对安顺县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简称“知青办”）进行夺权。
在串联了其他知青点的造反战斗队并得到安顺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支持后，安顺六四届第一批下到宁谷公社的知青代表刘玉明，六五届下到旧州公社苏吕堡大队的知青代表安华荣，小二毛、胡格和我们六四届第二批下到白坟公社的四十多个造反知青，在县委门口汇集后，喊着口号，团团围住“知青办”。我把大红纸写的夺权公告往办公室门上一贴，和刘玉明、安华荣带头站到龙主任办公桌前，向他严肃地宣布：“知青办”长期以来，忠实执行旧县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影响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我们下乡知青革命造反派，代表宁谷公社的25名知青，白坟公社的49名知青，旧州公社的53名知青，向旧“知青办”夺权！勒令你立即交出一切权力！”遭到意外冲击的龙主任一脸惊慌，满头是汗地说：“没有县委的指示，我不能交权！”安华荣的大嗓子不容他考虑地说：“县委已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了！你还要顽固抵抗吗？不交权，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面对众多情绪激昂、气势咄咄逼人的造反知青，龙主任无可奈何地交出了公章、文件柜和门锁钥匙。一个小时的快速行动，我们打了个小小的胜利夺权战。
夺权后咋办？以白坟公社造反兵团为主，召开了有各知青点代表参加的联席会。会上，反响最大斗争最坚决的白坟公社女知青王娅玲一马当先说：“我们那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最深，许多同学被打成牛鬼蛇神游乡示众，挨批挨斗，尤其是李浩然、谢光前二人，仅仅是说了些牢骚话就被打成反革命遭逮捕关押。想起当初满腔热情奔赴农村，最后落得灰溜溜夹起尾巴做人的下场，白坟那地方太叫人伤心寒意了，我们死都不回去！”
被触及痛处的旧州公社知青安华荣接过话茬说：“一提起当初，许多同学都后悔。原先以为因成分不好、家庭问题而未读上大学和高中后，响应号召下农村，图个表现才有前途，谁知道一个个的运动还是揪住家庭关系不放。这里没有出路，干脆出外去新疆闯一闯！”宁谷公社的刘玉明似乎要老成点地说：“闯不好还得要回来，我看是就地想办法的好！”王娅玲一下子站起来道：“如今我们造反知青掌权了，还怕哪样？把户口办回来！”
“对！”我也趁此说出大家的心里话：“下乡几年来，我们起早摸黑顶风冒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老实实干活，一年到头的爬坡上坎，肩挑背磨，犁田掌耙，打场收割，可年终结算一个工才1角7分钱，工分少的还要倒补口粮款！尤其是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狗崽子”，讲话要注意，做事须谨慎，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犹如戴上冰凉的精神枷锁，再不离开那地方，今后日子怎么过？先把户口办回来再说！”
最后安华荣又说：“我也同意把户口办回来，你们白坟的先动手搞，我们旧州和宁谷的回去和大家商量统一后，接着就办。还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保密不许讲出去，二是也不告诉家中父母。大家想想，下乡几年间，我们的日子多难过，他们心里也跟着多难过。哪家父母不在盼望我们回来，万一事情办不好，他们已操够的心，还不更担惊受怕吗？”知青战友们纷纷赞同。
散会后，我们白坟造反兵团的头头们又专门留下来讨论办户口的事，当即决定由搞宣传和联络的黄鹤生、王娅玲、邓天顺、廖国昆、王韵霖五个委员负责去研究如何办，并要求尽快行动，免得夜长梦多出问题。
我们五人小组初涉“官场”，深知此事的分量，不敢贸然就去，仔细策划后，决定以重新安置为名去办户口，为把握起见，找我们公社干部不认识的华严区宁谷公社知青刘玉明来扮成“知青办”干部下公社去办。因在几次的批斗会上显现出他老练稳沉，做事干脆利落，又能学说一口北方话，很像干部模样。
第二天，找他来商量，一听说是知青的如此大事，他便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我们立即给他借来一套四个兜的干部服和一双好皮鞋，像模像样地装扮成一个知青办干事模样，并且由他想好同白坟公社领导讲话的“台词”，我们配合其进行。接着按计划专门排练了半天，战友们看后觉得语言表情都不错，没有破绽，才放心地让我们去完成这个关系大家命运的大胆而冒风险的任务。接着，我找出办公室的函头纸，编写了一份给白坟公社关于对下乡知青转点重新安置的公函，主要内容是说，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对白坟49名知青转点重新安置，望支持并给予办理。最后盖上“知青办”
的红色大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