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大章是我大学校友，不过，我毕业的时候，他大概刚上小学。2012年6月，我回母校参加活动，在宾馆见到了他。初次见面，要找到话题很难，幸好有文学。但老实说，通常我不会在不甚了解的人面前谈论文学，哪怕这个人说他热爱文学，想成为作家，甚至已经是作家。可大章似乎有些例外，见他第一眼，我有一种惊悸的熟悉，那是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三分拘谨，十分真诚，十二分执拗——对文学的执拗。他谈及文学时专注的眼神，还有把每个字都咬碎了的劲道，让我明白，这不是个闹着玩的人，也不是早给自己留好退路、随时准备原谅自己的人。这让我放心。说放心，其实也是担心。选错路是人生的常态。他有那份志向，是否也同时具备了成就志向的才能？他带来了自己的两本书，一本评论集，一本散文集，还有一篇小说打印稿，《狗发》，即系列小说《苏家坳纪事》中的一篇，正是这篇小说吸引了我。我感觉到，他此前试探了若干水域，现在才找到适合自己温度、宽度和深度的环境。大章很爱惜他的文字，一句一句出来，都给人久经历练的印象，也懂得作为叙述艺术，从容不迫，静水深流，是相当要紧的功夫。他说自己刚刚“学写小说”，这就更加难得。
差不多半年过后，大章寄来了《苏家坳纪事》的全部作品，九个短篇小说。苏家坳，是他的故乡，当然是文学故乡。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我最亲的亲人”，于是全力以赴，呈现这群人的命运。凡人都是有命运的，有许多作品，里面的事情是发生了，还可能发生了不少事，却无法让读者探测到命运。命运的意思是：既能看到人物现在是怎样的，又能看到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未来又会朝哪里走去。这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也是其他一切文学流派努力的方向。大章很清楚这个方向的存在。他以“苦难”为主题，这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但真正触碰它，并不讨好，早有人不满注目弱者命运的作家患下的“苦难焦虑症”。大章作为“80后”，似乎不应该得上这种病，不应该在自己小说中出现“大山”“饥饿”“眼睛哭肿”之类的词句，应该去写会所、派对、情爱等等才合时宜。但我尊重他的，恰恰是他在“应该”和“不应该”之间作出的选择。倒不是说写苦难天生就好，而是说，他没有成为文学上“最糟糕的失明者”，忠诚于自己的生活原质和真情实感，也深知一个作家是有责任的。无论用多么绚烂的大词去描述文学，“真情实感”“有血有肉”，都是最简明也最本质的描述。至于责任，爱伦堡说，“天职”这样的字眼，不是可笑的，也不是空洞的，它们包含着对作家义务的正确解释。大章秉承先贤，认为不是写出了一点东西就可以称为作家，而是要对时代有所担当。
正因为懂得责任，大章写苦难，不是为了展示和渲染苦难，而是希望获得一种理解：理解那片土地上的眼泪和欢笑，卑微和坚忍。也因为懂得责任，他才摆出怀疑的姿态，保持对伤痛的敏感，彰显自己的时代关怀和批判意识。他将人物置于社会和人心的丛林，探讨精神疑难，求证人的尊严，追寻公正的可能性。爱和敬畏，是最大的公正。在大章的这个集子里，不乏这样的公正：外公在艰难时世里救回即将路毙的狗发；生性懒惰的狗发，却又为让并不领情的何三妹过上好日子，一次次外出务工；当过兵的玉生，即便回到乡下，也总以优秀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蒙冤入狱后，心中没有仇恨，而是在手臂上刻下“忠孝”二字；富家出身的玉平，因恨而弃离家乡，却又在最后的岁月里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因为她“突然之间觉得，在苏家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其实有着自己怎么都无法丢掉的过往”……让人欣慰的是，大章找到的“公正”，并非刻意绣花，而是比较自然地呈现了小说的说服力。
对小说本身我不必多言，读者自有评判。我只能说，我个人喜欢这个集子，也看好大章的写作；如果“咬劲”再足些，结构再精粹些（尤其是短篇），就会更好。同时还要说，写作不是职业，而是事业，既然是事业，就要准备好投入一生的心血，包括有勇气承担可能遭遇的挫折和苦痛。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