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杨家将故事讲的都是杨家父子如何尽忠赵宋王朝，但晋剧中更多地表现出杨业被陷害后的无奈与悲凉，而极少涉及杨家将如何奋勇杀敌、如何边关立功。鉴于北汉军民与宋朝廷之间发生过如此惨案，其中缘由不难理解——潘美虽非晋阳惨案之主谋，却是罪行的实施者，北汉遗民若借助艺术的翅膀，将其加以痛斥，以解心内之恨，自然也能得到理解。
老梁论成败
传说中的潘美远比历史上的潘美更有名，而这种出名是反面的：潘美在中华民族艺术史上，被当成了奸臣的典型代表。“无中生有”是戏剧之魅力，却是历史之大忌。演义并非历史，戏剧小说更不能当成历史来读。同时，历史人物与娱乐人物更不能对号入座。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敌对的观点，使得人们对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与事实完全相反。尤其是涉及忠臣义子的时候，更是不能对于传说中和他们敌对的人有任何的正面评价，否则就是颂扬卖国贼。潘美之所以被污蔑就是这个原因。确实，历史上卖国贼确实是应该被人人唾弃的，但是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会还忠臣和英雄一个公道的。
曾国藩的多面人生——仁者、忍者、狠者皆是君
在我们国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加之在不同时期政治形势的需要，往往对历史人物缺乏客观而实际的评论。而走进历史深处，你就会发现，真实的历史并不是我们以往在课本上看到的那样。
就拿曾国藩来说吧，在诸多历史人物中，他无疑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有人称颂其为圣贤，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一代完人；有人唾骂其为国贼，帮助清廷屠杀汉人，天津教案的失败者，杀人如麻的曾剃头，而他自身也确实是个矛盾重重性格复杂的人。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曾国藩的忠实粉丝。蒋介石案头常年摆着一套《曾文正公全集》，据说是他的老师顾清廉赠送给他的。蒋介石时时翻阅，一生都在研究它。他准备了很多套《曾文正公全集》，经常作为奖赏送人。他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叮嘱儿子蒋经国必须读的书中就包括《曾文正公全集》。
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认为：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曾国藩虽说为清封建王朝服务，有他的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人在治家、修身、治国、治世、治政、治军等多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一代治世能人的卓越才能。
曾有人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来概括曾国藩这个人，上联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下联是“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曾国藩虽不是完人，但他在各个领域的建树却堪称晚清第一能臣。
低调清官曾国藩
都说大清的官员腐败，但曾国藩绝对是清官。他有个绰号叫“一品宰相”。这个绰号不是说他官居一品，而是说他每次吃饭只吃一道菜，一品一道菜。曾国藩每天的食谱是：早餐清粥加小葱拌豆腐，中餐米饭加鱼片和菠菜汤，晚餐清粥酱萝卜。基本日日如此。曾国藩死后第五年，他的三儿子曾纪鸿30多岁在北京病逝，曾家竟然无钱买棺办后事，后来还是左宗棠资助了300两银子才办了后事。
曾国藩从不因为自己位居高官就奢侈浪费。他从没让家里人沾光占便宜。在曾国藩当两江总督的时候，他的家人还在湖南双峰县的农村老家待着，曾家的媳妇妯娌们每天天不亮起来，点着煤油灯纺线，维持乡居的生活。曾国藩晚年位高名重，但他的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他铺草席、盖土布，过着清贫乐道的日子。曾家的老屋已有百余年，由于家中人口增多，拥挤不堪，他的九弟花了3000多元建了一栋新屋，他听到后大不高兴，写信责问弟弟，他说搬进容易搬出难，我此生绝不住新屋。
曾国藩曾为自己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意思是说只要人的信念还像春天一样朝气蓬勃，保持这种旺盛的生机已使我们在道义和灵魂上足够充裕了，物质上的贫困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又说：“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依曾国藩看，是否受得了穷，和一个人的品格以及人生成就都有着巨大的联系，固“穷”是一个人立志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曾国藩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他的清廉是货真价实、问心无愧的。
对朝廷来说，曾国藩忠心耿耿，他是一个在乱世当中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底的理想主义者。曾国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有什么太大的超越自身能力或超越自身理想的行为。他始终保持自省——官当得越大，便意味着暴露弱点的机会越多，意味着遇到的挑战也越大，稍有不慎便会身败名裂。曾国藩无论怎么升官，都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倒不是他多会溜须拍马，也不是他多么圆滑，而是他本身持身极正，别人极难挑出他的毛病。
曾国藩是一个具有高超政治智慧的人，甚至有人说他是谋略大师，但是，他并不恋权，也不贪功，更不曾因一己之私，做一些争名逐利之事。乱世之下，尽力发挥自己处世的智慧，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这也是曾国藩之所以在清末位居重臣那么长时间的原因。
曾国藩在教育子女、维持家庭和睦、保持官场团结等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树，这或许正是后世一些如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般了不起的人物，都对曾国藩的思想非常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的原因。
书生嗜杀，乱世用重典
那么，曾国藩到底有何过人长处，他是靠什么起家的呢？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成就了他。曾国藩进士及第之后，在京城当官，刚开始也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官。1852年曾国藩回老家守孝，因为他母亲过世了。但是，没等他给母亲守完孝，太平天国起义就爆发了。
曾国藩在老家组织团练，开始跟太平军打仗。可第一次跟太平军交手时，他便吃了败仗。曾国藩甚至一度想投江，后来其父写信给他，劝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这才激起了他的斗志。后来，曾国藩曾抬着棺材上战场，其决心与毅力令整个清廷都震惊了。
如果你曾对这一时期的曾国藩进行过详细的了解，你便会发现，曾国藩实在不是善良之辈，哪怕他的为人再杰出，他的心狠却是举世公认的。曾国藩是书生带兵，却毫无书生带兵的通病——妇人之仁。相反，他嗜杀成性，极为残忍，而且还曾经如是说：“为了灭匪，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在某些仁慈之人看起来，这简直是比曹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还要冷酷。
曾国藩口中的匪是什么人？他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递交朝廷的《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曾经提到，湖南地区的匪徒之辈极多，凡是入天地会的、无赖之民、偷窃之民、反对官府者皆为匪辈。曾国藩的意思便是“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且抱定了“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他发誓要将湖南的会匪全部除去，以消除朝廷的忧患。
在曾国藩的眼中，会党、偷窃之民、反对清廷者与土匪等同。在他的眼中，只要威胁到清政府统治的人都可归到“匪类”之中。曾国藩一生的功名利禄都是清政府给的，他早已经将身家性命与清政府死死地绑在了一起，当然会仇恨带有革命倾向的革命党了，至于后来志在推翻清政府的太平天国运动，他更是提之切齿。
彼此各为其主，看起来好像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奏折中，曾国藩又提到，除了教匪、盗匪、会匪三者之外，平日里的无钱归家的“游匪”也要抓住“立即正法”。没钱回家也成了一种罪过。但是曾国藩并未就此打住，他进一步将打击面扩大，“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由于贫穷娶不起老婆的光棍也要加倍严惩，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滥杀无辜了！而有老婆者也个个自危：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就变成了奸胥，还是有可能会被杀头。曾国藩之暴戾由此可见一斑。
咸丰八年三月，湘军将太平军坚守的九江城攻破，由于久围不下，死伤湘勇无数，所以湘勇在攻城成功后，入城见贼即杀。曾国藩闻讯后非但没有不安，反而欢喜若狂，写信给原本就生性暴虐的弟弟曾国荃说，屠戮一事，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并称，想必贼人已无路可走，在日后攻陷其他城市后，亦当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如同九江之战没有将贼寇杀光，则很容易留下祸患，并嘱咐弟弟定要按着自己的嘱咐办。来自哥哥的这些话，更加增长了曾国荃的暴戾，使他在日后获得了“秃鹫”的称号。
曾国藩的残忍之举远非这些，在咸丰四年八月间，湘勇首克武昌，他在《官军水陆大捷武昌汉阳两城同日克复折》中交代道：“我军喊杀愈厉，声振林谷，耳不忍闻。中有儿童数百人先后奔投湖水，臣塔齐布目睹伤心，不觉泣下，因饬将弁，大呼救小儿，不许投水，凡活二百余人。众贼见小儿得救，遂长跪乞命，亦带回七百余人，分别斩决。”
同年九月，曾国藩在《陆军克复兴国大冶水师蕲州获胜折》中交代：“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因其掳掠奸淫，肆毒已久，仅予枭示，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迟，以泄居民之愤。”“破刘玱林，降者四千余，疑其内应，尽杀之。”有罪砍头还不可，竟然还到了挖眼剖心的地步，其狠毒由此处便透露无遗了。
咸丰十一年五月三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今日未接弟信，不知刘玱林一垒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曾国荃当日还未大开杀戒，但是在曾国藩的再三催促下，他将已是手无寸铁的俘虏全部杀戮，曾国藩由此极为开怀：“初三夜接沅弟畅论贼情一缄，季弟报喜一缄。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
后来，曾国荃在攻克菱湖等地后，将所俘获的太平军全部杀戮，同年六月四日曾国藩再次交代：“安庆军事甚为顺手，菱湖贼垒十八座，三十日，初一日一律踏平，杀贼八千。”“初一卯刻，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意。”曾国藩的幕镣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留有文章：“城外各贼营陆续来降者亦皆戮死，又八千人。”降者也要杀，而且一杀就是8000，这样的残酷之心，已经颇为狠毒了。
曾国藩下令、曾国荃执行，一直杀得整座安庆城“腥臭之气，炎暑薰蒸”。事后，就连在前线进行组织杀人的曾国荃都有些心虚害怕。曾国藩看到弟弟的妇人之仁有所表露后，立即写信开导道：“劫数之大，良可叹悸，然使尧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谓此贼不应痛剿。”曾国荃不肯听从，他此时已被满城的血腥吓到了。于是，曾国藩再三去信开导——既然你已经是三军统帅了，自然以杀敌为平生大志，又何必要以杀人为悔？这些贼寇四处掳掠杀人，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你已看到，哪怕是周公孔明在世，也断没有不尽力诛杀之理。既然已经开始了诛杀，便不需要去因为杀多了贼寇而后悔。
其间，曾国荃曾经有过想要学习曹操招用降卒来打仗的想法。在得知此事后，曾国藩急忙去信进行阻止：一旦收用了投降的人，便如同挤疖疮一般，无法将脓液挤出；又如同蒸烂肉一般，不能在半截屡屡揭盖，克城应当以多杀最为妥当，万不可因妇人之仁而耽误大事。不让一人逃脱，不让一人投降，30000人一定要全数杀之而后快，整座安庆城顿时被阴惨之气、尸腐之臭所笼罩，数月不散。
正因有了如此的残酷，曾国藩才有了封为一等侯、加太子太保、戴双眼花翎的结果。去掉了妇人之仁的曾国藩用太平天国的将士的头颅与鲜血浇灌出了自己的红顶子，还有自己的盖世奇勋，与一支战无不胜的勇猛湘军。
韬光养晦——有功不称王
曾国藩真正权倾朝野的时候，是慈禧太后上台之后。当时两宫太后跟鬼子六恭亲王弈，把肃顺、端方等顾命八大臣拿下，然后垂帘听政。在不到12天的时间里慈禧就下令，让曾国藩统管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个省，这4个省巡抚以下官员都归曾国藩管，曾国藩这时候权倾朝野，可是曾国藩没有因此忘乎所以，反而更加谨慎。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遇到了他人生最大的考验，因为他拥有中国当时最大的军事力量，比朝廷军队强大多了，所以很多大臣，纷纷向皇上参本，说曾国藩尾大不掉，都到这程度，快控制不住他了。清廷的这个猜忌是很正常的，曾国藩也能理解，可是同时清廷别的做法曾国藩很难接受。比如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安置了大量军队，但那不是为了对付太平军，而是准备对付曾国藩的，看到朝廷使出的这个手段，曾国藩心里很委屈。
曾国藩审问忠王李秀成回来之后，他帐下30多名将领集体逼宫，跟曾说，咱们得造反了，皇上这么对咱们，根本不把咱当自己人，以咱们的力量打到北京，把皇上推翻就跟玩儿似的，怕他干什么？这些人其实想再演一下“陈桥兵变”，要曾国藩黄袍加身当皇帝。
当时，曾国藩的力量非常强大，可忠于朝廷的心思一点儿都没变，毅然决然地否决了大家的意见。很多人都非常不理解。据说忠王李秀成这时候还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他愿降，但是有条件——什么条件呢？他能搜罗30万太平天国旧部，跟曾国藩一块儿造反，只要能把清人给撵出关外去就行。
说实在的，这对于一个想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很大的诱惑，但曾国藩丝毫不曾动摇。曾国藩这时候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反了；第二种是维持现状，看朝廷能把他怎么样；第三种是迎合朝廷需要，裁军。最后曾国藩主动把自己的湘军裁掉一大半，让大家回家了，甚至让立下汗马功劳的九弟曾国荃也回家待着去，所以这一下朝廷没得说了，说曾国藩确实是忠心耿耿。
在“权力之剑”下，曾国藩时刻敲响心中的警钟，唯恐越雷池一步，唯恐做出有违天地道义、国法民俗的事儿，唯恐被至高无上的权力冲昏了头脑。在曾国藩面临人生最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他凭借着自己坚定的理想主义渡过了这个难关。
曾国藩做人真像他的老祖宗曾参一样，时时刻刻都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绝不放逸自己，由着性子乱来。因为他知道，物极必反，当站在权力的顶峰，当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帝国之后，领导者的自我意识往往会无限膨胀，成功的喜悦和权力的诱惑往往会冲昏头脑，迷失自我。
曾国藩知道，智者坚守“中道”，所谓“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是也。可以说，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被历史记住，被后人奉作学习的榜样，绝不只是因为他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的“人格”，他的“素位而行”，做自己该做的事的理念和精神。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困难了，何况是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他所写的日记，直写到临死之前一日。曾国藩正是在逐日检点、事事检点的自律自省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事业的成功，走向了人生的辉煌。
主持“替罪羊”的闹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