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余已接到北京政府任余为参谋总长之任命，其后又接敦促之电数通，余尚未发表任何意旨，拟到上海与孙文、唐绍仪等协议后，再作答复。余之被指任参谋总长，完全基于敝国民众之力，结果或不能不就任。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国，两国间之问题，应图容易解决。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而能现实之问题，最迟此后三十年或能见其实现也。余已决心毕生努力，完成此东洋联盟。今后深愿常来贵国。（下略）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与日本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余接到北京任余为参谋总长之电报，确为事实，然余决计返上海以待孙文之来，并与唐绍仪、章太炎等协议。无论如何，废督裁兵不能不断然行之。而施行征兵制，每年征集六十万之兵额，目下财政尚能应付，十年之间，可以征集兵额六百万。使海军之势力亦行增加，则即可达至日本军队之二倍。在国际间以中国为中心，缔结中、日、俄三国同盟，尤为必要之事。最近添田博士，主张此种同盟，殊与余有同样之感想，余对添田博士之主张甚表赞同。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中国今后之大总统，当在孙（中山）、段（祺瑞）两人之中被选。段为无主义之首领，今日倘为大总统，其果能施行善政否，尚不免有怀疑者。孙则首倡民主主义者，以一身负全国之重望，孙出任大总统，实民众所深望。然孙、段二人究属于谁，今殊未能断定。余对日本之感情，深觉日本为有望之国，惟官尊民卑。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余刻将回国，其所受贵国国民之好意，实不胜感激之至。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余已三渡贵国，第一次明治三十八年来留学研究军事，第二次大正三年讨袁失败亡命而来，此次为第三次，即衔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孙公（孙中山）使命而来。前月抵长崎，得与各地名士相会。到东以来，蒙各政党各团体招待，交换对于今日东亚大势之意见，藉悉贵国国民思想以及政治法律益增进步，不禁为东亚前途喜。今又得与深富知识学问、国民精神中心诸君相聚一堂，曷胜荣幸。谨将观于世界大势、中日提携必要之意见，与诸君商榷之。（该处原记录注：词长不备录，仅记此纲要）
余此次来之任务已详报章，兹不赘。至任务之起因，即对于世界大势研究之结果。盖西有英、法，东有美国，中央则为日本与中华民国，恰如鼎足之势，以撑持世界和平。彼二足皆强健，若日、华不实行提携，即失一足之力，有害于世界和平。故日、华两国为本身利害计，为世界和平计，实有提携之必要。提携之要件：（一）两国国民为基础；（二）两国国民意志之统一；（三）确认两国提携之无限利益；（四）真实亲善提携，须有觉悟；（五）应去障碍，研究方法，即两国国民间取长补短，轻私利而重公益，相爱相亲，排除万难而进于永久和平幸福之途。总之，余所提倡而认为必要者，为一种新道德的相互提携，共谋两国间种种事业之发展，全民的幸福，以维持世界永久和平。（以下原记录称：后讲治国方针，大致系根据国民党宣言及政纲，词长不俱录）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在天津与日本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诸君久居中国，研究中国情形，以为贵国施政之参考。今日与诸君会见，愿将所研究之中日两国政情，互为意见的交换。
（一）英美之侵略。欧战而后，德国一蹶不振，俄、奥二国亦近陷于破产之境，怀侵略之野心者惟英、美、法、意四国。然义（意）、法因国内变乱，对外发展处于不可能的状态，英国亦盛倡民族至（自）决论，其殖民地多方反英之运动，惟美国一国兵力、财力雄飞一世。然无论其武力如何强大，不能行使于东亚。惟其对东亚经济之侵略，实为重大之危机。现在中日两国间应谋真实之亲善，为精神之结合，以对抗英、美之势力。此孙中山先生所倡亚细亚人之亚细亚，即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也。此际中日两国人士，放弃自国一部分之利益。余前次赴日时，贵国朝野即有此说。将来共努力于此项主义。
至中山先生抵津后，因病迟留，未能入京，于是外间遂有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氏意见不一致之流言。其实孙氏主义在谋全国统一。在今日能担此重任者，除老段外，并无他人。至将来时局之收拾，一任段氏处理，并无何项意见之阻隔。至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系孙氏年来所抱主义，关系国家体面；其能实行与否，则为另一问题。孙氏此次入京，外界多疑惧其实行共产主义，此实大谬。前日孙氏曾致张雨亭书云：“余对于中俄邦交之恢复，并无异议。但如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则甚反对。”中山此种态度之声明，可怯外界一切之误会。
最近孙氏之态度，大抵如上述。至时局之收拾，一俟孙氏抵京后，确可圆满进行云。
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在北京与旅京赣人代表的谈话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余此次先中山入京，即欲早日解决赣事。但解决赣事，亦非完全由北京即可解决。谭畏公（谭延恺，号畏公）之率部入赣，不仅先得中山命令，且余亦十分同意，余之旧部朱培德等，一律交与畏公指挥。现在湘军在赣，声势异常浩大。故欲解决赣事，余不仅友谊上宜与畏公合作，事实上亦非与畏公商量不可。外传段执政愿令余回赣抵制畏公云云，此完全为一不可能之事实。盖余与畏公本属生死患难至交，历来同助中山，实行革命，关系异常密切，余何至妨碍畏公动作，抵制更无丝毫之可能。惟予现属赣人，苟各方属望，愿余负收拾之责，当然不敢放弃。至果决定如何办法，仍须得畏公同意。抵制云云，余可断定现在与将来均不能成事实云。
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谭延恺（1880—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图为谭延恺及其行书四屏。
朱培德（1888—1937），字益之，国民革命军南京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国民政府军训总监部总监，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云南讲武堂时期就和朱德并称模范二朱，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后作为第三军军长参加北伐，战功卓著，官至江西省主席，参谋总长，代理总司令、军委办公厅主任。右图为1923年1月，孙中山击败叛军陈炯明，收复广州。陈炯明逃往惠州后，多次伺机反扑，均未得逞。此系时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孙中山为肃清叛军，写给中央直辖第一军军长朱培德的亲笔函。
在江西旅京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民国十三年来，兄弟未曾来京，其中实具有不得已之苦衷。日前匆促来此，承诸君厚爱，种种欢迎，实不敢当。辛亥革命而后，承同乡父老兄弟之托，服务乡邦，对于地方、国家，毫无建树。嗣袁世凯称帝，兄弟兴师发难，以致地方糜烂，时抱不安。民国四、五年，奔走沪、滇、粤之间，冀对于地方、国家有所尽力，藉图稍愆，不意力薄能鲜，毕竟事与愿违。每到各处时，均承诸同乡加以厚爱，益令我加惭愧。
中国虽号共和，而共和真缔，绝未实现。至共和幸福，国民毫未享受，纷纷扰扰，仅为少数人之利益。吾人后此，须努力痛扫前此一切积弊，奋斗到底，将来为国家谋发展，全赖人民。中山先生，是中国莫大的英雄，兄弟是极为崇拜。中山先生的英雄，固是可崇拜，但不可专崇拜中山先生，自己不肯去做。余意国民须各个勉力，造成英雄，则国家与国风自然进入高尚之地位。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江西旅沪同乡会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
鄙人自癸丑离赣，对于梓乡不能为力，殊为抱歉。惟自袁氏称帝，毁法乱政之事，不一而足。今曹、吴虽覆，而各省之纠纷仍如故。良以政治不入轨道，事事皆不可为。现各国政治，三权主义为通国宪，孙先生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属更进一层。共和国家，首重立法，今北京取消约法，实为倡乱之举，国际地位亦将摇撼。政府如此举措，人才济济之说，实所不解。此时救国，武力不能求进步，非学问道德，无以挽回世道。吾国政治固不必言，总统、总理一经践位，便想作子孙万世之业，并欲以天下之财尽为己有。此皆亡国之兆。省长民选，南北战争，只为此点。吾人主张既经民选，不能联选，总以打破子孙万世之业。吾省被宰割，久抱亡省之痛，今奉孙先生调停赣事，不能不去。今承欢宴，愧不敢当。如有卓见，不吝指示。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
在河南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兄弟到河南，已六、七日了，听闻许多英雄豪杰一（原记如此）。这是我所最佩服的地方。自民国创造以后，兄弟多在南方奔走，关于北方的事情，很少接洽。所以我此次来河南，目的在游览名胜，调查吏治，凡关于国事，一概留心。回想自夏尧舜禹汤开国以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河南襟带黄河，周平王东迁，又以洛阳为京都，而洛阳更为河南之重地。所以我此（次）来汴，关于文化历史，格外注意。
民国创造，至今已十余年了。推翻专制，革新共和，原为人民谋幸福，倡自由平等计。而袁世凯竟敢承认日本二十一条，甘为倭奴走狗，卖国奸贼。更有许多毫无心血，枉披人皮的议员，情愿为他奔走一切，作卖国的螳螂。这是过去的事，现在的状况又怎么样呢？以大小强弱而论，比之英、法诸国，吾国固然不及，比之意、比诸国，吾国尤为过之。人家是共和国，我们也是共和国，为什么人家的国家进步，我们的国家反不进步呢？印度、安南、朝鲜，都认为亡国奴隶，我国虽没有和他们一样，然而也快要到他们这步田地了。
自辛亥革命以后，数千年的专制，顺水东流，军阀呀，官僚呀，人人都以完璧自居，俨若高出百姓几万倍。我初不以此为然。就像五九纪念，是国耻的表现，而章士钊不识时务，惟知迎合段老先生（段祺瑞）的意旨。不管流芳百代，或遗朽万载，竟禁止学生游街演讲。少有人心者，都不忍作此灭杀学生爱国锐气，段老先生何苦令章冒此不韪！从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获得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是把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图为5月25日，“二十一条”草约签字现场及代表签名。（左中为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右中为日本公使日置益）。
袁世凯批准“二十一条”的文书
1915年5月，时报刊载的反对“二十一条”的血书——五月九日永记勿忘前，先生至公无私，廉洁自持，现在反作此种行为。参、众两院，乱七八糟。商会束手叫苦，铁路几不自主。这都是他老先生办的好事。二十一条为中国奇耻大辱，中国人提及此事，无不恨入骨髓，目眦发指。现在虽没收回，而人民心目中，都永久难忘。尤其是学生爱国热忱。段老先生反从而禁之。这又是他老先生执政以来，办得顶漂亮事情。现在财乏民穷，军阀专横，剥削万民之脂膏，供一己之挥霍。或争地盘，或争权利，兴兵动众之事，累累不休，民间已成无米之炊。国家连年有战争之祸，而他老先生竟置若罔闻，未闻其怎样筹谋画策。当他老先生隐居天津时，每日诵佛（金刚经）。此书以大慈大悲为关键，皆系救人水火事情。先生用功多日，确有研究，现在临时执政，正宜展生平所学。而先生所作的事，与其素日所存之心，大相悬绝，无一符合。昔日是段老先生，今日仍是段老先生，何昔日存心如彼其善，今日反行事如此其谬！此真见小人之利，忘君子之义者也。
现在河南民气，对于国事非常热心。这实在是一种好现象。刚才我说同为共和国，人进步而我不进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各国都有好人，好人多则爱国者众，故进步易；好人少则爱国者寡，故进步难。我四万万同胞，难道说能没好人么？特不过是不多。现在如欲求国家进步，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众主义，唤醒人民革命。近来打倒帝国主义，成了现下最重要的事。如果揆之以外洋各国，这是已经办过的事，无什么惊异。我们今日唱打倒帝国主义，明日唱打倒帝国主义，试问本国的帝国主义打倒了没有？自己的帝国主义还打不倒，怎么能打倒人家的帝国主义呢？地方官原为人民公仆，人民为其家主。我希望地方长官与各界一致进行爱国。我平素极不主张国民党、非国民党，爱国者皆我亲友，不爱国者皆我仇敌。如果能将民众唤醒，那么，国家就可进步了。
据河南《新中州报》（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
在北京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予奔走频年，无裨大局，自知识浅，不欲闻治乱。此次西北之游，以冯公焕章（冯玉祥，时任西北边防督办）胸怀磊落，才略过人，复以尊重中山主义，实行利国利民方法，故往访之。此次来京，系应冯公请托，检阅各军发扬国家练兵主旨，宣布冯公促进时局方针，使全军了解本身之责任，以图奋发，本真正救国救民之心，作真正救国救民之事。盖丁兹时艰，外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内有军阀官僚之摧残，国事颠连，民生涂炭极矣。此次江浙风云突起，吾人固亦诚希望和平进步，然误国者仍误国，殃民者仍殃民，以武力争夺权位地盘者亦均如故。是吾国家难入共和之轨道，图强无由。国民军享受人民脂膏，作救国救民之事，托付之重，又乌能始终缄默置之欤？予来此大意如此。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在张家口与王思恭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二月）
余所感慨而不忘诸怀者国事耳。辛亥改革，垂十五稔，政府七易，不得其人，国人未获政治之利，反蒙其害，纠纷不已，日陷危亡。满清大吏，卖国营私，自诩得计；新进士子，爱国心长，然遇一事，相争之不让，不能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此旧党人日萎靡，新党人益分离者也。人民浑朴，不知所终。事势如此，欲求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自由，诚匪易为计矣。建国以还，余从事疆场者凡八载，亡命于海外者逾三年，运筹帷幄者亦数稔，鲜补时艰，恒增惭恧。比来息游西北，是余最后之跋履，亦余最后之希望。因西南诸省，戎马频年，微特强弩之末，而土崩瓦解之局，更乌能有为？故有志之士，咸欲谋中央革命之成功。然非先唤起群众之奋斗，军人之觉悟不可。中山孙公与国民党诸公，联袂北来，即此之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