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顿的事业与迈尔堡似乎有着一种不解之缘。1911年冬，他的仕途是从这里起步的。1920年，与坦克兵分手后，又回到这里，在第3骑兵团担任中队长，相当于步兵的营长。这个职务似乎很排场，但在巴顿看来却很像“跑龙套”，其任务是充当阵亡将士葬礼的仪仗队。这种枯燥乏味、日复一日的仪式对性情急躁的巴顿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不过，他通过高强度的运动找到了生活中的乐趣，以弥补内心的空虚，刺激一下麻木了的身体和灵魂。
巴顿深深地迷上了马球，而且水平还相当高。在战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巴顿的军衔没有发生变化，但在马球运动方面，他的表现却令人瞩目，并身居陆军马球队队长之职，在当时巴顿的心目中，这就跟当上将军一样显赫。在马球运动中，巴顿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此外，他还抽空打网球、手球，进行飞碟射击，参加航空俱乐部的各种活动等等，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离别之后，巴顿夫妇的感情更加深厚了，这似乎应了英国的一句老话“树老叶黄，酒老醇香”。在迈尔堡，巴顿虽然仍拼命地工作，但已不是过去的那个“：工作狂”了。工作之余，他常常拿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妻子，一同参加各种晚会、宴饮、远足，形影不离。而比则更加依恋和敬佩自己的丈夫，认为他是一条真正的汉子。虽然她性情比较温和，但从不能容忍别人玷污丈夫的荣誉。于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们去参加一个宴会，一个醉醺醺的人对身穿军装的巴顿出言不逊，说他是“假英雄”，比竟忍不住扑了过去，把这个醉鬼打倒在地……
巴顿从小喜欢读书，这一嗜好伴随他走完了一生。此时他已成为陆军中收藏书最多的人之一，其中大部分是历史和军事著作，也有不少名人传记。但他并不是一个“书虫”，他读书是为了增长学识，解决日常遇到的各类问题。巴顿对书本的喜爱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常常因阅读一部好书而废寝忘食。阅读理论著作时，他往往要做些笔记或在书页上勾画出重点，而传记类则是他最感兴趣的“消遣品”，往往是在夜间入睡前“卧读”。他认为，一个不读书的军人只能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莽夫，不会有大的作为。只有智勇双全的人才配当将军，才能取得巨大的军事成就。
但巴顿认为，当今时代，战争艺术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要想跟上这种变化，仅仅依靠读书和自学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多次向领导打报告，申请到军事院校深造。1923年初，巴顿被批准去赖利堡骑兵学校进修，主修骑兵战术方面的课程，但他却对一门选修课——军事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拿破仑战争的研究情有独钟。后来校方邀请他为学员做报告，他所讲的内容大部分是军事史中的典型战例，其中，对杰出军事人物给予了特殊关注，他的最终结论是：“人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他还曾进入利文沃斯堡指挥与参谋学院进修，主修现代战争中的战术运用等方面的课程。此间，家中给他送来一个喜讯，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而他则给妻子寄回一张照片，这是他的得意之照，因为他认为照片中的他“普鲁士的味道”更浓了。
从利文沃斯学院毕业后，巴顿被分到参谋团工作。此后的几年，他是在一连串的调动中度过的，辗转走了几个单位，先后干过人事处长和情报处长，就没干过他希望干的训练处长——巴顿认为，这是和平时期最能发挥他特长的职务。但他本人对此并不太介意，仍然潜心研究战争和历史，尽可能参加（或观摩）实战演习，以检验学到的新知识，并顽强地锻炼身体。
巴顿爱交际，但并不善于左右逢源，而且，他在工作中的一些言行往往容易招惹是非，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但这些年巴顿也确实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其中不乏有才华和前途的人物。亨利·史汀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夫妇曾多次应邀到巴顿家做客。在胡佛任总统时期，史汀生曾出任国务卿。在战场上与巴顿有一面之交的麦克阿瑟此时官运亨通，出任陆军参谋长。巴顿与他的关系一直没断，两人在信中就扩军和军备等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巴顿始终没有忘记的一位挚友是艾森豪威尔，两人在信中经常谈的是装甲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等话题，有时也谈论领导艺术的问题，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在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共同的：大部分关于领导艺术的理论华而不实，领导艺术只能在战争实践中被验1929年。巴顿一家在弗吉尼亚。证。后来，艾森豪威尔进入指挥参谋学院进修，巴顿得知后便把自己的学习笔记送给他作参考。
在这期间，巴顿的父母先后去世了。几年后，安妮姑姑也离开了人世。他们都是巴顿在人世间关系最密切的至亲，是他精神最重要的一部分依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还挂念着他。对于巴顿来说，这是对他心灵最沉重的打击。那一段时间里他几乎不想做任何事情，夜不能寐。一天深夜，他又一次在梦中见到了他们，醒来之后，他写了一首小诗：
啊！亲爱的爸爸，
您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我
最亲爱的人！
父亲对巴顿的人生道路发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巴顿是在父亲的精心呵护和教育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父亲把自己宝贵的人生经验、军事知识和高贵品质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巴顿，使他从一个孱弱的幼童成长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经受了战争考验、前途无量的军官。父亲还给巴顿留下了大批遗产——不动产和债券近200万美元。除了少量纪念性的物品外，巴顿把所有的财产让给妹妹尼塔去继承。更为重要的是，父亲把巴顿家族的精神和传统传给了他，并让他意识到，自己是家族的真正传人，继承传统，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是他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在夏威夷期间，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训练处长。他认为，这是他施展自己抱负的极好机会，他可以通过训练把自己的军事思想和技战术传授给官兵们了。巴顿新官上升三把火，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但由于他的治军理念与上司有较大分歧，又直言敢谏，对下属管理严格，不讲情面，不久就怨声载道。众怒难犯，上司只好让他重新回到情报处长的位置上。
巴顿总结了任训练处长的教训，认为是由于自己未能遵循领导艺术的基本原则行事。此时他开始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艺术的要点之一是要学会如何赢得人心，领导者应该具备团结人们朝着既定目标努力的能力和意志，以及鼓舞士气的技能。什么样的人才能掌握领导艺术，从而成为伟大的军事统帅呢？他认为这一重任只有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人才能胜任，因为传统对于造就领导艺术具有重要意义。绅士阶层就是这样的人，因此要把绅士精神灌输给指挥官们。巴顿认为，自己的家族就具备这种精神和传统，因此是缔造领导者的摇篮。而自己前段之所以未成功，并不是由于不具备上述条件，而是操之过急。
在总结他的攻势作战思想时，巴顿特别强调了速度和机动性。他认为，如果缺了这两样东西，就不可能在进攻中取得胜利。为了充分发挥部队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不能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应该连续作战，大踏步前进。还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战术，例如，用部分兵力牵制敌军，主力部队长途奔袭，包抄敌人侧翼。对此，他用了一句粗俗的话加以比喻：“抓住他的鼻子，踢他的裆部。”这句话后来竟成了巴顿的口头禅。
现在，巴顿已经是军内小有名气的人物了。在他的身上，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个性强烈，桀骜不驯，每一个接触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夏威夷军区司令威廉·史密斯少将是个直言不讳的家伙，他在改任西点军校校长之前，对巴顿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此人在战时会成为无价之宝，但在平时却是一个捣蛋鬼。”此话虽有些不近人情，但却被巴顿看做是极大的褒奖。
1928年，巴顿奉调来到骑兵司令部任职，又回到了华盛顿。虽然并没有晋升，但他仍十分高兴，他离首都的那些大人物更近了，而且还能经常见到几位最亲密好朋友：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史汀生等等。但此时，骑兵司令部里的气氛却显得很沉闷，大家似乎对骑兵的命运有些悲观失望，担心它将会被机械化部队所取代。虽然巴顿身处漩涡的中心，但他却没有介入这场争论，因为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出于对军事科学的深刻理解，他深知一个新的装甲时代即将到来，但他又很难一下子割舍对骑兵的深厚感情。
由于得不到重用，巴顿有时也流露出退隐的念头，他甚至在马萨诸塞州汉密尔顿的乡村买了一座农庄，取名为“绿色草地”，作为退出军界后的居所。这里的环境优雅静谧，房屋为古朴典雅的木制结构，朴实自然并且宽敞舒适。院内有养花的暖房和马厩，他的几匹心爱的赛马就圈养在里面。附近便是古老的伊普斯韦奇河，河水舒缓地流淌着，是散步和垂钓的好去处。一有闲暇，巴顿常常换下戎装，以一个乡绅的姿态来此小住，优哉游哉。
1931年，飞奔的骑士巴顿。1931年9月，巴顿又得到了一次深造的机会——到设在华盛顿的陆军大学进修。由于是参加研究生班的课程学习，课时不算多，以专题研究为主，所以此期间巴顿经常回到“绿色草地”居住，利用从学校借来的丰富的图书资料开展研究工作。进修期间，他先后发表了两篇军事论文，其中一篇题名为“未来战争的可能特点以及应付它们所需要的组织、战术和装备”，在军界受到好评。文中关于未来战争的特点和美国的对策的论述，给校方留下了深刻印象。该文言简意赅，实事求是，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得出的结论极具说服力，被陆军大学评为优秀研究成果。
1932年7月，巴顿从陆军大学毕业，又被分配到第二故乡迈尔堡，任骑兵团副团长。也是机不逢时，正好碰上棘手的“补助金大进军”。
1929年，美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大批退伍军人失业，无以为生。于是，他们要求政府尽快向他们支付战时补助金，以求得一个温饱的生活。由于迟迟未得到答复，1932年夏天，大批退伍军人组成了所谓“补助金远征军”，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他们个个衣衫褴褛，有些人是一路乞讨而来的。退伍兵们原想用合法的和平请愿争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利，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华盛顿迎接他们的竟是自己一战时期的老上司的棍棒和马刀，其中最有名的两位军官是麦克阿瑟和巴顿。
1934年。在长女小比的婚礼上，巴顿与女儿一起跳舞。胡佛总统把退伍士兵视为企图颠覆国家的红色恐怖分子，决定把他们强行驱逐出首都，必要时可以诉诸武力。
麦克阿瑟和巴顿都是一战时期备受士兵爱戴的英雄，所以当他们骑着马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时候，游行队伍向他们欢呼致敬。当时在人群中就有曾救过巴顿命的传令兵乔·安吉洛。但是，血腥的镇压就此开始了。在麦克阿瑟和巴顿的指挥下，全副武装的步兵和骑兵冲入游行队伍，用瓦斯弹、棍棒驱赶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后来还动用了马刀，打死打伤100余人。这次事件虽然被用武力平息了，但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也使美国陆军因此而蒙羞。
这件事对巴顿也是一次极大的震动——以武力镇压本国的退伍军人，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是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巴顿无法从本质上认清这一事件，虽然他在事后对该事件进行了非常痛苦的反思，认为应慎用暴力，对参与运动者要区别对待。但他仍固执地认为，退伍兵的行为违犯了法律，这与在战时违抗军令没什么两样，而且，自己是奉命行事，没有选择的余地。
1935年，巴顿被晋升为中校。这是他战后的第一次晋升，虽说心情有些苦涩（一战中他曾升至上校），但还是相当愉悦的。不久，他再次被调往夏威夷任职。
但到达夏威夷后他得知，这次给他的职务又是情报处长。他认为，对于军人来说，担任这种参谋军官无异于虚度光阴。
他已经年过半百了，进入了“中年危机”时期。眼看在军界升迁无望，他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常常过量饮酒，并与当地著名的纨祷子弟迪林海姆一伙在一块儿混日子。比对他多次提出忠告，但毫无作用，家庭中也出现了不和谐之音。巴顿表面上仍我行我素，似乎无所顾忌，但他的心中充满了郁闷。
此时，亚太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巴顿一晋升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其下属共同起草了一项安全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一旦日本对美国作战，立即逮捕一批有通敌嫌疑的日本侨民，以防止他们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该计划还附有一份有通敌嫌疑者的名单，这份非正式的文件，一方面反映了巴顿对日本人野心的警觉，为夏威夷的防卫问题担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巴顿的种族偏见，在他看来，日本人是黄皮肤的异类，永远不能真正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其实，巴顿的这种认识反映了当时许多美国人狭隘的民族情绪，后来还影响了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
巴顿对法西斯势力在世界各地的迅速崛起深感忧虑，对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状况的变化十分敏感，他已经意识到，日本将会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最大的潜在敌人。1935年4月，他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的报告，详尽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在文中指出，日本人对珍珠港发动袭击并不仅仅是潜在的危险，而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美国必须认真对待，否则将会带来灾难。但他的这份报告交上去后如石沉大海，结果数年后，巴顿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
1937年6月，巴顿任职期满。他自己驾驶着私人游艇大角星号，带着全家人兴高采烈地返回加州。他已经年过半百了，头发已经花白，儿女也长大了，但他仍是一个中校。此时的美国仍处在歌舞升平之中，巴顿清楚，长此下去，军界根本没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升迁之事更是遥遥无期。该是退休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