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宛城战斗阵斩黄巾渠帅的军报，送到洛阳的时候，刘协正在写一本数学启蒙书。
刘协常常被古代的记事方式所迷惑。不管是《史记》也好，还是《汉书》也罢，当然还有后世的其他史书，大多对于具体数据和案例，兴趣缺缺。后世有人专门质疑过这个问题，曾有人夸张的称，中国古代并没有严禁的数学管理理念。一场战役，参与人数的类别、阵型、武器制式、装备、粮草位置、主要将佐的履历等等，大多都是一概而过，能省就省。
这个情况，当然没有所批评的那么偏激，其实中国古代的数学，仍是领先世界很多年的。但是，由于自汉代以来，主要为官者以儒学为宗，写史的人，群体性轻视数字化管理，且存在为尊者讳的意图，许多史料被修改的面目全非。
比如这个宛城之战，书奏中只字未提黄巾主力的装备情况，未提官军伤亡具体数字，仅用一个“军阵战死者十之二三”来说明。敌方将领情况，仅仅知道是叫赵弘，不知道他是何出身，也不知道师从何人，更不知道赵弘死后，由谁继承位置。通篇书奏，仅讲述如何壮志成城、誓破贼兵就堆彻出一大堆语言，再到后来，光剩下为孙坚请功的赞美之词了。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母亲。
任何一个现代人，哪怕仅仅是初中毕业的，也对后世共和国的应试教育机制，深有体会。那就是，要想考得好，数理化必须成绩好。仅仅文科好，数理化能把成绩拉下去一大截。数学好不好，决定了一个人能够走多远的问题。这是后世政府强行推行数理化教育的结果。
现代人，越来越认识到，理工类的人才，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数字管理，对于工业化进展的重要性。
而汉代官员，一旦讲起事情来，总会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把一些毫无联系的事情，生拉硬扯，搬到一起来讲。这不仅增加了文章理解的生硬程度，也为科学管理社会，带入了歧途。
在军事问题上，刘协需要根据字面的意思，来猜测战斗主官面对到了什么情况。
皇帝刘宏根据战报，马上猜到对方军队内部可能会出现内讧现象，所以提笔提醒前线的朱儁，注意这个问题。他是针对人性的弱点来分析的。
皇子协则认为，已经剿了这么久，是时候“抚”了。他认为剿抚并用，才是解决之道。
皇子辩，也会按照何皇后的指示，来崇德殿偶尔看望一下父皇，也偶尔评点一些臣子们的书奏。不过，他似乎不觉得，这些臣子的意见，有什么问题。仅仅觉得，书奏中的故事，讲的抑扬顿挫，倒是很有意思。
皇帝每次见到他，就忍不住拿着皇子协来对比。
一样都是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呢？
皇甫嵩已经和黄巾主力交战多次，互有胜负，但是总体胜算较大。因为对方是困守城市，所以，相信照这样的模式拼杀下去，官军的胜利，仅仅是早晚的事情。
这天，北方又传来了贼首张角病死的消息。据皇甫嵩汇报，这个消息，起初被黄巾的俘虏刻意隐瞒，经过几番讯问，施了多种刑具，才终于得知，张角很有可能已经病死。
为了判断这个消息的真伪，他曾经连续派出几名精干斥候，深夜用绳索潜入广宗城，进行秘密探访，结果都没有回来。城内防备非常森严。
对此，皇帝批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刘协虽然对黄巾起义者充满同情，却对这个所谓的首领张角，没有丝毫好感。主要是因为这个人虽然名义上是全国黄巾军的领袖，却在起义爆发后，毫无领导者的觉悟，毫无计划和条理，也不懂生产，仅以劫掠为生，給广大人们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灾荒和死亡。他起义固然是许多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但是他完全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模式，而是推倒旧社会，再照样建立一个旧社会。无非是把姓刘的皇帝赶走，换上了姓张的皇帝而已。
同时几个地方的起义军，各不统属，各自为政。各军首领的战略眼光也极为有限，大多数都只是在占地死守或四处抢劫，当友军有难时，各军都不相救。
刘协曾经看过党史，当时越看越觉得里面出现了穿越人物。一样的底层民众，为什么力量强大到可以改造旧社会？可以打倒一切反动力量？因为有全新的理论指导和一往无前的领袖，有严密强悍的组织，有坚韧顽强的斗志，有全军全党的统一思想。
反观黄巾军这样的队伍，不搞建设，一味的烧杀抢掠，以为推翻朝廷，新社会就自然会来，却不知，这样的反人类行为，早晚要走向灭亡。
刘协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破坏和毁灭，而是为了建设新的社会。不会建设的革命者，是不称职的，不合格的。连建设思路都没有的革命者，是伪革命者。
刘协为黄巾军前途感到悲叹的时候，也为自己的立场感到尴尬不已。
一方面，受到共和国多年的洗脑教育，坚持认为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认为民主才是兴国之道；坚持认为国家兴亡，全民有责；坚持认为民众力量最强大，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另一方面，他又悲哀地认识到，自己这个该死的皇子身份，无论如何，没有权利自行摘取掉。这屁股就算再偏离，却也很难坐到庶民的位置上啊。
所以，他对皇帝讲起，自己有些看不起这些文人。“看看这些奏章，一帮子老朽不堪的文人，根本没有建设性意见，专为攻击而写。各方前线你打仗就打仗吧，非要扯到朝政上，扯就扯吧，非要杀宦官。说什么‘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
“这些话的意思，说来说去，反正就是不共戴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不是文人的撒泼吗？”
“这些文人，仅仅因为观点不同，就把别人划入另册，不搞死不罢休，实在是丑陋之极。——这终究不是文明的态度。”
刘协的这个看法，和皇帝刘宏惊人的相似。
每一次，皇帝见到大臣奏报，只要看到书奏中称“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之类的文字，就气不打一处来。
皇帝总觉得，指望着把某某人杀掉，朝政自然一片春风，天下自然太平，这纯属瞎扯蛋。奸人，谁是奸人？还不是这些文人自己定义的。
事实上，宦官们确实有腐败不堪的，就算杀了一批，杀光了，只要他们这个职业以后仍存在，那么这个腐败不堪，仍会继续出现。
在皇帝看来，宦官腐败和官僚腐败，其实是一样的丑恶，一样的该死。之所以还不死，那是因为自己觉得，还不到动手的时机而已。
皇帝爱怜地看着皇子协，总觉得这个皇子，怎么看怎么肖自己，实在是满意极了。
其实，刘协心里还想，这大汉朝，还没有国家和民族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们还意识不到，其实国家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当前这些文人之所以积极的参与政治，并不是为了所谓国家和民族，而是利益，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通过宗族、乡党、姻亲、师友、举主、门生等等关系，组成的一系列利益网。
旧社会儒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其实和宦官是一样的。对于庶民来说，他们都是士绅阶层的人物，都是剥削者的身份。
不过儒者和宦官之间，他们的矛盾关系积重难返，源远流长，错综复杂，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罢了。
可是这样的想法，仅仅在刘协脑海里想想罢了，终究是无法说出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