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庐州府特别是合肥东西乡、舒城、庐江合肥、共辖的三河，以及安庆府桐城、太湖等皖中地区，是淮军发祥和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
淮军主体的前身，是以庐州合肥东乡李文安、李鸿章父子李氏家族、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张荫谷、张树声父子张氏家族；大潜山刘铭传刘氏家族；紫蓬山周盛华、周盛传、周盛波兄弟周氏家族以及三河潘璞、潘鼎新父子潘氏家族为首的皖中团练。皖中团练自保由来已久。咸丰三年(1853)，李鸿章受命回籍倡办团练时，即在原有的各支团练中集勇编练，出队征战，直至七年(1857)李遭妒被参，回乡为亡父补行“守制”，各勇纷散乡里。张荫谷张树声父子以为“练勇散处可御小寇，不足御大敌”，遂于周公山下殷家畈筑堡，阻河环山以为险，“远近归者万计”。“邑人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盛传及董凤高等均相率筑堡坞峙糗粮储械”，“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屹立贼薮”中凡四五年。（注：《合肥张氏族谱》卷五，李鸿章《张公荫谷墓表》；《皖志列传》卷七，《张树珊传》；《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卷首。）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攻下安庆。年底，时为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奉命募淮勇东征，至同治元年(1862)初，以皖中团练淮勇为主体的淮军组成。经过3年的发展，自同治四年(1865)北上剿捻，到同治七年(1868)西捻军最后覆亡，淮军成了捻军最凶恶的敌人。
然无论淮勇还是淮军，均同捻党、捻军一样，有着深厚的宗族背景。
聚族而居的现象，在皖中尤为突出。如刘铭传、刘盛藻家族自元末明初以来，“群聚而处于（大潜）山之前后左右，不下二千家”（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六，刘朝班《书先阁学公轶事》。）；唐定奎、唐殿奎家族始祖自江西迁来肥南，“支派繁衍，九族克敦，丁口之众，五千有奇”（注：《五修唐氏宗谱》卷四，李宗仁《五修唐氏宗谱弁序》。）。各大家族中多有沦为小康乃至贫穷却仍保持耕读之风的小家庭。如刘铭传“家贫”，却“读私塾”，惟“时有断续”；唐定奎兄弟之父早死，家贫，但世守耕读，虽务农帮工，却通文墨；周氏家族15世、万丁以上，周盛波兄弟则属几十亩地、半耕半读的小康家庭。（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八，《绅衿总记》；《唐氏家乘》卷十五，《五伦公传》；周焘《周盛波家世与轶事》，载于《肥西淮军人物》第109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这样的小家庭势必对于宗族有强烈的纵向依赖性。《合肥风俗记》遂有：“四乡之民，多聚族而居，故宗法极重。每族各设一祠堂，族大者多至四五处，祠内供历代祖先牌位。每届清明、冬至二节，族人群赴祠中祭祀。或族中有重大事件发生，亦于祠中开会决之。祠有田房等不动产，每岁有族中年高有德者管理之，其所得之利息，则存放以谋合族之公益。”“族中规例极严重，颇具自治之雏形”。“族中有不法而败坏一族之名誉者，族人得召集会议，于宗祠中处分之，或罚以金钱酒席，或责以杖，重且至于绞死。”（注：《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而19世纪中期皖中的政治经济状况，同皖北一样更加强化了基层社会宗族乡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强化了族人乡人对宗族乡族的纵向依赖。
清朝吏治在皖中同样腐败，如龚自珍谓“官益久，则气愈ｔōｕ＠③；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官吏“每逢听讼，未看词纸，先查粮册，量你家资取得几何。有钱曲可为直，无钱是反为非。”（注：李汝昭：《镜山野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连曾国藩都说：“官吏害民，甚于强盗。”（注：王安定：《求阙斋弟子记》卷三，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庐州府驻绿营兵庐州营属寿春镇，兵力比皖北更弱，共马步兵350名，却须负责庐州府城守汛、合肥县汛、巢县汛、无为县汛、梁县镇汛，还要派兵分防每县以下各十数小汛。由于差操不分、军政不分等弊病，绿营军纪弛废，斗志涣散。合肥竟“有戍兵自江上来，鬻烟土于市”，问之，坦然作答道：“炮药所易也”。（注：徐子苓：《敦艮吉斋文存》卷一。）至太平军一路攻到皖中，号称兵力最强、防备最严的省城安庆，“随到随下”，其他“所过郡县本无所谓守，亦无所谓陷，望风奔溃，一切财物粮米全以资贼。”（注：《周尔墉日记》，载于《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3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过后近一个月，沿江各州县仍为空城，“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注：《向荣奏稿》，载于《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7)第59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太平军未及之地亦大乱，桐城“知县某莫知所往，奸民蜂起，百十成群”（注：《柏堂集》次编卷六，《马征君传》。）；合肥知县某竟开狱放囚，“赏给钱文，以为盘费”（注：耕石老农：《皖碧吟》，载于《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辑》(6)第426、428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谢家大户谢四老虎“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建旗称顺天王，刻期攻城”（注：方江：《家园记》卷二，载于《安徽史学》，1986年1期。）。政不能料理民事，军不足保卫平安，各宗族遂纷纷结寨自保。而各团各堡又互相攻杀争雄，各族各姓亦互相需索抢掠，致安徽巡抚李嘉端称皖中“遍地皆贼，遍地皆抢，蹂躏至于通省，蔓延祸及天下”（注：李嘉端：《皖抚疏稿》，载于《太平天国北伐资料选编》第172、139、167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皖中地区人口多，耕地少。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统计，安庆府与庐州府的人口总数分别居安徽省第一位与第三位，其中安庆府桐城县以2,216,052人、庐州府合肥县以1,831,409人高居全省各州县第一、二位，相当于全省州县平均人口数3～4倍有余，（注：据《皖省志略》（安徽省图书馆藏，道光元年刻本）1819年安徽各县人口数。所计人数是“常额当差人丁”与“滋生人丁”之和。）而皖中多为丘陵地带，可耕种的土地较淮北少，加之皖中地区沿江濒湖，从而使该地商业相对发达，市场网络相对完备。皖中地区沿江濒湖的地理位置和稻作经营，又使“圩”成为这一地区的特色。圩，是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土坝。很多圩中不仅有田，也有民居、村落，中等以上的甚至有十几、几十个村落。庐州府巢县沿湖百余圩；合肥有东大圩西大圩；无为州圩居十之七八，中等以上便有450余圩。面对共同的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市场网络、水利设施，均使各个宗族发生组织上和技术上的联系，产生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形成在其中起协调和领导作用的乡族组织。另一方面，皖中地区土地兼并严重，生存竞争激烈，而几乎每个宗族均有公产、义田、义仓，均有对贫族抚恤赡养的规定，如庐州龚氏规定对族中“无以为生者共同帮助若干，以期不致流离失所，以重一本之情”（注：庐州《龚氏宗谱》卷首，《合邑家规》。）等，这也便更加强了贫困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清朝政权、军队的腐败同样给了皖中基层社会宗族势力发展的余地，同样使普通族人百姓更加紧密地依靠宗族、求得宗族势力的保护。而皖中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又使不少宗族组织之间存在互动共生的关系、结合成为一个个乡族组织，使宗族势力在此基础上、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进一步扩大发展。
办团练勇的宗族势力，不一定支持清朝政权，多数是结寨自保。咸丰三年(1853)底，庐州将破，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穷途末路，绝望地问合肥名士徐子苓：昨日有人献书，“促我开门战，谓诸团练愿助剿者，今亦未见一队来。团练果何如？”徐子苓嗫嚅道：生郡人以乱避乡，各团只可以靖小盗，皆无足挡巨寇。（注：《续修庐州府志》卷二二，《兵事志》二，徐子苓《庐州战守记》。）而太平军盛时，据说连肥西三山张、刘、周、唐诸寨都曾计议投靠，碰巧歃血会盟时大风吹断了旗杆，又闻太平天国内讧，方才作罢。
从淮勇乃至淮军的形成和发展中，可明显看到宗族势力的背景和作用。
最早的淮勇、也是后来淮军“树字营”的骨干“三山”之一周公山张氏，是一个典型。张氏先祖于明朝时从江西迁至皖中合肥，历代繁衍，“族浸以大”，“巍然众望”，影响及于乡里的大族。道咸年间，府学生员张荫谷“三举不第，遂弃诗书，督家政”，“正躬齐俗门内外，具有法度，教诸子文武各职，毋敢荒嬉”。同时，“孝友任恤，推之族姻里闾，敬爱如一家，衮然巨乡硕望矣”。张荫谷有张树声、树珊等九子，早于道光年间便开始留意办团练勇。时“寿州盗起”，“入掠”肥西周公山，老谋深算的张荫谷率族人“以兵法击之走”后，意识到“天下将乱”，遂“广纳豪健材武之士，与诸子往来相习，谆谆以忠孝大义譬晓之”，人皆“莫测其意”。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很快蔓延到江淮。张荫谷立刻“大出资，赈贫户”，“倡率团练，为官军声援，”并挑选精锐，命树声、树珊统带，出队“从剿巢、英、霍、太、潜诸邑，所向有功。”但当时官军溃败如水，“诸将帅拥亲军自卫”，将攻剿之任竟皆推诿乡兵练勇。张荫谷知无望而兵祸亟将到来，遂招乡人筑堡屯粮，“保境待时”。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周盛传及董凤高等“诣公奉条约”，张荫谷虚怀酬答，命诸子与之结为昆弟，忧乐共之。（注：《合肥张氏族谱》卷五，李鸿章《张公荫谷墓表》。）
可见，张荫谷张树声父子办团练勇，是由严整的宗族组织顺理成章而为。“督家政”、“率族人”的张荫谷本人正是该族族长，同时又与他族联络有声，成为乡族首领“巨乡硕望”。其族“有法度”；有凝聚族人的“孝友任恤”、“忠孝大义”；在经济上能够成为族人的靠山——“大出资，赈贫户”；在战乱时能够保护宗族乡里。这些均成为张荫谷张树声父子办团练勇得到族人支持的先决条件，加入团练的多为张氏本族之人。而张荫谷作为绅衿，起到了双重统治之间的桥梁作用。开始他本能地“为官军声援”，后见官军不足恃，方率族人“保境待时”，并与其他团练组成新的乡族组织。一旦李鸿章相召，其子树声、树珊等即积极联络其他团练，共率淮勇入营。故有云：“淮军之兴，自张氏始。”（注：《清史列传》卷五一，《张树珊传》。）
淮军“铭字营”首领、同为“三山”之一的大潜山刘铭传刘氏，则属另一类典型。刘铭传家贫。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克庐州后，豪族地主纷纷筑寨团练，借筹饷蹂躏四乡。一日一土豪诃骂刘家“供给不时”，刘铭传夺其刀猝斩之，乘其马手其头，登高大呼道：“某豪虐乡里，吾斩之，能从吾者当保若里！”（注：陈淡然：《书刘壮肃公碑荫》。）当即响应者数百人，推刘铭传为长，始办团练勇。六年(1856)江淮大旱，颗粒无收。刘铭传率众哄抢了金桥镇首富吴二鬼的粮食并烧了他家当铺。战乱之际，肯出头保卫乡里；大荒之年，能为大家谋活路，有这样两件事足以奠定刘铭传在族中的地位。刘铭传一族分为山前老长房和山后老二房，其中老长房又分为老八房，老二房又分为老七房。庞大的宗族为刘铭传的团练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壮肃（刘铭传谥号）同先君（即刘盛藻）各募团勇二三百人，以族中子弟为最多，训练成军，旗帜鲜明，纪律严整，纵横扫荡六、合、舒交界三百里以内，不特粤、捻畏威，即土匪亦闻风敛迹。”（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六，刘朝班《书先阁学公轶事》。）据《六修刘氏宗谱》记载，“铭军”中武官参将以上、文官知县以上的刘氏族人共53人。老七房中刘盛藻、刘盛休所在的四房21人，刘铭传所在的五房24人。此外族中还有99人任参将和知县以下各官。无怪乎袁甲三称“铭军”为“刘家子弟兵”。刘铭传晚年回忆这段经历道：咸丰年间“吾乡巨富大族，家破人亡，不可胜数。惟吾族僻处山隅，得余筑圩守御，受灾甚浅，子弟有随军从事者，多名成业就”。他从中对宗族尤有深刻认识，说：“人之有宗族，犹树之有枝叶也。枝叶茂盛则本干不枯，欲茂枝叶必先培植根本。”因建义庄并作序，中有：“宗枝远近，虽异派而同源”，“如遇颠危之际，有能保顾之人，或弭患未萌，或转危为安，则光前裕后之功，不可忽灭”。（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四，刘铭传《义庄序》。）
而淮军“盛字营”首领、亦为“三山”之一的紫蓬山周盛波兄弟的周氏宗族，又是一种类型。周盛波兄弟6人原住肥西大柏店乡枣林岗附近。咸丰初年，有胡氏大族趁战乱围攻之，企图灭门夺产。周盛波兄弟逃回老家紫蓬山，寄居罗坝圩。周氏宗族族长周方策财大胆小，面对太平军及地方匪寇，惟召集亡命，遂使周盛波兄弟办团练勇，一切粮饷兵械，全由宗族给予支持。周盛波兄弟乃逐渐发达起来。（注：周焘：《周盛波家世与轶事》，载于《肥西淮军人物》第109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
据《淮系人物列传》、《淮系集团武职人员表》46个表（注：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第333－389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进行再统计得知：其武职人员共516人，除259人出身不明外，已知出身者257人，太平军、捻军降者28人，占10%；湘军22人，占8.6%；其他83人，占32%；原皖中团练124人，占48%。可知以皖中宗族势力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团练队伍是淮军的主要力量。
在淮军形成、稳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主要力量——原出身皖中团练各将领通过各种纽带建立起紧密联系。其中婚姻是最重要的纽带。以李鸿章家族和张绍棠家庭为例。张绍棠是合肥团练早期首领，后为李鸿章幕府、记名提督。李家与张家世代联姻，现存的记载可追溯到李鸿章与张绍棠的祖父一辈。李鸿章的祖父与张绍棠的祖母为亲兄妹，张绍棠是李鸿章的二从姑表弟，张绍棠娶李鸿章的妹妹玉英为妻，又成为李鸿章的妹夫。此后，张李两家亲上加亲，继续联姻。张绍棠长子席珍与次子士瑜分别娶李蕴章、李鹤章女儿为妻；张绍棠的三个孙女（长子席珍女、次子士瑜三女与三子士珩女）又成为李鸿章、李昭庆的孙媳（李国焘、李国燕和李国栋之妻）。如此，累世交互的婚姻将张李两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古老的婚姻定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将“合二姓之好”置前，可知“联姻”之义。淮军各将领通过联姻，逐步形成一张休戚与共、俱损俱荣的姻亲网络，一个将其网罗在一起的更加扩大了的宗族。
以下是李鸿章家族与淮军将领姻亲关系、淮军将领之间姻亲关系示例表及淮军将领姻亲连线示意图。
李鸿章家族与淮军将领姻亲关系示例
（注：据《肥西淮军人物》、《淮系人物列传》、《李氏大同族谱》、《朱卷集成》等。）
李瀚章三子经滇之子国炽娶刘秉璋五子刘体智之女
大哥九子经淮娶潘鼎新女
长子经方娶刘秉璋长女
李鸿章经方子国焘娶张绍棠长子张席珍之女
经方女嫁潘鼎新之孙潘定谟
次子经述之子国燕娶张绍棠三子张士珩之女
李鹤章娶周沛霖长女、周世臣之妹周世宜
三弟女嫁张绍棠次子张士瑜
四子经钰娶吴长庆次女
五子经达娶刘秉钧六女
李蕴章经达子从衍娶刘体蕃长女
四弟长女嫁张绍棠长子张席珍
次女嫁刘秉璋长子刘诒生
三女嫁张树声次子张华珍
次子经榘之子国栋娶张绍棠次子张士瑜之女
李昭庆四女嫁刘秉璋次子刘体乾
李玉英本人嫁张绍棠
（又名益妹）长子席珍娶李蕴章女
次子士瑜娶李鹤章女
淮军将领之间姻亲关系示例（注：据《肥西淮军人物》、《淮系人物列传》。）
刘铭传长女嫁张树珊长子云逵
刘盛藻长孙刘朝仰娶唐定奎四女
次子朝班娶唐定奎长女
刘盛休次子朝端娶唐定奎三女
女嫁程孔德
刘励儒长孙朝珩娶叶志超长子御璜之女
刘秉璋三子体仁娶张树声女
四子体信娶吴长庆女
潘鼎琛子潘永龄娶唐定奎次女
吴毓芳女嫁唐定奎侄孙
长女嫁周盛传长子
吴秉权次女嫁周家熙
三女嫁吴宏洛之孙
四女嫁黄瑞兰子
淮军主体力量——出身原皖中团练各宗族的将领，除了内部的相互联姻外，对于有利于淮军发展的其他势力也往往联以婚姻纽带。安徽太湖人赵ｙúｎ＠④与李鸿章同时被派回原籍办理团练，李鸿章在原配周氏亡后，即娶赵ｙúｎ＠④次女赵小莲，与合肥以外的团练势力建立姻亲关系。此后两家继续联姻：李鹤章三子经义娶赵ｙúｎ＠④孙女、经义之子国筠娶赵ｙúｎ＠④曾孙女。（注：《朱卷集成》201册，《李筠寿履历》。）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新组建的淮军赴上海镇压太平天国。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李氏家族以联姻为手段，加强同当地官员的联系。如江苏巡抚薛焕即是李家主要的联姻对象——李瀚章长子经畲娶薛焕长女；次子经楚娶薛焕三女；李蕴章四子娶薛焕五女。淮军其他将领也以婚姻手段联合本地势力。刘铭传故乡有郭也鲁、黄家文二人，其宗族“富于资，结寨自卫，未毁于贼”。族侄刘盛藻曾“向其称贷”，其“拒而绝之”，致与刘铭传刘氏宗族“有交哄之事”。后来，刘、郭、黄三族相互联姻，遂“和好如初”，所谓“迭结朱陈，婚姻世世”（注：《六修刘氏宗谱》卷十六，刘朝班《书先阁学公轶事》。），成为淮军巩固的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