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固然有诱惑力，可是对于田桂兰来说，唯一使她魂牵梦萦的是晋剧艺术的繁荣发展，是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1994年春，当省晋剧院由于一大批老演员和艺术骨干陆续退休、演员队伍青黄不接难以为继之时，田桂兰服从组织安排，勇挑重担，担任演出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她还病着，风湿性心脏病，二间瓣狭窄，加上颈椎病的疼痛，搞得她彻夜难眠。医生建议她彻底休息认真治疗，家人坚决反对年过半百的她“临危受命”。田桂兰也矛盾：担此重任吧，困难太大，竞争激烈中求生存，意味着超负荷劳作和心力交瘁，而自己身体不好，恐怕力不从心，让领导和同事们失望；不干吧，眼瞅着晋剧萎缩萧条，后继乏人，不能满足广大的基层晋剧爱好者的精神需求，纵然自己功成名就又有何意义！况且自己是一名党员，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打仗需要你冲锋的时候临阵脱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就这样，田桂兰从病床上站起来，挺直腰杆，披挂上阵。她发誓使尽浑身解数，拼掉老命，也要让这个濒临瘫痪的艺术团体重整旗鼓，再创辉煌。果然不到半年，田桂兰调整了演员，恢复了剧目，带团内跑晋中、吕梁、晋北，外赴内蒙古、陕西，马不停蹄，一口气赶了20几个台口，连演150多场戏，为剧团收入62万元。剧团有了活力，演员笑了，田桂兰也笑了。
1996年，中宣部从全国劳模中选出10位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委托上海东方电视台为他们拍了一部系列专题纪录片《凡人的故事》，作为党员学习的教材向全国发行。田桂兰作为一名艺术家，光荣入选。
“遴选的标准应该是德艺双馨吧？”我问。
田桂兰回答：“德艺双馨是我的追求，可我做得很不够。”
对人民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体现了艺术家的“德”；对党的事业视若生命，同样体现了艺术家的“德”。“德”是什么？是情怀，是品格，更是信念……
“培养年轻党员，首先要他们懂得为谁唱戏”
1994年3月，在北京参加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省委书记胡富国在同田桂兰谈起山西文艺工作时，就晋剧的发展对田桂兰嘱托道：“桂兰啊，一定要培养好接班人，让晋剧事业发扬光大！”
田桂兰的艺术成就是突出的，她从12岁演《打金枝》以来，以优美的唱腔、圆润的嗓音、娴熟的表演技艺为晋剧舞台成功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金枝女、穆桂英、耶律含嫣、殷桂英、杨排风、刘胡兰、李铁梅等，不仅在晋剧广为流布的山西、内蒙古、陕西享有盛誉，而且在北京、云南、深圳、香港等地的晋剧爱好者中也广有影响。但她毕竟不年轻了。胡书记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在她心中激起层层涟漪，她决心全力拼搏，尽快带出一批好徒弟来。
为了使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田桂兰主动从主演的位置上退下来，甘心给年轻演员跑龙套。阳曲县剧团有个演员叫孙红丽，扮相、唱腔都好，特别受观众欢迎。田桂兰看过孙红丽的演出录像带，认定这娃有培养前途，便几番周折多方做工作，硬是给小孙要下了进城指标。小孙进了省晋剧团后，田桂兰又很快将她定为领衔主演。后来相继把温建平、米小敏、刘建萍、郭素梅等几个青年演员都推到主演位置上，自己只做技术指导。只要有机会，就千方百计把这些艺术新秀介绍给广大观众和听众，扶持他们成材。在她的培养下，剧团里担任主演的崔建华1995年夺得第12届中国戏曲梅花奖。
为了把好苗子调进剧团，振兴晋剧艺术，她宁可把自己母亲和侄女的户口转到农村去，以换了两个进城的名额；
为了搞好剧团的经济效益，让大家过上不太拮据的生活，她做官不是官，既当演员，又管后勤，还搞外交，成天忙得团团转；
为了带新人，赶排新剧目《齐王拉马》，演了大半辈子小旦的她，竟然破了相，扮成花脸，扎大靠，在舞台上开打武戏……
想起了一句古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田桂兰虽已近老年，但艺术之花尚未凋落，仍然活跃于晋剧舞台，为观众塑造出一个个流光溢彩的艺术形象。不过，了解她的人感觉得出，她工作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早已渗透了深深的护花之情。
那么，对晋剧新人的培养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呢？田桂兰略加思索，沉稳地回答道：“艺术功底相当重要，不过，培养年轻演员，首先要让他们懂得为谁唱戏。他们心里有了观众，有了人民，就会把艺术当成事业，当成生命……”
真是一片肺腑之言。田桂兰就是把艺术当成生命，而让生命之花喷芳吐艳以回报党和人民培养之恩的。这样的艺术家，人民怎会忘记她！
§§§第27节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记朱卫华的人生追求
长久以来，一直想采访了解朱卫华同志的革命经历，但老人总是避而不谈，故一直未能如愿。直到两年前朱卫华在医院与我们作了多次长谈，又经查阅大量资料，才终于理清了朱卫华80多年的人生轨迹。而从他那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中，我们深刻地感觉到老人一生坚持党性，淡泊名利，孜孜以求的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一点深深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出于对老一辈革命者的景仰，我们一次又一次穿过时间的隧道，走进这位老人的革命历史——树立革命理想朱卫华，原名蔚华，字文藻，1916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父亲朱光河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但识文断字、能写信、会记账。母亲谢银枝，勤劳善良，但体弱多病，讲迷信。家中有旱地四亩，房无一间，长年租借别人的房子，直到土改时才分到房屋数间。由于家贫，朱卫华7岁便随父亲到田间参加劳动。他9岁上小学，沱阳高小毕业后以初试第一名、复试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川至中学，但家里竟穷得拿不出6块白洋的学费。父亲东凑西借，终于在交费期限的最后一天筹起了6块白洋，朱卫华冒着大雨，含着泪水走进了川至中学的校门。
川至中学是阎锡山统治山西时设在他的家乡——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的一所初级中学，所开课程除语文、数理化外，还有四书五经之类的内容。由于收费较低，所以多有贫家子弟前来求学。朱卫华考进川至中学的时候，正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尽管校方三令五申严禁谈论政治，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任何力量也压抑不住的。在党的影响下，学校的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读书会”，这些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如饥似渴地汲取进步思想的青年，秘密传阅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如理论书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等，文学作品有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等。他们常常把这些进步书籍包着写有“历史”“地理”字样的皮子，以防校方检查。但有一次朱卫华的《新型社会科学》还是被训育主任从铺下搜了出来，好在没有酿成大祸。进步书籍的传阅在学生中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使封闭、保守、黑暗的校园涌动起一股爱国、进步、光明的热流。朱卫华先是参加后来又领导了“读书会”，他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通过参加读书会，朱卫华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想法。
1934年秋，在五台县大建安学校的秘密党员王堪介绍下，朱卫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随后，朱卫华又先后介绍川至中学的朱光海等四人入党。这年冬天，又在王堪的指导下建立了五台县第一个党支部，即川至中学地下党支部，朱卫华担任支部书记。从此，川至中学党的活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就更进一步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了。他们有时在阅报室以看报做掩护开会，有时利用星期天回家时在一个山沟里开会，分析斗争形势，总结工作进展情况，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安排下一步的工作。他们通过“读书会”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籍，开展谈心活动，交流思想，研究问题，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揭露蒋、阎的反动统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爱国抗日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抗战爆发后，“读书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先后参加了革命。
1935年，朱卫华初中毕业，考入太原进山中学读高中。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因而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在川至中学时就以优秀成绩而得到校方的“科学奖金”，并靠这奖金维持生活。考上进山中学后，他仍依靠优异的学习成绩享受助学金，经济上基本不用家里负担。从川至中学考入进山中学的同学中，只有朱卫华和朱光海两位党员，他们的组织关系还在五台，由朱卫华化名杜道政用秘信与王堪联系。朱卫华紧密关注时局，经常从省城国民党报纸的字里行间，寻觅着党和红军的消息。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1936年春红军东征到了山西，这一切都曾激荡着这位年轻党员的心胸。他曾在报上发表文章，批判阎锡山“做甚务甚”，要劳动人民安分守己、不要造反的反动主张，启发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在青年学生中播撒爱国抗日的革命火种。
投身抗日洪流
卢沟桥事变爆发，寇深祸急，国难当头。正在进山中学读书的朱卫华随即离开校园，返回故乡五台，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和党的需要、民族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将名字“蔚华”改为“卫华”。
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随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9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到达五台，百姓群情激奋，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同一时期，由续范亭担任主任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太原成立，地区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中共五台县各区区委相继成立。朱卫华先参加了洪水领导的五台四区“动委会”的工作，不久担任了四区区委组织委员，后又担任区委书记，参加领导了这一地区的抗日工作。他们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自卫队”“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扩军筹款，壮大抗日武装；除奸反霸，改造旧政权，组建四区人民行政委员会；惩治顽固分子，进行反顽固斗争；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创办“人民商店”，互通有无，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增强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凝聚力。在这期间，他还深入到煤矿工人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发动工人同窑主作斗争，动员工人参加抗日，并向县委写了专题报告，提出要重视开展工人运动的建议。
从1939年末到1945年初，朱卫华先后任中共五台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书记。随着群众抗日组织普遍建立，武装斗争更加深人，党的基层组织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战火考验着共产党员的坚贞和忠诚。1941年抗战进人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对我根据地实行“篦梳战术”和“三光政策”，在五台清水河东制造了三四十里宽的“无人区”，军事上增设据点，经济上严加封锁，妄图困死我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五台主力四团分散活动，朱卫华随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一方面配合四团袭扰敌人据点，开展反蚕食斗争，另一方面动员人民开展支前活动。
斗争是残酷的，困难的，但困难再大也压不垮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朱卫华与县委一班人领导全县人民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开展武装抗日、政治攻势、除奸反特的三位一体的“反蚕食”斗争，最终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创造了反“无人区”斗争的光辉业绩。针对游击区实际情况，他当时还提出“能带枪就能带书，有吃饭睡觉的时间就有读书的时间”的口号，发动大家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地学政治、学文化，不断提高政治文化素养。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五台县工作期间，朱卫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牢牢掌握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五台党组织的建立、巩固、发展、壮大，为粉碎日寇的进攻，壮大人民力量，为迎接抗战全面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5年1月，朱卫华离开工作多年的五台故乡，调任晋察冀二地委宣传部长，直到抗战胜利。
创办《冀晋日报》
解放战争期间，朱卫华历任中共冀晋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北岳区委党校副校长。1945年9月1日，朱卫华在任冀晋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主持创办了冀晋区党委机关报《冀晋日报》，并兼任该报社长。《冀晋日报》为四版大报，分国际国内版、地方要闻版、地方普通版和副刊版。为办好报纸，朱卫华不仅根据形势的变化，亲自主持制定每个阶段的宣传提纲、工作计划，还要在每天晚上校审报纸大样，数年如一日。他还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冀晋日报》的办报方针，即坚持党性原则，宣传党在不同斗争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区党委的工作部署，号召群众实现党提出的各项任务，反映群众的呼声、愿望、要求，介绍各基层单位的工作经验。当时，报社人手很少，力量不足，朱卫华提出在各县建立通讯组的要求，并号召各级领导要亲自动手撰写稿件。当时的定襄县委书记郭修真写的通讯最多、最好，他们就以区党委的名义开展“郭修真运动”。这样做，不仅为党培养了一批办报骨干，而且使报纸办得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起到了宣传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提高了报纸的战斗力。
1947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土地法大纲》。不久，彭真同志亲自到冀晋区党委传达部署土改工作，要求各级领导都要深入各县、区领导土改工作。朱卫华担任雁北土改工作队队长，参加雁北地区的土改工作。他亲自到灵丘县四区搞土改，并兼四区区委书记。他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贫农团，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很快就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了。广大农民在贫农团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分土地、分浮财斗争。在斗争中，朱卫华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努力防止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既消灭了地主的剥削，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大大地激发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土改结束后，朱卫华调任北岳区委党校副校长，主要任务是为新解放区培训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他曾亲自为学员们讲课，理论联系实际，借古论今，深入浅出，深受大家欢迎。这几百名学员经过学习训练后，都随军南下，到南方新解放区担当了重任。
全国解放后，朱卫华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委员、秘书长，协助省委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在秘书长岗位上，朱卫华经认真调查研究，起草并印发了《办公厅工作条例》，使机关工作有条不紊，为省委起到了很好的参谋助手作用。1952年12月，中央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将雁北13个县及大同市划归山西。朱卫华调任中共大同市委书记。
重视干部选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