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是郭兰英歌唱艺术大放光华的时期。她多么想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个先进组织中的一分子，从而更好地为党的文艺事业贡献力量啊！但是申请书写了一次又一次，均被一些人以她曾经是旧艺人、应继续考验为由拒之门外。她沮丧过、失望过，但她没有消沉，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一场场演出，努力使艺术臻于炉火纯青。为了演好《小二黑结婚》，她几番钻研赵树理的原著，重要部分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为了巡回下乡演出，她不顾身怀有孕，冒雨上山时因路滑摔倒而失去了孩子。为了演好传统剧目《窦娥冤》，她强忍个人生活的挫折，全身心投入排练，成功地塑造了窦娥的悲剧形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郭兰英组织文艺小分队，走上街头为群众演唱，不久，就受到冲击，被打成“资产阶级文艺黑尖子”，受到批斗。后来，和剧院的一些老艺术家一起被下放到张家口农村劳动改造。乡亲们不把她当成“黑帮”，热情地欢迎她演唱。她动情地为乡亲们献上一首首发自肺腑的歌。张家口是郭兰英参加革命的地方，时隔20年，这里的一切仍能唤起当年美好的记忆。虽然现时被审查改造，但她坚信真金不怕火炼。当她得知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仍在关心着中国歌舞剧院、关心着她郭兰英时，不由潸然泪下。她执著地盼着人民需要她歌声的那一天，坚持吊嗓子、练唱……
“文革”结束，郭兰英回到北京。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文艺晚会上，郭兰英登台演唱《绣金匾》：“一绣毛主席……二绣总司令……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人民热爱你。”一曲未终，歌者已是泪流满面，听众中也已一片抽泣。歌声深深撼动了亿万人民的心灵，在神州大地久久回荡。有评论家说：“他人唱歌唯唱声，兰英唱歌兼唱情。”可谓一语中的。但郭兰英所唱绝非是一己悲欢之情，而是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之情，是与社会主义时代同律的大感情。
郭兰英重新走上歌剧舞台时，已年届五旬。但是，为了向她深爱的广大观众献上艺术精华，她不顾年纪大身体弱，克服重重困难，抓紧时间练功排演，再度成功地上演了歌剧《白毛女》。当喜儿盼回爹爹共度除夕、挥舞美丽的红头绳，喜悦欢快地唱起“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歌声甜美清纯，如山泉汩汩，沁人心田。当白毛女在奶奶庙发现仇人，奋起追杀，愤怒地哭诉满腔仇恨时，歌声凄厉如剑，字字血、声声泪，裂人肝胆。演出中观众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大家觉得，郭兰英的歌还是那样好听。然而，她毕竟不再年轻。在一次演出中，按剧情从高处跳下，腰椎严重受伤。为了不让观众失望，她坚持打了封闭针继续演出，大幕刚落下便晕倒在台上。
1981年，郭兰英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7岁到52岁，她追求进步的脚步从未停歇，历尽坎坷，终不改赤子之心，这是一种怎样执著的精神和可贵的品格啊！
淡泊名利，人生如诗如歌
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郭兰英离开了她深爱的充分展现过她艺术才华的舞台。巨大的失落感曾沉重地袭击过她，可她挺了过来。黄河后浪推前浪，平静地想想，一切释然。过去的辉煌，属于历史，郭兰英下决心要为祖国培养更多的艺术人才，为了延续那一脉民族艺术的精神，更为了完成周恩来总理的生前嘱托。她变卖家产，筹资办学，终于在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乡——广州番禺建成一所“郭兰英艺术学校”。这是她新的事业。
在赴京采访“音乐电视剧《郭兰英》座谈会”之前，笔者泡图书馆查阅近几年的全国报刊目录索引，试图寻觅一些有关郭兰英的文字宣传材料，结果收效甚微。在大感失望的同时不由想到，这才是郭兰英的本色啊！比起那些小有名气就大事张扬的“星”呀“角”呀，郭兰英的朴实厚重、默默奉献也许更耐人寻味。
座谈会上，李瑞环同志讲了一段心里话：给兰英拍戏，了却了我心里的一个不平衡。现在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老百姓也喜欢听歌，明星也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包装，各种各样的出场价格，很多人都有专辑。像郭兰英这样一个大艺术家，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起过非常了不起作用的这么一个艺术家，没有她的一盘郑重其事的，没有她的广告，没有什么声音，所以我心里对这件事一直不平衡，也觉得不公道。可以这样说，郭兰英的歌开辟了中国民族歌曲唱法的一代先河。我们现在很多明星都有成名曲，像郭兰英这样有这么多被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到今天所有的歌唱家里还没一个。不信你们数一数，郭兰英的歌在人的脑子里记住的有多少？不讲那几部歌剧，经常能够背出来的像《南泥湾》《翻身道情》《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绣金匾》等等，可以数很多。现在有几个很著名的演员彭丽媛、李谷一等都是兰英同志的徒弟。所以，郭兰英的民歌成就是很了不起的。过去，一个大型晚会，只要郭兰英一出场，全场的气氛一下子就起来了，她的歌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一个歌唱演员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样受人的爱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给兰英拍一部电视剧，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她，不仅可以很好地回顾历史，而且对今后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通过电视剧，会给很多人一点启发：唱歌除了给钱以外还有别的没有？
李瑞环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
是的，追逐个人名利的人，人民视之如草芥，淡泊个人名利的人，人民仰之如大树。而只有珍藏于人民大众心中的“名”，才会永恒。
郭兰英说：“我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苦娃子，能有今天，全靠党和人民的培养。我想说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太多了，大家的厚爱让我深感不安。我不想对这个剧发表任何意见，我只想在我的有生之年为国家民族歌坛再多培养几个人才，来报答培育、爱护我的人民。”
70岁的郭兰英风采依然。她是那种储蓄着激情的人，时时会把健康向上的力量传递给周围的朋友。她的歌曾鼓舞、激励、影响过几代人，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廊，余音绕梁。她的人生如诗如歌，历风雨沧桑而融赤子情怀，和着时代的主旋律，飞扬起独特的风景。
走近郭兰英，我们强烈地感到：一个有着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执著追求的人，一个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艺术家，她的艺术生命是不朽的，她的生命是辉煌的。
§§§第26节访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
马蹄莲·土壤——艺术·人民——访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
对晋剧，我是绝对的外行，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的尊敬。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都值得尊敬，但田桂兰是我所尊敬的名人，因为她把自己的事业和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感情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九八初夏，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仿佛叩响历史的回音壁，那光辉文献所揭示的深刻的艺术哲理，从并不遥远的过去辐射而来，久久地，久久地回荡于天地之间。
于是，去采访田桂兰。捧一束洁白的马蹄莲，一半表达心中的敬意，一半或许是为了引起一个话题：人民大众是艺术之花的深根沃土——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而田桂兰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为这个命题作了闪光的注脚。
“是人民培养起来的演员，就要为人民好好演戏”
1941年，田桂兰出生在汾阳县冀村镇。由于家境贫寒，从七八岁起，她就和父亲一道提篮小卖，挣钱度日。因了做小生意，也就经常赶集市赴庙会，那时镇上常有戏班子演出，她特别爱听。日子久了，舞台上演员的举手投足、唱腔台词都深深地印在她幼小的心里，回到家里哼哼呀呀，比比划划，还蛮像回事的。街坊邻居都夸奖她聪明伶俐，长大会有出息。父亲叹了口气：穷人家的孩子出息个甚咧！
解放了，天晴了，穷人翻身了。听说文水县那边有太原的剧团招演员，田桂兰便背着父母偷偷赶去报名。徒步跑了70多里路，赶到时人家已招满了。当时担任太原市人民晋剧团团长的老艺术家张宝奎，看到这个长相俊俏、一身灵气的小姑娘，认定是个好苗苗，于是破格录取了她。父亲从汾阳追到文水，又从文水追到太原，死活要拉她回去：“咱田门中不能出个女戏子，这是辱没祖宗的事啊！”田桂兰硬是不肯回去。时任太原市文教市长的刘舒侠专门赶来，苦口婆心做老人的思想工作。老人终于想通了，对女儿说：“真是世道变了，共产党说唱戏是艺术，不受人小看，妮子，那就好好地学戏吧，别给共产党丢人！”
田桂兰终于留在了剧团，那年她12岁。
从此，练功、学戏，苦练、苦学。在启蒙老师郭双喜、刘仙玲的教练下，田桂兰三个月后就登台演出了《打金枝》。随后，转入新成立的太原市戏剧学校深造，这样她的老师可就多了，除晋剧名家丁果仙、牛桂英、张宝奎外，她还拜四川省川剧艺术大师杨友鹤、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为师。老师们手把手地传授自己的拿手戏和艺术特技，并指导她演出新剧目，使她打下了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晋剧艺术家的扎实的艺术功底。而在学艺术的同时，她也从老师们身上学到了艺术技巧之外的东西，懂得了如何从艺，如何做人。
就在田桂兰步入梨园不久，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1956年，我国著名美学家、雕塑家王朝闻来山西，为刘胡兰烈士塑像。由于刘胡兰生前没有留下照片，王朝闻只好让刘胡兰母亲胡文秀陪着，四处寻找与刘胡兰形体和五官长得相像的人。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田桂兰上街时在柳巷开明照相馆附近被他们注意上了。“太像了，太像了！”胡文秀激动地说。田桂兰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女英雄刘胡兰塑像的模特儿。回忆这段经历，田桂兰说：“我和王朝闻老师在一起有三个月时间，王老师对我讲，要塑造英雄形象，更要塑造一种精神，要学英雄更要做英雄。这对我一生的教育和影响是极大的。”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的成功之路上洒满了艰辛的汗水。她自己当年就是个小戏迷，她知道广大基层群众对晋剧是多么喜闻乐见，自从踏上舞台那天起，就决心要练好艺术功底，为群众演好戏。当然，她更知道，自己的艺术生命是党和人民给的，只有练好功唱好戏，才对得起党和人民。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良好的艺术天赋加上勤奋与努力，田桂兰没几年就唱红了。1961年就曾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演出，受到亲切的接见和鼓励。
从艺45年，田桂兰体会最深的是：“观众的情是艺术的根，人民培养起来的演员，就要为人民好好演戏。”成名之前如此，成名之后仍然如此，她将艺术情结紧紧地系牵于这片黄土地上的人民，无怨无悔。1986年她摘取了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桂冠。此后一系列荣誉接踵而来，但她一直没有离开演出一线。年龄大了，身体多病，仍然活跃于舞台，和年轻同行们一起，把群众喜爱的晋剧艺术送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甚至敬老院的病床前。
在浑源县大磁窑村演出《春江月》时，脚脖子扭伤，脚肿得穿不上鞋，她用剪子剪开彩鞋，把鞋绑在脚上，咬着牙坚持演完。观众掌声一阵阵响起，不少知情同事却掉了泪。
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几天坚持冒雨演出，她的关节炎犯了，腿肿得不能弯曲。群众并不晓得真情，恳切地要求她演功夫戏《富贵图》。为了不让热情的观众失望，她自己打了封闭针，然后着装登台，把美好的形象留给观众。
在晋西北保德县演出时，正是数九寒天北风怒号的季节。露天舞台上，她穿着单薄的演出服却一招一式毫不马虎，看到台下裹着老羊皮袄的观众笑了，她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大家讲的这些故事早已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而当我向田桂兰问起其中的某些细节时，她却淡淡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人民，哪有我们。”
“德艺双馨是我的追求，但我做得还很不够”
田桂兰1986年拿了第四届中国戏曲梅花奖，1987年在山西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荣立特等功，以后又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山西省劳动模范”“山西省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文艺工作者”等光荣称号，是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么多荣誉，您觉得哪一份最值得珍视呢？”我问。话一出口，便觉得问得有些唐突。在中国，当先进其实挺难，且不说现今商潮涌动，精神的力量似乎贬值，就是先进人物本身，在金钱的诱惑和“名誉”的轰炸下，也未必都能保持一份平常心。谁知，田桂兰的回答竟与我的猜测不谋而合，她说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给的，她受之有愧。如果非要比较不可的话，她认为梅花奖是艺术造诣的一个标尺，应该珍视；全国人大代表，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厚爱，更应该珍视。
面前的田桂兰优雅地吸了一口香烟，淡淡的烟雾仿佛把她带回到往事的回忆中——一次，她刚从乡下演出回来，疲惫地坐在沙发上，还未来得及打开行李，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您找谁？”
“我找田桂兰。你不认识我啦，你在我们村演过戏，我是你的观众呀！”敲门的是一位农村妇女，名叫武亨莲，孝义县兑镇人。脖子上长了瘤子，要来太原做手术，举目无亲，住不了医院，情急之下，来找他们喜爱、尊敬的演员寻求帮助。
田桂兰为这位农家姐妹对自己的信任而深深感动。她顾不得自己的劳累，马上安排武亨莲住下。第二天就去医院联系床位，替她交了住院押金，还特意请了一名老专家为她做手术。团里下乡演出又要出发了，她专门安排自己的妹妹照顾武亨莲，直到病人病愈返乡。
繁峙县敬老院有位70多岁的荣誉军人叫王志国，就因为看过田桂兰的戏，就成了她家的“亲戚”。老人隔三岔五地写信打电话，有时闻讯赶到田桂兰演出的台口又住又看戏，有时就在田桂兰的家里过年过节，剧团里的人大都认识了他。
田桂兰是个热心人，很多观众也把她当作亲人。她的戏在山西、内蒙古、陕西一带享有盛誉，断不了有老乡带着南瓜、小米、红枣来太原看她。握着他们粗糙有力的手，面对他们淳朴真挚的笑容，田桂兰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愉快和欣慰。
有一次，她在陕西省黑龙庙演出，同台演出的是石家庄的河北梆子剧团。她得知这个团业务很不景气，连工资发放都有困难，就主动为该团在山西各地联系了好几场演出。有的地方提出，让我们看河北梆子可以，但田桂兰必须给观众唱几段晋剧。“没的说，我答应。”田桂兰毫不犹豫。事后有人开玩笑：这会儿竞争这么激烈，你倒好，为了帮助河北梆子，把自己也搭上了。
从艺，也要有艺德。她这么认为。
在晋剧界，田桂兰算是一个“大腕”。大腕走穴早已司空见惯，她却不干。有人主动登门，邀请她下海去当董事、代经理，许以重利；有的基层剧团也来请她坐镇：只要挂上您的名，您不用演戏，准保……都被田桂兰婉言拒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