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理达是党的女儿，她一生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这在她生命中，就像活下去的信念一样重要。说出来人们也许不大相信，冯理达对党忠诚老实，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入党后更是时刻提醒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一本《毛泽东选集》，书中夹满了用纸条做的书签，书页上写满了心得批注；一本《邓小平文选》，不知翻阅了多少遍，书的边缘都磨破了；一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提要》，书中满是圈圈点点、各种标记；一本《国防和军队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她随身带、反复学。她先后撰写了10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和体会文章。她用毛笔正楷恭录党的十四大以来历次党章全文，15次用毛笔手书“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七大召开后，80多岁高龄的冯理达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仔细研读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
这些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形式吗？回答当然否定。难能可贵处在于，它承载着冯理达坚定的信仰，坚强的党性，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常态。认识冯理达的人都说共产党好，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风范和为人民服务的作风。1983年，冯理达担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为党工作的匆忙脚步从未停歇。
她心中时刻装着人民，对孤残儿童、贫困学生、重病患者、受灾群众和困难家庭，总是不遗余力地关爱帮助，被人们敬称为“爱心妈妈”“爱心奶奶”。
她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20年。20年间，她进工厂，下农村，深入基层搞调研，倾听群众呼声，围绕关注弱势群体，普及健康教育等问题，提出议案155项，书面发言53份。
耄耋之年，她潜心研究健康健美长寿学，撰写大众健康读本，进行辅导讲座，总是那样信心百倍，充满活力。然而，她一辈子为他人健康奉献，唯独忘记了自己。2007年12月18日，她积劳成疾住了院，只住了一周时间，病情刚有好转就要求出院。出院后，又像往常一样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终于，2008年1月11日，因老年间质纤维化改变伴感染，病情严重，她倒下了。
就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她每天的工作仍排得满满当当：1月13日，修改健康健美讲课稿；1月14日，听取北京市抗癌乐园工作人员的工作汇报；1月15日，接待广东从化市市委书记，联系广州中医药城落成签约仪式；1月16日，与衡水市委书记商谈社区健康健美活动开展情况；1月18日，去领“迎奥运科学健身奖”证书……
然而，这位年逾八旬的“党的女儿”再也不能去完成这些任务了。2月8日，她离别我们而去，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
人生境界——“80岁的小姑娘”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冯理达不是这样，她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却将微笑常挂在脸上。
豪情万丈的冯理达，也是柔情万端的冯理达。
历经坎坷的冯理达，也是笑面人生的冯理达。
一位记者写道：“她不是一块毫无表情丰碑伫立的奖章，也不是一个散发光芒却高高在上的光环。她是一位普通的老人，生动的老人，生活中充满魅力的女性。她爱听《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是个不折不扣的女高音；她爱兰花，更愿意亲手画兰花之美，悟兰花之神韵；她喜欢听新闻，床头永远放着一台收音机；她年逾八旬，像所有健康的老人一样，骑自行车上下班；她疼爱自己的孙子，共享天伦；她也会任性，和老伴拌嘴，而后释然一笑。”
儿子罗悠真这样讲述父亲去世后的母亲：“每天早上出去妈妈都和爸爸说话，说再见，跟在的时候一样，回来的时候也是先问候爸爸。晚上把爸爸的被子给撩一截，拖鞋放上，然后到那个骨灰盒前，就和爸爸轻轻地说话，好像爸爸还没走一样那种感觉。”
同事潘晓雯回忆说：“冯理达最不欣赏把工作身份带回家了。她自己就是一个特别有女人味的人，真的是不笑不说话！她说起话来声音特别甜、特别柔、特别年轻，根本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我曾经应邀到她家吃过西餐，那天她亲自下厨，我记得那天吃的是黄油果酱面包、牛排，喝的是红菜汤。她是个非常有情调的人。”
同事陈淑英解释：“院长的工资是公私不分的。她的工资也是我们免疫中心的经费。就拿非典我们整理的那个资料来说吧，我们收集了4447条，A4纸摞起来43公分高。这一个东西就花了一万多块钱，这个全部都是院长出的。另外，她看见谁有困难，就送钱给谁。她的工资说起来也不少，一个月一万多块钱，但她的生活非常简朴，买衣服大部分都是100元以下的，一般都是几十块钱一件，一条毛裤穿了20多年，两边都磨得这么大窟窿了，还穿着。她对军装特别珍惜，参加哪儿的活动，全穿军装，平时穿的便装非常简单。”
1949年，冯玉祥遇难后第二年，按照他的遗愿，李德全将丈夫和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给了国家，包括京郊和通县土地151﹒33亩，北京西城井儿胡同求知中学全部房屋地基等。“至于我的几个孩子，虽然还有未毕业的，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爱国爱家，自立自强，60年前冯玉祥为冯理达留下的是无价的精神财富。如今，冯理达也已离我们而去，她留给儿孙的又是什么？是一张仅余85﹒46元余额的建行工资卡，是一腔深爱祖国、深爱亲人、深爱人民、深爱事业的情怀，是一种“少小即怀报国志，毕生几曾敢息肩”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目光和蔼、心地纯洁的“80岁的小姑娘”的美丽风采。高尚而纯粹的她，以坚定的信仰、平民的心态、踏实的作风塑造起一座伟大的精神丰碑，冯理达人生境界可谓高矣！
她在日记里写道：“思想不服老，气度不老，志趣更不老。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她为患者留言：“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画出的是彩虹，擦去的是眼泪。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她对我们说：“正直是幸福，信赖是幸福，劳动是幸福，爱情是幸福，贡献是幸福，知识是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是幸福。”
她还说：“只拥有事业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光辉的一面。”“要小心，要谨慎，学吃亏，学让人，遇事能忍，生活勤俭，不自夸，不骗人，诚诚恳恳，厚厚钝钝，乃是根本。”
她去了，飘然而羽化，飞临我们心空之上。这颗星，明亮璀璨，给我们光和热，给我们激情和诗意，给我们人生的动力和生命的启迪。
§§§第9节仰看恒岳共峥嵘——邓拓在《晋察冀日报》
从事新闻史教学多年，对邓拓，始终怀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意。他的文章，他的为人，他的辉煌业绩，为中国现代史写下了永恒的篇章。1988年暮春，在于太原召开的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发周年纪念大会上，我有幸见到了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见到了当年与邓拓一起工作过的张帆、傅真等同志。从他们的回忆和谈话中，我知道了关于邓拓的更多的故事。同时深深感到，在邓拓伟大的一生中，《晋察冀日报》10年是他最重要的一段革命经历，了解这段历史，了解邓拓作为人民新闻家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也就理解了邓拓的追求以及那一代进步知识分子不懈奋斗的价值所在。
从邓子健到邓拓
古城福州，位于东海之滨，山环水绕，人杰地灵。近代史上，这里曾出现过林则徐、严复、林纾等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1912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九），邓拓就诞生在这里。
邓拓的父亲邓鸥予，是清末最后一科举人，曾做过县官，后辞职回乡，当了中学教员。他开明正直、清廉洁身，贫寒而不失气节，常用“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鼓励孩子们勤奋读书，求得上进，并教育他们“人要行得正，路要走得直”，培养他们正直、诚实的品格。因此，邓拓从小不仅聪慧过人，学诗学书学画，而且在贫寒清苦的生活中懂得了做人的许多道理。
1919年，邓拓上了小学，父亲为他起了学名，叫邓子健。正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福州这个具有光荣历史的文化古城，也掀起过革命的浪潮，这些对邓拓的童年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25年上中学后，邓拓一方面继续学习中国古代典章专著，包括文、史、经、哲等类书籍，一方面开始接触《新青年》《新潮》《中国青年》等大量进步书刊，博览群书，大开视野。面对革命思潮洪波涌起的社会形势，当时不少青年学生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关心社会民族的发展前途。邓拓也积极参加了结社、讲演等社会活动。像一叶小舟，他从小河里漂来，被卷入时代的大波急浪之中。
1929年夏，邓拓毕业于福州省立第一高中，报考了上海光华大学政法系。本来，三哥邓叔群希望小弟报考清华大学，然后出国深造，科学救国。邓拓却没有选择这条道路。秋风缓缓吹过秀丽的闽江，大榕树虬枝盘节，深情依依。17岁的邓拓告别了亲人，登上新的征途。“空林方落照，残色染寒枝。血泪斑斑湿，杜鹊夜夜啼。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头天柱低！”一首《别家》诗，蕴含着多少惆怅郁闷，多少向往追求啊！
上海当时是中国现代文化界名人荟萃之地，1928年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大批马列主义著作和文艺理论书籍被翻译介绍过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普列汉诺夫、河上肇的……，这对于勤奋好学的邓拓来说，无疑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在光华大学就读期间，他刻苦钻研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补读平生未见书”。但是由于他对学校开设的有些课程兴味索然，次年便持肄业证书离开光华。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吸引着千千万万进步青年，也吸引着由光华转入法政学院政治经济系的邓拓。1930年冬，年仅18岁的邓拓秘密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思考，追求，探索，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已从他脚下开始。
邓拓入党后，一面在法政学院继续学习，一面积极从事左翼文化宣传运动和工运活动。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法（租界）南（市）区委宣传部长、工委书记，根据党的指示，奔走于学生和工人之间，进行革命宣传，发展革命力量。他亲自参加写标语、办壁报、登台演出、上街游行，既充满革命激情，又深沉朴实，一丝不苟，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年12月11日，法南区委组织了一次纪念广州起义的活动，邓拓在散发传单时被捕。由于叛徒出卖，法南区地下党组织部分情况已经泄露。敌人审问邓拓，让他交出与张稼夫的关系，邓拓缄口如瓶，什么也不说，恼羞成怒的敌人便用烧红了的铁钳烫炙他的双腿。铁窗囹圄，斧钺酷刑，邓拓经受了一次生死考验和意志的磨炼。狱中，他写下了许多掷地有声的诗句，“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表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第二年秋天，邓拓被亲友保释出狱，回到故乡。
战士毕竟是战士，在故乡休养期间，当他读了张东荪题为《动的逻辑是可能的吗？》一文后，依旧按捺不住探求真理的渴望，为了反驳张东荪在学术上对马恩哲学的诬蔑和攻击，他以“邓云特”笔名发表了《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披坚执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显示了作者的青春锐气和理论修养水平。
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各种理论观点的论争，邓拓很感兴趣。不过更吸引他的还是直接参与革命活动。这年12月，驻守在福建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率领下，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传抗日反蒋。邓拓参加了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工作。然而不久，由于蒋介石反动势力的反扑，人民政府旋告失败，邓拓也被通缉。“闽变”失败后邓拓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正在苦闷万分之际，大哥邓伯宇建议他到开封继续求学。思忖再三，邓拓终于决定插班河南大学经济系，静下来对中国经济史进行系统研究。三年间，他发表了许多经济论文，并于1937年出版了25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资料翔实而丰富，见解独特而新颖，填补了一项研究空白。
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大片国土沦陷敌手，国内抗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激起民怨沸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及时向全国同胞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邓拓深受鼓舞，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目前国难当头，我们应当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西方有巨人焉，吾将往从之。”
9月的一天，邓拓以伴嫂嫂逃难西安为名，离开开封。车至风陵渡，他告别嫂嫂，甩掉跟踪特务，辗转来到太原，与八路军办事处黄敬同志取得联系，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参军抗日，赤诚报国。
10月，秋实累累的五台山又迎来一批从敌占区跋涉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双脚踏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邓拓感到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同行的战友们商量着都要改一个名字，以纪念这新征程的开始。于是，邓子健正式改名为邓拓。“开拓的拓”，他这样解释。
是报人，更是战士
“他是一位朝气蓬勃、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一经交谈，甚是投机，我很喜欢他那种爽朗的性格。他首先告诉我，他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很多种野菜，是为的日后困难时能借此充饥。可见他已经作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这是聂荣臻同志对邓拓的第一印象。
邓拓和他的战友们在五台山受到晋察冀边区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同志的接见后，便翻山越岭徒步跋涉来到阜平。边区草创时期火热的战斗生活呈现出一派崭新气象，邓拓感到目不暇接，兴奋不已。他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战工作，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起初，组织上安排他在军政干校当政治教员。1938年4月，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改为边区党的机关报，报社机构重新调整，邓拓被任命为主任，负责全面工作。年仅26岁，委以如此重任，现在看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年少挑大梁的现象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开辟抗日根据地需要许多有文化有学识的人，而邓拓是大学生，博学多才，在哲学、经济学、文学方面颇有建树，他又是经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政治素质好，这样让他去担任报社领导就顺理成章了。事实证明，邓拓干得非常出色。他领导报社全体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连续出版，把《晋察冀日报》（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为此名）办成了边区几百万军民“忠实的言论代表和行动指针”，边区文化战线上“铁的正轨军”。直至1948年6月终刊，报纸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共出版2845期，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史写下了辉煌壮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