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能不读的“报告”
1979年6月，中国曾经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在见闻录部分，有四段文字：
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眼里，让地球调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
重音、体、美，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
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
最后，在结论部分，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这么预言，再用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在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见闻录部分，也有四段文字：
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手，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手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
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七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路边用早点。
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中国老师解释，它的意思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
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他们是这么写的：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二十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培养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百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翁，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中国人缺失了想象力吗？
想象力是稀缺资源，真正的财富来自想象和主意，这是新经济理论的一个观点。其实想象的作用远不止此，因而它的稀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300年为什么胜过了5000年？
为什么美国不到300年的历史却比我们5000年文明古国还发达昌盛？因为美国教育注重想象，培养个性，把3亿人培养成3亿个人。敢于尝试，敢冒风险，亲自探索，成了美国人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杨振宁、丁肇中教授谈道：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弱点是胆小，美国学生大胆的创新精神比中国学生要占优势。中国留学生一去西方国家，大多是属于回答论证课题的水平，而提出课题的恰恰是考试成绩比他们差的西方学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告诉孩子：成功靠的是创造性的想象力、勤奋刻苦、协作态度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其中想象力放在了首位。发达国家的孩子不看家长眼色，不顾老师脸色，不管考试分数，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异想天开，可以毫无顾忌地创新发现。
而我们则一个“统”字了得。统一的体制，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命题，统一的考试，统一的答案，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标准件。我们崇尚与老师保持高度一致，标准答案只有一个，行为模式只有一个，就像窑场里制造砖头一样，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哪里会有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呢？
一次，一位教育专家旁听一堂地理公开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同学说像山羊。
这是专家第一次听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也是第一次惊讶地发现，中国地图更像一只有胡子的山羊而不是公鸡。他不由地看了几眼那些说像山羊的同学。
没想到那位地理老师再问那些像山羊的同学：“你们再看看像什么？”同学们依然回答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他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震天响。那些同学胆怯地说：“像公鸡。”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部齐声回答：“像公鸡。”
老师满意地笑了。
中国学生的想象力哪里去了？
一位外国教育家来到中国考察。他到幼儿园里去，用粉笔在教室的小黑板上轻轻一触，黑板上就出现了一个小白点，他问这些还未进小学门的孩子：“这是什么？”孩子们活跃极了：这是星星，这是小虫，这是路边的石子，这是树上的甜果……各种各样的答案，丰富多彩的想象。接着这位专家又来到一所中学的初一教室，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提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全班同学都茫然了：“这是干什么？”专家轻轻地解释：“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问，这是什么？”全班同学这才释然，齐声回答：“这是粉笔点！”没有一点儿杂音。教育家感叹地说：“通过几年的小学教育，学生的思维被训练成单向和固定的，缺乏想象力。”
发挥你的想象，画出你的设计，从最为简单的设计到最不可思议的想法，你可以尽情地展开想象力的翅膀。这就是1994年下半年日本索尼公司举办的“国际未来家庭娱乐产品概念设计大赛”的主题思想。参赛的国家和地区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以及中国香港等，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小学生。北京8所高校和12所中小学校的1366名学生参加了这项大赛，其中不乏名牌高校和重点小学，如清华大学、北京航天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人大附中、北京实验小学、中关村一小等。
但结果是两个组的国际冠军、亚军和季军都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者拿走，北京赛区的设计作品仅仅只有一项勉强入围，名列少年组8个获奖者的最末（纪念奖）位次。这项名为“宇宙旅行健身室”的设计在国内评奖时，被评为第二名。
相比之下，中国学生的设计的确让人汗颜，一是视野狭小，二是设计思维简单、片面，缺乏奇异的构想。而国外学生设计的产品表现出的奇思异想，让人大开眼界。如获得冠军的印尼学生的作品，对家庭娱乐产品概念的想象和构思大大超出了地球的范围，专家们称之为“宇宙思维”。
中国学生的想象力哪里去了？
中国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力哪里去了？
想象缺失症
2004年，北京市鉴于科幻作品的缺乏，开展了重奖征集科幻作品的活动，可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二十几年前出了个叶永烈之后就后继无人了，叶永烈本人也早已转向纪实文学，一本接着一本地出，行情一路看涨。
与美国相比，我们实在是汗颜，《星球大战》等轰动世界的富于想象力的作品，几乎全是人家的，我们的好作品寥若晨星，轰动世界的更是没有。
这不能不令人担忧，难道中国人失去想象力了？难道中国人不需要想象力了？
如果说中国人没有想象力，那么，《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作品就不可能出现；如果说中国人无兴趣想象，那么，国外的动画片和科幻片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国观众。
近年来，我国的有志之士强烈地提出了创新教育的主张。那怎么创新呢？创新无疑需要想象力。
一天夜里，一位父亲带着3岁的儿子到外边散步，儿子忽然指着天空中的明月问：“那是灯吗？”父亲机械地回答说：“那不是灯，是月亮。”但儿子还是坚称月亮就是灯，父亲开始觉得儿子很愚蠢，但仔细一想又觉得儿子没说错，因为月亮确实有照明的功能。而在中文当中，“明”字就是“日”、“月”相加！
这位思前想后才发现月亮与灯联系的父亲就是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岳晓东。按他的话说，在儿子面前，他才是“愚蠢的父亲”。这促使岳晓东发现了一个奥秘。
是什么谋杀了中国人的想象力？
我们的想象力是怎么丧失的？一个老人搞了个别开生面的测试：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请测试者回答这是什么。
小学一年级，小朋友们异常活跃地回答：“句号”、“月亮”、“烧饼”、“乒乓球”、“老师生气的眼睛”、“我家门上的猫眼”……
问到初中同学时，一位尖子生举手回答：“是零”。一位学习后进的学生喊道：“是英文字母O。”他遭到了老师的批评；
当问到大学生时，他们哄堂大笑，拒绝回答这个只有傻瓜才会回答的问题；
当问到机关干部时，他们面面相觑，用求救的眼光瞟着在场的领导。领导沉默良久，说：“没经过研究，我怎么能随便回答你的问题呢？”
这是电视里的《东方儿童》节目。主持人问天真的孩子：“花儿为什么有很多种颜色？”孩子的回答个个透着可爱的童稚。有的说要是花儿只有一种颜色太阳就不喜欢了；有的说要是花儿只有一种颜色蜜蜂就不想吃了……最后这些回答都被判作是错误的。当节目主持人一本正经地说出正确答案——因为花儿中有胡萝卜素云云……整个节目顿时失去童趣，直到最后主持人也没有对孩子们的想象力给予褒奖，这使人不能不为说出“要是花儿只有一种颜色太阳就不喜欢了”的孩子担心，担心他那无比宝贵的想象力，会被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大人用一个“胡萝卜素”就轻而易举地涂抹掉。从某种角度说，正是“正确答案”蚕食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只是急于将现成的答案告诉我们的孩子。其实像“胡萝卜素”之类的常识性东西，他们迟早有一天会知道的。实在没有必要以牺牲孩子的想象力来作为了解常识的代价。我们有责任尊重和保护孩子的想象力。
小学语文老师考学生：“雪融化了是什么？”一个学生回答：“雪化了是云。”另一个学生说：“雪化了是彩虹。”还有学生说：“雪化了是春天。”
老师说：“错。答案是泥水。”
上面的例子与启发岳晓东的事情十分相似，也就是说，它们有着普遍性。因此岳晓东的发现就显得非常有价值。
岳晓东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对创造力认知存在一系列误区，既而引发社会各界热烈讨论。而在他的系列研究中，对于中国人创造力不足原因的最新分析也颇有创见。
中国人较西方人缺乏创造力，这不仅是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结论，也一向是教育界的热点话题。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就曾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在唐宋时代就已领先西方，却在明清时代落后下来？
对此，人们一向认为这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或是小农经济的局限。但岳晓东博士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思考后提出，中国人创造力不足更多是当今教学方法的僵化与知识运用的不足所造成。在他看来，有四大因素制约了中国人创造力的发展。
“思维标准化是扼杀中国人创新思维的首要因素。”岳晓东博士指出，“它突出表现为：思维功能固执、权威迷信、思维惰性。而这一切都可谓时下之‘应试教育’不可避免的后果。”例如，1998年某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对此该省上万名家庭健全的考生竟都以“我自幼父母双亡，独自一人承担家庭重任成长至今”的公式化的虚假构思开题，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所以，“再没有比高考更加助长人的思维标准化了，”岳晓东博士认为，“所有的知识获取都应是‘进行时态的’，而非是‘完成时态的’，可高考的训练过程却让人把所有的知识都当成完成时态，促使孩子在学习中，只在乎‘什么是标准答案’，不在乎‘知识是怎样获取的’。其结果是学生的思维越来越趋同，想象力越来越枯萎，满脑子装的尽是标准答案。由此，知识传授的僵化成了思维标准化的罪魁祸首。而没了想象力与问题意识，哪里来的知识的更新与进步？”所以，“纵使出于公平考虑，‘应试教育’不可替代，教师们也应想方设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使他们的知识增长不以牺牲想象力为代价。到头来，知识是无穷的，真理是相对的，学了知识是为了发展真理，而非加以迷信。”
深入了解西方教育后，岳博士发现，西方教育与我们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从小学就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思维。例如，中国人讲辛亥革命，必然是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意义等，到头来要求学生像流水账一样记下这一切；而美国人讲独立战争，就会要求学生做小组研究，探讨其发生或不发生的原因，到头来连独立战争是否会发生都是一个问题。
岳晓东博士认为，知识无活力化是导致中国人创造力不足的另一重要因素，它导致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见树不见林，学不致用”。具体地说，知识无活力泛指学生不能主动地、有效地将所学的知识用在生活中去，缺乏学以致用的愿望与实践。
“知识学得少用得多，和学得多用得少会形成鲜明的反差，我们现在知识传递的结构就是学得多用得少，或学而无用！”岳晓东说。
许多老师和学生都认为，中学乃至大学的学习都是基础学习，学过的知识现在用不上，将来会用上，所以不必强调学用结合，这其实是知识无活力的认识误区！因为如果知识学习只是为了将来某一天能派上用场，那么哪一天算是某一天呢？
MBA不能扼杀想象力
MBA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因为它曾经如同“一路绿灯”的通行证，可以使人轻轻松松地找到年薪高、职位高的工作。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有这么两件中国教育史上发生的事情，值得大说特说，尤其是对今天的人有着十分有益的启迪。
一件事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去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院的负责人、教授，陈独秀因为自己的学历低而不肯。蔡元培就“三顾茅庐”。陈独秀说要办《新青年》杂志，蔡元培说完全可以，可以带到北大去办。就这样，陈独秀出山了。其到北大的作为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件事是，梁启超推荐国学大师陈寅恪到北大任教。校长问他是什么学历，梁启超说他没有学历。校长又问，有什么专着。梁启超说，没有专着，可是陈寅恪的一篇文章足以顶得上我的所有着作。就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被聘用了，果然陈寅恪成为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
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两件事情，是因为蔡元培和梁启超的做法在今天是很稀罕的。没有学历，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会被拒之门外的。不过，重视学历也是对的，但是不能迷信学历，不能唯学历是从。这个观点不但我们有，而且国外的教育工作者也有。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亚洲区执行总裁巴贝丝（BethBader）女士就认为，政治家的想象力贫乏是导致战争的一个内在的心理因素，一个想象力贫乏的世界必然是争斗不已的世界，MBA不能扼杀想象力！
想象力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