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我们大多数老师在课堂上都会先照搬理论“物体只在重力作用下，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动叫做自由落体运动”等等，再辅以图示、习题。学生在知道有关“落体运动”的一个理论认识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收获吗？没有。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在老师的引导下，美国学生已经把知识运用到了实际中。试想一下，当学生看到自己做的船只驶到对岸时，他会是多么的高兴，接下来的小论文也就更加水到渠成。
而我们中国学生的卷面成绩分数往往是最高的，甚至遥遥领先于欧美一些国家的学生。可是成绩归成绩，会运用才是知识。
案例精选
［描述］
一个叫洪兰的华人，以前一直在美国教书，1990年他回到中国后，他的孩子也同时回国读小学。然而，麻烦便开始出现了：孩子插班去读小学三年级，第一次月考时便全部不及格。
洪兰先生对此愤愤不平，认为问题不在孩子而在老师。因为那张考卷的标准答案非常死板，完全不让孩子有想象的空间。
例如，自然的考卷中有一道问题是：蚯蚓喜欢生活在？A.沙滩；B.大树下；C.菜园里；D.水沟中。标准答案为“C.菜园里”。但事实上任何阴湿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蚯蚓。
洪先生的儿子选了“B.大树下”，因为他在美国的家的后院有棵水蜜桃树，每年夏天果实累累，常来不及吃就掉下来，在地上积起厚厚一层烂桃子，因此大树下真的有无数的蚯蚓在那里钻动。所以孩子很自然地就选了大树下。数学没及格的原因是他做除法的方式与中国老师所教的有一些不同，答案是对的，但是写余数的方式中国与美国的写法不一样，老师全部给他半对，扣去一半的分数。
［点评］
现在世界知识大约每七年翻一番。有资料表明，现代社会知识的生产速度越来越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没有一支具有创新精神的教育队伍，没有一批为教育事业而付出创造性劳动的教师，没有一群群具有很强创造欲望、创造能力的学生是不行的。
美国创造学家奥斯本在《创造性想象》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与其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和把这些发明转化为有用产品的能力紧密相关。”
案例精选
［描述］
1998年年底一个美国科学教育代表团到上海市访问，希望听一堂中学的科学教育的公开课。接待人员安排了一所有名的重点中学为他们开了一堂高中一年级的物理课，任课教师是一位十分优秀的特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目的明确，教学内容清晰，教学方法灵活，有理论、有实验；教学过程活跃，教师问问题，学生回答问题，师生互动，气氛热烈。教师语言准确简练，教学时间安排精当，当老师说：“这堂课就上到这里”的时候，下课的铃声正好响起，掌声雷动。
可是五位美国客人却没有表情。当接待者请他们谈谈观感时，他们却出乎意料地反问：这堂课老师问问题，学生回答问题，既然老师的问题学生们都能回答，而且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这堂课还上它干什么？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外国同行又说，他们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习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随后，这五位美国客人又给接待者讲述了如下的事例：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0年，是一所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综合性私立大学。莱思·艾斯奎斯是这里最著名的教授之一，他认为教学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边活动，不仅要重视结果，更要看重过程，尤其是要看重学生学习中独特的思维过程。
在莱恩教授所教的学生中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高才生。他们的学习总是格外地用功，上课认真记笔记，下课认真对笔记，练习前认真背笔记。在做课堂练习的时候，莱恩教授讲了六点，他们决不会写五点半，保证将所讲过的内容全部记下来。
在中国这样的课堂练习表明老师讲的内容学生全都掌握了，自然是满分。可在莱恩教授这里最多只能得个B等，通常只得C等。而一些其他国家的学生有的只答了一两点，但很有创见且是他自己思考出来的，不是从其他资料获取的。对于这样的答案莱恩教授却让他们得了A等。
起初，有些中国学生表示不理解，当堂询问他：“我们六点都答出来了，为什么只能得C等，而他们只答了一点、二点，却得A等？”
莱思老师的回答也值得回味的：“你答了六点不错，可是这六点我都已经讲过了呀！我讲过了，你还说它干什么呢？我讲了六点，那是我思考的，是已有的六种可能性或解决问题的六种方法。他们只讲了一点或二点，但那是他们自己的。我讲课的目的，就在于启发大家通过我所讲过的六点，形成你们自己的思考，得到你们自己的答案。
［点评］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善、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妨碍了学习能力的获得。
从这五位美国客人的眼睛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体现的是“程序教学”的思想。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在课堂启发和引导的全部问题，都是让学生的思维更好地跟着教师设计的思路走，教学问题线性相连，问题环环相扣。而在倡导珍视学生个体感知的今天，企图用一个标准化的答案去“引导”或“规范”学生千差万别的学习体验是不恰当的。德国的物理学家劳厄曾经说过：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现代教育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单纯传承接受、知识灌输，最美好的结局也只是生产复制品。
那么老师如何做到不死板教学？
（1）老师不应该将教科书奉若真理，要有敢于质疑的勇气
记得小时候常听人说，只要站在地球外边就可以看到我国的长城。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早在若干年前，这个说法就被科学家和宇航员否定了。神六发射成功后，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又再次明确否定了这一说法。
为什么不告诉学生真相呢？难道是课本的错误？课本也有错？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求真、求实的精神！
我们的老师通常是书上怎么说就怎么教，却从来不考虑书上的知识是否合理。至于课本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更是鲜为人知，除非哪一天被某一位有心人意外发现。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教学思维，一切唯课本是从，除此之外都是不合情、不合理的。
这里所说的必须打破思维方式，但并不是要求我们专门去寻找课本中的错误，而是说在课堂上你应该给学生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学习课本但不盲从课本。
那么如何做到唯真理是从呢？
一切以科学为依据，实事求是。
不唯名人是从，名人名作一旦进入教材领域，它的身份就变了，它就从一般的著作意义转化为教材意义了。因此，教师应该在备课时，多方验证，发现失误，及时向学生指明这一点。
课前做好准备工作。
（2）教课要有法，不呆板，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也参与“教学”
一堂生动有趣的课才能最大限度地激起学生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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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国际法学教授李双元在向学生讲授“合同担保”一课时，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完了有关要点时，话题突然一转，说：“下面，请大家看一个实例。
“1999年12月29日，江西省高安市人陈桂林和陈春生合伙收购一车生猪，请罗柳根运到福建晋江石狮市销售，卖得猪款59250元。返回时，陈桂林将猪款藏于货车卧铺底下，但未告之罗柳根。到家后，陈桂林发现卧铺底下的猪款不见了，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认为证据不足，未予立案。三人经当地干部调解，签订了一份承担猪款损失的协议。协议约定：猪款丢失的责任，由陈桂林承担30000元，陈春生承担19250元，罗柳根承担10000元的损失。协议签订后，罗柳根反悔，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猪款丢失的责任，陈桂林遂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陈桂林将猪款藏放于被告罗柳根车上，但并未向被告告之此事，因而被告不负有保管猪款的义务，对猪款的丢失不负任何赔偿责任，故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显失公平，属无效协议。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好了，请大家分析一下，法院是根据合同法第几条作出裁定的？”
台下的学生立即琢磨刚才讲过的有关合同法条例。
几分钟后，有学生举手说：“这是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回答正确，你为老百姓主持公道，老百姓会感谢你的。”李双元老师风趣地来了一句。
台下于是笑声阵阵，“老师，再举一个例子吧。”“老师，可以举个复杂点的例子。”
“好，这个例子是有关空白合同的问题，同学们可要小心。毕业时找工作可不要和用人单位签‘空白合同’啊！”
在学生的笑声中，李双元老师开始了空白合同实例的讲解。
［点评］
在许多学生眼里，法律就是那些背不完的“条条框框”，令人头疼，而那些概念识别起来也是相当的烦琐，加上有的老师不善于旁征博引来组织课堂语言，学生们“逃课”就成了家常便饭。
李双元老师充分挖掘最大的教育资源，将探究性学习、启发性学习推入课堂，使合同法课程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创造性于一体，使教学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使学生体会到合同法的无限魅力。
今天的学生思维是很活跃的，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什么用，在实际中如何运用。枯燥的理论一旦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你想不让学生感兴趣都不行。
当然让课堂变得有趣不仅仅有这一种办法，还有许多方法需要教师仔细钻研。这些方法无疑是刺激学生产生学习兴趣的最好途径。
3.不要将学生分等级
据报道，某高校将大一新生入住的学生公寓分为两个档次：A.“豪华间”；B.普通间。“豪华间”每学年收费3000元，普通间每学年收费1200元。在这幢24层的大楼里，“豪华间”在大楼中部的10层和11层，其余各层皆为普通间。“豪华间”的收费比普通间高出一倍还多，房间的设施与入住人数当然就与普通间大不相同。
某民办学校学生的住宿标准分为5个等级，从高档连排别墅到供贫困生居住的免费房间等。学生们对富学生住别墅、穷学生住便宜房或免费房的反映较为平静，然而，高校住宿分等级还是在教育界引发了争议。
这样的事情不但发生在高等学校，还发生在小学校园里。河南某实验小学以学生贫富划分班级，用金钱把学生分为两类，富家子女可以进新楼享受空调，贫苦家庭的子弟只能留在没有空调的旧楼里经受酷暑的煎熬。
当然学校会给自己找借口：如今是市场经济社会，谁掏钱多谁住得好，谁富谁享受得好，天经地义。同时，这也是学校在走教育产业化的道路，是一种新的尝试。
这种分级不是仅从贫富开始区分的，而是早已根深蒂固。教师用分数给学生贴好坏的标签，学校用金钱给学生贴穷富的标签，最终受害的是学生。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当三好学生，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要学习好，不要和学习不好、不听老师话的学生玩。于是我们也被这种思想侵蚀，成为教师后用同样的话教育我们下一代，就这样，自己的老师毒害了自己，自己当了老师再毒害学生，永无休止……
什么才是好学生，什么才是坏学生？成绩决定一切吗？考一百分的当然是教师眼中的骄傲，那不及格的就是“差生”吗？
当一个优秀学生和一个屡犯错误的后进生同时出现在老师面前时，尽管他们都没有做出让老师不愉快的事情来，但是老师看待他们的目光包含的感情不同，那么这个教师很可能已经把后进生定格在“难以改变”上面了。
当一个教师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学生时，某些特殊学生的命运就已经被确定为不幸了，这是教育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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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一位“差生”的信》：
我是一个“差生”。在学校里，常常因为回答不出问题或成绩不好而被老师称为“笨蛋”、“傻瓜”。在一次数学课上，我不小心碰掉了铅笔盒，将正在专心上课的数学老师吓了一跳。当他弄清楚是我“捣乱”的时候，顿时他把书往桌子上一拍，大声数落起来：“你这个害群之马，每次考试都要拖全班的后腿！”
刚开始，面对老师的挖苦，我真受不了。整天还想着怎么提高成绩，让老师和同学们看看。因此，上课时认真听讲，下课后拼命地记。不学则罢，一用功学习问题就来了——不懂。我问老师，可教师却嘲笑我：“你还会问问题？这算什么问题？去，回去好好看看书去！”
老师的话让我对学习毫无兴趣。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抓起了学习。后来在一次数学测验中，班里最好的同学也只考了96分，而我考了91分，当时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全班90多分的只有9个人，因为我的同桌考了93分，老师竟然怀疑我偷看了同桌的卷子。当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对我的分数表示怀疑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弄清是怎么回事时，我真是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当时我愤怒到了极点，“不，那是我的真实成绩！”我大声地对老师说，可老师却冷笑着置之不理。当时，我想起了这位老师以前说过的一句话：“你要是能考出好成绩，我的姓都可以倒着写”。后来等班里没人时，我就到黑板上把老师的姓倒着写在黑板上。真是邪门儿，这个老师姓田，就是横着竖着倒着写都一样，想发泄一下都没有途径！
就这样，我与老师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每天看着老师对我的这副面孔就够了，哪还有心思学习。后来老师连提问也叫我了，我更加不敢再去问老师问题。结果，期末考试，我成了班里最差的学生。在宣布成绩时，我看到田老师念到我的名字时，脸上是那样的得意，还故意拖长了声，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
带着这样的成绩、这样的心情回到家里，又受到了父母的一顿数落。自此，自卑、孤独充满了我的心。到学校后，听到有人嘲笑我时，我就对他拳脚相加。这一招还真灵，从此在班里的威信高了起来，同学们对我越来越客气，有谁受了欺负还要找我来帮忙。平时考试时，同学们也真能帮我一把，总算能糊弄一下老师和家长。
上初三的时候，换了一位新的数学老师。他人挺好，对我这样的差生也能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进行辅导。但是，由于我的基础太差，根本无法考入高中。
我现在渐渐明白了，我现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害我的正是这位姓田的老师，他不但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还跟其他老师说我是最差的学生，结果我就成了老师们发泄愤怒的对象，没有一个老师同情我。当时，我是那么需要他们的鼓励，哪怕只有一点点，但是没有。我自卑、愤怒，我变得玩世不恭，甚至专与老师做对。总有一天，我会写信给总理，让这些不尊重学生的老师下岗吧！他们不配为人师表。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