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及其所采取的各种步骤、立场和政策，深信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强大团结，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阴谋。全会指出，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增长，基本建设成绩巨大，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对这些是满意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渐进的，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清楚。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提出压缩1957年经济建设指标的意见，决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有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无论增产和节约，都必须保证工作质量和注重安全。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毛泽东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他要求全党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主义。他着重指出：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而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
11月11日，北京各界1600余人，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以及30多个国家的160多名来宾。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谨以崇敬和怀念的心情，纪念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这位卓越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是领导推翻封建帝制，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英勇战士，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晚年，又进一步采取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扶助工农运动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的三民主义。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孙中山先生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周恩来还说："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前一个革命阶段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亚洲许多实行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国家，也发生不小的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先后在会上讲话。邵力子代表大会主席团宣读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等11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苏联、尼泊尔等13个国家的社会团体和著名社会人士的贺电和贺信。专程来我国参加纪念活动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卡托夫，缅中友协主席信波等13位外国来宾也在大会上讲话。
政协全国委员会及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筹委会在社会主义学院举行报告会，由该院院长吴玉章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的报告。
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宋庆龄、朱德、李济深、吴玉章、何香凝、程潜、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也发表了纪念文章。
毛泽东在纪念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并且指出，我们"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我们应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他还指出："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访问亚洲五国
11月17日至12月30日，周恩来总理应邀先后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等5国。
11月18日至21日周恩来总理访问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访问期间，胡志明主席接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就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问题进行了亲密的会谈，并于11月22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会谈的联合公报》。《公报》说："两国总理满意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和各种形式的接触往来日益扩大。"周恩来表示：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有着共同的理想。两国人民坚决地、紧密地站在一起，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各种阴谋，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中国将同过去一样努力支援越南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争取和平统一越南的斗争。
11月下旬周恩来总理访问了柬埔寨王国。在访问期间，西哈努克国王和王后接见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周恩来同西哈努克国王、柬埔寨王国首相桑云和王国政府的其他成员进行了会谈，并于11月27日在金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桑云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在会谈中，双方就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的问题和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再一次确认，两国政府依照五项原则而采取的政策，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繁荣，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印度。在访问期间，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先后参观访问了德里、浦那、孟买、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等地的工厂、农村、科研机构等，他们每到一地，受到当地官员和人民的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在谈到同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会谈时说："在我这次同尼赫鲁总理多次友好坦率的会谈中，了解到印度政府在今天国际事务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和中国政府的见解是一致的。当然，中国和印度之间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抱有同样的见解，但是正如尼赫鲁总理说过的：‘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是一种友好的不同意，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和合作。’我完全同意尼赫鲁总理的这些话，并且认为我们除求同而外，还应该尽量了解彼此所有不同的意见，来加深我们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信任。这样做，不仅不会妨碍我们两国的友谊合作，而只能更加有利于我们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共同事业中，从各自不同的地位发挥各自的作用。"
周恩来还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正因为这样，中印两国首先倡导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把我们之间的友谊建立在这个巩固的基础上。这几年的事实告诉我们，五项原则不仅是我们之间友谊的基础，而且是友谊的保证，友谊的源泉，友谊的鼓舞。五项原则不仅应该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指导原则，而且也应该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关系中所一致遵守的原则……只有世界各国的关系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才能有持久的世界和平。"
12月中旬和下旬，周恩来分别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
访问归来后，周恩来说，我们是抱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和寻求知识的目的去访问这些国家的。我们可以说，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我们向各国人民解释了中国政府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愿望。我们也体会了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进行和平建设、维护世界和平的意志。我们还看到了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和平建设中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发现这些国家不论在他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方面或者在目前的建设成就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一五"计划主要指标提前完成
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国民经济计划提要。在这期间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又明确规定：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方面初步编制和开始执行，一方面继续不断讨论修改，到1954年9月基本定稿。1955年3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于同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认为：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实际上包括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1956年，"一五"计划提出的基本任务即已提前完成。
首先，完成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已在我国初步建立了起来。
在国民收入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集体所有制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O.7％上升到7.3％；私营经济则由6.9％下降到0.1％；个体经济由71％下降到7.1％。前三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92.9％。
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41.5％上升到54.5％；集体所有制工业由3.2％上升到17.1％；公私合营工业由4％上升到27。2％；私营工业由30.7％下降到O.04％；个体手工业由20.6％下降到1.2％。前三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已达98.8％。在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商品批发额：国营商业由60.5％上升到82％；合作社商业由2.7％上升到15.2％；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由O.5％上升到2.7％；私营商业由36.3％下降到0.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国营经济由16.2％上升到34％；合作社经济由18.2％上升到30.1％；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经济由0.4％上升到28.3％；私营经济由65.2％下降到7.6％。前三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达92.4％。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已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份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转变为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剥削人的制度基本上已经被消灭，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和生产的主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开始得到实行，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已在中国的土地上确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