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虽然肯定天数对历史进程的主导作用，但并不主张人只能消极被动地顺应天数，而是通过对“人事”的强调，突出了个体对历史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他对“南方不能统一北方”观点的反驳。就实际而言，秦汉之后的历史确能体现出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北方政权对南方政权的绝对优势，西晋、隋朝、赵宋都是建立在北方政权击败南方政权的基础上。但胡寅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就是“天数”的体现，就是一个“定论”。他说：
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终不能北取中原，岂皆文士无用耶。曰，天下行便有常势而经营大业者有常理。汉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栉风沐雨，恶衣菲食，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其勤既加彼，知人善任，修政爱民。令闻日彰，众情归戴，其德又如此，是以虽初无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业。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幸无事，则已矣。其间有好大喜功，超河践华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无他，诸葛武侯所谓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己则安坐享帝王之奉，而使将士冒白刃辟境土，亦以异乎汉唐创业者，其不得也宜哉。或谓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于北方，则不然。项籍八千子弟，横行天下，乃吴中人也。李陵步卒三千，力扼虎，射命中，当单于数十万，乃荆楚人也。宋高祖西取秦，东取燕，所向无敌，皆江南人也。
胡寅指出，得出“南不能一北”的结论可归结为两个原因，但每一个原因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个原因认为南方多文士，北方多武夫，南方自然在以较力为主的战争中不占优势。但是客观地评价，北方政权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实际在于国君的勤苦，所以汉唐才能成就其功。反观江南之主，承平时沉迷于享受，有战事则委任于臣下，而且怯懦自私，不能与将士共苦难，所以使得南朝始终处于劣势。第二个原因是南人体质天生柔弱，不适合作战。胡寅以项羽子弟兵横行秦末、李陵部卒血战匈奴、刘裕将士平定燕秦三例力辩江南人并非“不可用于北方”。
胡寅还通过很多具体事例表明了“人事”对于历史的影响。夏朝的少康虽然只有一旅之众，但却恢复了王室；东汉的刘秀，骑牛作战，最终灭新复汉，都是因为他们正心诚意，重贤尚德。前秦苻坚南伐东晋以失败告终，也是因为“君不失道，人心所归，将相调和，士卒豫附”。反观三国末期的刘禅、孙皓，虽然雄踞一方，且有天险所恃，终因失德绝谏，不免沦为阶下之囚。唐末的朱全忠能够逼迫唐昭宗迁都，表明看是“天数”使然，但皇帝沉迷于享受、亲小人远君子也是重要的原因：
以天言之，历数有目，以人言之，惟德是否。为天下国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货贿，淫于田兽，侈于土木，酖于游宴，黩于兵革，惑于左道，是之谓不修德，不知修德，必疏君子，必近小人，于是乱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势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孙，是以古圣人立教，不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则早坠厥命。
胡寅“天数”和“人事”并重的观念还表现于“天人感应论”。“天人感应”就是天象和人事之间的相互感应。自从汉朝公羊家将阴阳五行和谶纬迷信结合而转变为经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后，天人感应就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观念。虽然其略带迷信色彩，但从政治角度而言仍然体现有理性的一面，即天人感应的目的不在于宣扬上天的权威而是通过天象变化来警告君主。唐宋时期随着儒生们对佛学思想的吸收特别是宋朝文人道德主体性的高涨，天人感应理论更趋于理性化，他们以《春秋》的义理精神为基础，以道德劝诫为目的，赋予天人感应新的内涵。这也成为南宋义理史家重点关注史书特别是《春秋》记录灾异的主要原因。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已经有这方面的论述，夫阴阳运动有常而无忒，凡失其度，人为感之也……《春秋》灾异必书，虽不言其事应，而事应具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际，响应之理则见圣人所书之意矣，圣人因灾异以明天人感应之理，而着之于经，垂戒后世。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人事感于下则天变应于上。苟知其故，恐惧修省，变可消矣。“胡宏也强调，孔子作《春秋》不书祥瑞者，惧人君之自满”。胡寅亦继承了其父的思想，在《读史管见》中肯定了感应的存在，“天人之际，精祲相荡，善恶相推，天变见乎上，则人事动乎下。人事失于下，则天变作于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并以具体的史例深化了这种认识，如解释唐宣宗时“河南被淮南大水，徐泗漂没数万家”说道：
祸福各以类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将亡。岷山崩，江水竭而知汉将亡。庞勋乱徐土，芝巢起山东，唐自是亡，则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为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地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报施之促狭也。祸在十年之后，一世之外，则目前灾异，诚非浅丈夫所经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远。或曰，纵或事应，必他人当之，于是置而不恤。至于国家败坏，则亦无如之何矣。唐之君臣，知敬畏灾异者绝少。宣宗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孙之被之也。
胡寅的“天人感应”并非要说明“天数”对人事的主导作用，而是提出，面对异象，统治阶层应该提高警惕，积极反省为政中的失误，并想方设法加以改正，如此则可使灾变消除而不会带来祸患。在对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日食”既“的评述中，胡寅指出：日食，大变也。既，变之尤大者也。肃宗始初清明，志平祸乱，未有酒色昏荒之事，而谪见于天，若是其天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刚莫先乎无欲，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肃宗乘危取位，而不能孝父，爱张良娣，而不能刑家，任用李辅国，杀其贤子，使李泌不敢自安而君子退，小人进，其功业不遂，父子不相保，而身不得令终，卒以是三者，天之示人，岂有一毫之僭乎！使肃宗克谨天戒，以日自况，恐惧修省，克正厥事，虽有其象而无其应矣。”可见，无论是胡安国还是胡寅，其天人感应的落脚点仍然是在人事上，宋儒的理性精神再次得到了应证。
二、以《春秋》为标准的史学评论
胡寅在《读史管见》中有大量的史学评论，当然，义理是主要的标准。
1.历史人物评论
客观地说，胡寅还是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审视历史人物，如他对唐敬宗的评价即是如此。唐敬宗在中国历史上并无好名声，胡寅也指出“其恶在于狎昵群小，好游戏，妄赐予”，但敬宗也有“善举”，如流放奸邪的李逢吉，任用贤良的裴度为相，所以胡寅说，李逢吉邪党盈朝，立沮裴度，而为度言者亦众，敬宗卒能辨查诬谤，召度入相，此亦肃、代、德、穆之所难也，“所以以”昏狂为敬宗的盖棺之论，有些言过其实了。
但就整体来看，近乎苛刻的“义理”标准才是胡寅品评历史人物的主要方式，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东汉重臣杨震的评论。历史上，杨震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拒绝学生所送的礼物，这件事情被后人广泛称颂，但是胡寅却有不同的看法：杨震四知之对，自古以为名言……震好学通达，清白自将，虽辞故人莫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节。然为此语，则烛理几于未明矣。邓骘推贤进能，自其美操，要之，女主擅朝，彼贵戚也。被其荐者，宜有去就之分，岂可苟哉。震教授二十余年，不答州郡礼命，一旦慨然为骘而起，岂独烛理未明，又疑其处义之未精矣。“因为杨震应外戚邓骘之招就质疑杨震的品德，并得出”义理不明“的结论，显然有”求全责备之意。同样，他对南朝才子谢灵运和唐朝名相李德林的评价也是如此：
道可以济天下，虽布袍革带而无卿相之心，德可以堪万钟，虽饭蔬饮水而无富贵之欲。夫是之谓君子，一日都卿相而处富贵，巍巍乎而不与人焉。人或见之，与布衣蔬食之时，无以异也，夫是谓之道德，此固小才浅智，振矜皎厉之士，以为沽激而迂阔者也。彼其自处，稍不见用，即生怨忿以为遗己，如谢灵运之徒。未得之则患不得，既得之则患失之，区区之见，不越乎名宠势利之间，虽言语清华，而器识凡近，文帝弃而不用，安得谓之不知人哉！
李德林文学才谋，在当时少比伦矣。然不知节义，故其所就无足称者，事齐贵显矣。及周主入邺，则从之，如水之赴壑。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窃国，则从之，如鸟之投林，国移主易，漫无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无不往，有所不命，命无不承，方之妾妇以顺为正者，犹不逮焉。以是自将，文学足贵也，人反以为贱，才谋足用也，人反以为疑，终见斥踈，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数矣。
谢灵运才华出众，但因未被重用而有怨言；李德林文学颇佳，但没有为齐主保守节操，所以这两个“德行”欠佳的名人，都不足效法。
2.史学着作评论
与评价历史人物一样，胡寅对于史学着作首先坚持“求实”原则。如他严厉批评官修的“时政记”伪美而易恶，假善而盖非，实事不必书，书事不必实，“损害了史书的纪实性，而不复可信”，是“史之大疵”。并大声疾呼，应该选择以“直”为主的史官修撰史书，而且做到“天子不观史，宰相不修史”，这样才会保证史书的质量。但更多是胡寅的“义理评史”。
第一，书法标准。书法是《春秋》为史家所共同承认的撰写原则之一，胡寅将之作为史书叙事是否得当的标准。由于《读史管见》主要是针对《资治通鉴》中的史实展开议论的，所以胡寅首先将“书法”标准运用于对《资治通鉴》的审视上，并多次指出其中的“不妥”之处。《通鉴》记叙到曹魏文帝的皇后郭氏之死时，书以“殂”字。胡寅指出，郭太后虽然不是明帝生母，但也是文帝所立的皇后，地位尊贵。明帝屡次追问生母死因，带有“逼迫”之意，并间接造成了郭太后之死，所以明帝“伸母之怨，杀父所立，是无父也”，既然明帝有杀母的嫌疑，不可以“殂”称郭后之死，当书以“弑”字，这样就可以明示魏明帝的罪责。又如，司马光在叙述东晋和刘宋的政权交接时以“晋帝禅位”书之。对此，胡寅表示了异议：
实者名之主，名所以宾夫实也。禅之为言，尧以天下与舜，舜以天下与禹之名。若曰：传之贤者云尔。尧舜既没，世无禅事矣。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家天下而非禅也。后世乱臣贼子，以异姓而夺国，难乎其冒继及之名也，则窃谓之禅。窃谓之禅亦可矣，而与己者其果让乎？未尝逊位，而云让国与己，而窃禅之美称。是犹正昼攫市人之金而曰，彼以遗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统其实，则宜书曰，其人取某人之国。
既然禅位制早已不存，刘裕所谓的禅位不过是假借了一个名号，其实还是夺取，应该直书“取某人之国”以揭露刘裕等人的不臣之举。
第二，常事不书标准。胡寅评论史书不仅以《春秋》书法作为标准，还将《春秋》中的取事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春秋》中天象的记载十分丰富，胡安国、胡宏都以“天人感应”理论予以解释，并指出其目的在于警示人君，胡寅对此深表赞同，认为记录灾异体现了《春秋》“常事不书”的撰述原则：
道固如此也。无不覆焘者，天之大也，不当云云以誉其大，惟有灾变则记之。无不照临者，日之明也。不当云云以誉其明，惟有侵蚀则记之，是故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其意以谓慈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犹饥食渴饮，物理当然者，岂异事哉。惟败常反理，乃书于策，以训后世。使正其心术，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矣……自三代以来，危亡之渐，未尝不由此。以此知孔子常事不书而天灾日蚀，与人事败常反理者必书，其为教有益于世甚大。
以此为据，胡寅批评了欧阳修《新五代史》中“书人不书天”的取事标准：
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故其作《五代史》。《本纪》书人不书天，自谓不得不异乎《春秋》也。愚窃以为其言过矣。秦汉学者固以牵合附会，失于末流。若仲尼之法，岂可改也。使仲尼书灾异而道其所以然，则与后世之失同矣。惟其遇灾异而必书，书之而不道其所以然，使人君有恐惧修省之心而不敢忽。是其垂训之大指也……惟汉儒牵合附会，是以泥而不通，必明乎天人合一之理。则知仲尼所书之意。苟一概以为占步之学，归之有司，则自古列圣敬畏天道，皆为虚文，岂不浅陋可笑，误人心之甚哉。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虽贯穿着“春秋义例”，但对灾异的记录并没有严格遵循《春秋》之法，欧阳修解释说：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但是胡寅不允许这种”挑战《春秋》撰述原则的行为，故加以责备。
第三，隐晦标准。《春秋》记述历史时，如果涉及到一些可能有损于君主或圣贤形象的事情，往往会采用委婉的方式。胡寅将之运用到历史着作的评论上，而且程度更深。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隋）高颎先入建康，颎子德弘为晋王广记室，广使德弘驰诣颎所，令留张丽华，颎曰：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乃斩之于青溪。胡寅没有对事件本身加以评论，而是针对高颎所引用的史料进行了评述，他说：
太公斩妲己，事不经见，而于传有之。妲己见宠于君，非由己也。而不曰无险诐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宠稔恶，则其罪与廉来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斩之也，亦必与众共弃，何至蒙面而后诛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阴悦其色，有不忍之心，抑情而行法。岂大贤之所为哉。史家失其传，故不可不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