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的义理史学中有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观点，即“史无定体论”。黄震认为，只要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予以记载的文本，都可以看作是“史书”，如《名臣言行录》。《名臣言行录》是朱熹所编，其本意在于：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于虚浮诡诞之说，予尝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备记览。“尽管后人肯定了这部着作的史学价值，但究其形式，并不符合史着的要求。而黄震则以”史无定体论“明确表示，《名臣言行录》就是一部史学作品。他说：然则此录岂特记诸贤之言行而已哉！愚尝谓史无定体，《书》随事为篇，《春秋》纪年以书，班、马以来分纪传，而此录亦朱文公阴寓本朝之史。”这也就意味着，《名臣言行录》不仅仅是朱熹对前贤言行的记录，还包含着宋代历史的记述。黄震以具体的事例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如释藩镇兵权而天下定，取幽燕纳李继捧而狄患启，李文靖镇以清静而民生安，寇莱公决策亲征而边好久，王文正苟且顺从天书祷祠之妄作而国力几弊，王沂公相仁宗初年，韩魏公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国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开边隙而天下几危，宣仁圣烈太后相司马公而天下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辈绍述安石而国家遂有南迁之祸。盛衰大要，不出此数者，皆可考见。“所以，凡国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隐然备间其间矣”。
黄震“史无定体”的思想也表现于他的历史撰述之中。黄震并不讳言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推崇：然朱文公作《通鉴纲目》，亦惟始于三晋大夫，其事惟史，虽不以大事为名，而纲即所以继《春秋》，目即所以继三传，剪裁出入，首尾贯通。“也因此，他所着的《古今纪要》体例与《纲目》有相似之处。同《纲目》一样，《古今纪要》以每一朝的帝王为核心，下以简练的语言叙述重大事件，并夹杂有自己的评论，同时以小字标注年代。但是，《古今纪要》的记述形式也有自己的特点。其每叙述完一朝帝王的事迹，会按照类别来记载大臣的事情，形式为大字书写臣子之类型，如孝义、隐逸、儒学等，小字记叙名字和他们的主要事件。这明显是把纪传体的体例形式融合于史着中。而且黄震的分类会随朝代的变化而变化。具体来说，《古今纪要》卷5之前，选择那些重要大臣不加分类的一并书写。从卷6南朝开始，将大臣分为儒林、文学、孝义、隐逸、恩幸五类，分而述之，同时还增加了”夷貊类“记载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此后，根据每朝的特点，相应地增加或者减少类传的数量。如唐太宗下，将大臣划分为忠义、孝友、隐逸、循吏、儒学、文艺、方技、奸臣八类，且单独将”唐初起兵割据者“列为一项。从卷10中宗之下，又独列”相“类。唐玄宗时因为发生了”安史之乱，“以郭子仪和李光弼为代表的武将地位被凸显出来，所以又专列”将“一类。五代时期，士风颓废，气节沦丧，黄震又在卷16中仿照欧阳修作《五代史》的体例，列死节、死事、去就不违义、以忠获罪至死不言等类别，且以大字顶格书写，以示庄重。而且，从唐朝开始，对于每一君的皇后和皇子也都加以叙述。《古今纪要》体例上的这些”变化“都可以体现出黄震”史无定体的思想。
黄震提出“史无定体”也有着时代的因素。我们知道，宋代史学非常兴盛，不仅史着众多，体例上也多有创新，如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等。而“史无定体”可以看作是对此现象的一个总结。同时，以之为据，可以扩大史学着作的范围，这对于“义理史学”思想的表述和传扬是非常有利的。
四、重道德更重事功的史学评论
义理史学特别强调道德内容，黄震也是如此。在《古今纪要》中，有大量内容与道德相联系。如在南朝之后大臣的分类上，多以“德行”为标准，如忠义、孝友、隐逸等。以此为标准，黄震对一些“不以德行为重”的史书提出了批评。如李延寿的《南史》将“循吏传”列于“儒林传”前，文学传“列于”孝义传“前，黄震即认为其”文章往往陋弱，至其条画布置尤更可笑。《南史》分国以传其臣，但因为仕于齐者往往尝仕于宋，今日之仕于梁者，他日未必不仕于陈也，所以按朝代为大臣作传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效法欧阳修《新五代史》列杂臣传。基于义理史学的需要，黄震特别指出，一些道德高深的名士宿儒也应当在史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隋书》文学传未能把王通列入，尤皆秕糠可笑，不知所说者何事而可名文学哉！。
黄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以道德为标尺，他对不真心好德的汉武帝和汉宣帝都提出了批评：武帝本心实不在修德，宣帝本心实不在尚德。虽曰喜之，非能心诚好之也。二帝终身之所行，已占乎此时矣。不把杨雄列为“儒者”也是因为他投靠王莽，丧失了臣节，然儒非徒文之可名也，必道德深醇而后可以言儒，必出处无愧而后可以言儒。汉世之儒惟董生，其次王阳可耳。雄美新投阁，大节已亏，儒于何有？
值得注意的是，黄震的义理史学中，事功思想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对于史书的评价，就多以之作为衡量的标准。如黄震特别重视能够造福于民的“循吏”，在他看来：
天地生才，国家养士，正为何事？孔子历聘，孟子游说，果为何说？而惑于庄生寓言之许由哉？且隐逸者，独善其身之名也。唐“隐逸”惟孙思邈志行修洁，言论可法，无愧于隐逸之名。其余不为清谈则为沉湎，又否则为道士异端之学，败礼伤教，于斯为甚。使唐之大体不正，又一西晋矣。曾是而谓之独善可乎？就使其能独善，是其志不伸于时，泽不加于民，德虽未必与达者异，而功则不得与达者伍，隐逸不先循吏亦昭昭矣。
从黄震对“志伸于时，泽加于民，达者之功”的肯定已经表明“功业”的重要意义。所以他特别反感那些只会讲经说古、吟诗作对的士人，强调应该有建立功业之“实”，世岂有不学而可以为国，又岂有空文无实而可以言学者哉！
黄震对提倡“事功”的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苏轼、苏辙也都赞赏有加：
公（欧阳修）于后学从游，多谈吏事，且曰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呜呼，公一代文章宗师，东坡先生所尊事，昌黎公以来一人而已，所言犹若是，后之欲为文者可以观矣。
新法之行，东坡为争不胜，扰扰垂二十年，天下几危，温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吕大防、刘挚调停之说起，颖滨争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绍述之说起，新法复行，颖滨争不胜，天下事去矣。二公议论，关系之大若此。若其文章声望，儿童所共知，此不暇复论之。
即使是五代、两宋时期着名的“隐士”陈抟，在黄震笔下也展示了其“出世”的一面：希夷陈先生，周世宗问黄白不对而对以苍生为念，宋琪等问修养道不对而对以合德为治，历五季闻革命辄颦蹙。太祖登极则惊喜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呜呼！先生虽隐，岂忘世独善者哉？
有鉴于此，黄震指出，如果个人的“德行”只是展示了自己的名节而无助于国家的福祉，其行为应该被批评而非赞誉。他通过太伯、季札“让国”事件说明了这一观点：
太伯三让而周兴，季札三让而吴亡，以季札为贤，王季其不贤者乎？札，周之后也，不慕其前文人而区区慕一曹子臧，且阖闾为乱，札反为之使晋，以观诸侯之变，曾不闻一语谏止，何耶？吴之有季札，犹宋之有公子目夷也。目夷既逊位襄公，襄公用鄫子谏围曹，谏求诸侯，谏楚半济而不击，又谏襄公，虽不用，而目夷于宗国之义尽矣。札偏忧他国之存亡，于宗国独忘言焉，又何耶。然则札未得与目夷比，其闻于后世者，博学耳。
以让国本身论，太伯、季札都表现出了德；以结果论，前者让使周朝兴盛，后者让却导致了吴国的灭亡。所以，季札受人尊敬不该是因为“德”。不难看出，黄震对二者评述的关注点是其“后果”而非行为，这与“道德论人”的标准显然不同。又如，吕祖谦借杨时之论批评蔺相如，认为其行为属于匹夫之勇，不可为诫。黄震则根据当时具体的状况指出，如果没有蔺相如大义凛然的行为，只会加速赵国祸患的到来，所以蔺相如是“处万死一生之地，安若无事”的“烈士”，杨时之语也属“正道”，至于只会座谈的书生，除了惭愧还能做什么呢。所以，真正的士人应该将“德行”和“功业”合而为一，如同北宋的司马光一样，“三代后功名士未必知道德，道德士未必就功名，功名从道德中来者，温公也”。
黄震“重事功”的观点还体现在他对史学着作的评论中。如在《唐史》列传中，循吏传“位于”隐逸传“之前，黄震认为：《唐史》以隐逸先循吏，是何重介僻之士而轻为民父母者哉？”“为民父母”者自然就是那些能够在实际政务中造福于民的官员，所以列传的顺序应该是先“循吏”后“隐逸”。而且作史者在选择进入“循吏”行列的人物时一定要谨慎，不可随意选人入传。《北史》中“循吏”的择取就略显草率，“苏琼诚心爱民，西汉龚黄之俦，所宜特传，余似不必。盖两汉书于此甚不轻予，虽韩延寿亦不以入循吏”。
当然，黄震对文士功业的推重也是有原则的，即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去建功立业，否则不值得称道，如战国之士就是如此。黄震指出，战国时期的辩士不但抛弃了三代理义，还直接以“揣摩之术”来蛊惑人君，求取自己的功名富贵。更不能容忍的是士人本为“止杀助治”，而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如何灭他国为首要任务，这些人哪够得上“士”的资格，所以纵观战国二百余年时间中，惟鲁仲连正名义，止帝秦，为天下士，惟孟荀明王道，宗孔氏，为万世士，彼纷纷者不足言士。“显然，这种认识可以说又回到了”义理论史的框架中。
从现实来看，黄震对“义理史学”道德褒贬的“修正”有着积极的意义。南宋后期，程朱思想过分重视道德而忽视事功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一些学者或者官员平时高谈程朱之学，宣扬纲常气节，遇事则手足无措，慌张无计，更有一些名利之徒将程朱学术作为进身之阶，“口中常诵前贤语，举止则如无赖行”，这些现象自然不利于王朝的治理。更何况当时的南宋朝廷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急需能够重振国事的实用人才。所以，黄震才将功利因素注入“专尚道德”的义理史学中，力图实现道德和事功的统一。
五、《史记》、《古史》的比较
南宋史家很重视司马迁的《史记》，也较推崇苏辙的《古史》，朱熹就曾在文章中借用了苏辙《古史》中的“断语”给《史记》的“缺点”作了一个总结。黄震对二书亦十分感兴趣，他在《黄氏日抄》中，有多处将两书进行比较。
首先，黄震指出，《史记》的文笔非常优美，无论是历史人物的描写还是评述都令人击节赞叹：
太史公作廉颇、蔺相如传而附之赵奢、李牧，赵之兴亡着焉。一时烈丈夫英风伟概，令人千载兴起。而史笔之妙，开合变化，又足以曲尽形容，真奇事哉。《古史》因之不敢易一字，亦宜矣。
然以文论，则史迁之赞，山峭水洁，不可尚也矣。
比较而言，《古史》在文笔上远逊于《史记》：单看《古史》，自成一家，参看《史记》，即《古史》如草茅自用之士立乎风流蕴藉贵公子之侧矣。太史公何可当也，苏子轻以疏略目之哉？
其次，黄震认为，与《古史》相比，《史记》中的很多史实更加真实可信，所以苏辙对《史记》“疏略而轻信”的论断并不准确。比如，夏朝太康、仲康的继位问题。《史记》记载，太康死后是仲康接位，而《古史》记录为后羿驱逐太康而立仲康，黄震通过分析，认为当以《史记》为准。“《史记》载太康失国，太康崩，弟仲康立。《古史》载羿逐太康而立其弟仲康……愚意若果逐太康而立仲康，则不待太康之既崩，太康崩而后仲康立，盍伤宗国之坠祀，而兄弟在外者自以次续之。于义为顺，于经亦合，当从《史记》。”又如，《史记》记载，太伯、仲庸知太王意欲立王季，故断发文身而走吴。《古史》则书太伯即位治国，至仲庸时才断发文身。对此，黄震先引用了《论衡》中关于此事的论述，然后评论说，其（指《论衡》）所载颇详，且与吾夫子三以天下让之说合，恐必有自来。很明显，黄震是同意司马迁的观点的。而且，以孔子之语判断历史的真伪，又明显符合义理史家的考史标准。
黄震肯定《史记》事迹真实，固然有“求真”的一面，但还有另外的原因。前已指出，义理史学家在考察史实时，着眼点是其中所含的“义理”，正如胡宏在《皇王大纪》中表述的那样，只要合乎理义，即便是诬罔之言不妨取之，如果有悖于理义，圣贤之语也尽可抛弃。但以此标准来取舍和评论史事必然会减弱对历史真实性的关注，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中就有这个问题。到了黄震，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纠正“义理记事”的弊端，他特别强调《史记》之真就充分体现出这点。同时，黄震还通过其他议论表明自己对历史真实性的重视。如他认为，很多史书都是“托古”而作，内容荒诞不经，列子之言类杨朱，而后世以黄老并言者，恐亦借古圣人为重，如神仙则言黄帝，俭则言尧许行，并耕则言神农，皆起于后世耳，古岂有此哉。（《吴越春秋》）多诬诞，全类野史。
最后，黄震认为，虽然《古史》在文笔和史实上不及《史记》，但所含的“义理”却远比《史记》丰富。以伍子胥为例，黄震指出，相比较《古史》，《史记》对于伍子胥的记载十分详尽，且对他复仇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苏辙认为伍子胥的行为都是违背理义之举，固对之严加批评，所以“《史记》赞伍员弃小义雪大耻而《古史》罪之，史迁不及苏子”。又如，《史记》记述孔子出生为“野合”，黄震指出“（司马迁）独其信齐东野人之语，谓夫子由野合而生，为可鄙耳”。他对《古史》否定宰我、子贡有“叛乱”的行为也表示赞赏：苏子辩宰我无从叛之事，子贡无乱齐之事，皆有功圣门！“又如，司马迁对古代快意恩仇的”侠士“极为敬仰，所以在《史记》中专辟有”刺客列传“一章，但苏辙却不以为然，考之《春秋》，无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贤，于《春秋》法当书盗而不名”，所以“彼凶愚小人，狂惑轻生，何足垂世而以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