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义理史学名称的界定
两宋时期，不同风格的史家和史着大量涌现，造就了一个史学的繁荣时代。诚如着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言：“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同时，宋朝又是一个理学勃兴的时代。其在北宋庆历之际开始崛起，进入南宋，成为了主流学派。“理学的诞生及其衍变，是中国本土哲学继先秦之后发展的又一高峰，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所进入的一个新阶段，在整个人类的认识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只关注于两个领域的专门研究，完全忽视了二者的相互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随着理学评价的“正常化”，才有学者开始探讨两宋理学和史学之间的关系，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汤勤福先生说：理学先驱们的治经论史、以史阐经的学术风格，开启了两宋理学重视史学的先河。“范学辉说：宋代史学由经学化开始而最终走入理学化的道路。”罗炳良说，宋元明时期中国传统史学产生出两大史学思潮，其中之一就是义理化史学思潮。张伟也指出：北宋中期，伴随着义理之学的兴起，学术界一时呈现出百舸争流的繁荣局面，体现在史学领域，一个显着的变化就是以求道、明道为宗旨的义理史学初露端倪。一些理学家的史学着作也开始受到重视，如胡宏的《皇王大纪》、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黄震的《古今纪要》等。
由于理学家们的史学观念受理学的影响很大，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家，故他们的史学被称为“理学化史学”、史学的理学化“或者”义理化的史学。“表面来看，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是等同的，也都比较鲜明地指出了宋代”新史学“的特点。但笔者认为，用”义理史学“指称宋代特别是南宋”新史学，应该说最为恰当。在说明原因之前，下面先对几个有关宋明学术的通用概念做个简单的分析。
道学：道学之名在北宋已经出现。张载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程颐说：儒者得以道学辅人主。”南宋的周密也说：道学之名，起于元佑，盛于淳熙。“但是，这里的”道学“实则是指道和学两方面的内容。到南宋时，道学已经变为程朱一系的”专有“名称。正如叶适所说：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朱熹也说：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因此，《宋史·道学传》仅将周敦颐等九人列入，其余都归于”儒林传。“这就表明，道学”的内涵十分狭窄。
理学：因为程朱学派以“天理”为本，故“理学”就成为对两宋学术思想最为通行的一种称谓，但实际上，理学“又非专指程朱一系。如南宋的陆九渊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黄震也说：“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可见，无论是朱熹的理学，还是陆九渊的心学都包括在“理学”的范围内。演变到后来，“理学”的外延进一步扩大，除了程朱学派和陆杨学派外，北宋的濂学、关学、新学、蜀学、朔学，南宋的湖湘学、婺学等也都被涵括于内，诸多论述中国学术史的着作即是在此意义下使用“理学”的。
宋学：宋学之名出现的最晚，其称产生于清代。清朝的经学家为了和汉朝章句训诂之学相区别，就把以道德性命为主旨的宋代学说统称为“宋学”。他们指出，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视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当今有一些学者比较赞同用宋学指代宋朝学术，认为更符合实际。
总体而言，道学重在道统谱系的说明，理学“突出天理本体的主旨，宋学”则强调学术发展的时代。所以，用“理学”来定义宋代的学术思想，可能更加合理。由此，将宋代的史学表述为“理学化史学”、“史学的理学化”或者“义理化的史学”也就比较符合实际了。但深入分析，这三个称谓又都有自己的“不足”，相对来说，义理史学可能更为确切。
首先，用“理学化史学”或者“史学的理学化”都有可能产生歧义。一般来说，在宋代学者中，只有程朱一系将“理”或者“天理”视作本体，陆杨学派是以“心”为主，胡宏的湖湘学派则以“性”为本。此外，包括张栻、吕祖谦等人的学说在很多内容上也都与程朱“理学”不同，所以用“理学化”概括宋代的“新史学”很可能造成一种“误解”，这种类型的史学只限于程朱一系，显然，这种认识太过局限。但是如果从宽泛的角度去理解“理学化史学”，又势必会把宋朝的史学家和史学着作全都“网罗”进来。因为两宋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受到过“理学”的影响。在此前提下，如欧阳修、司马光、刘恕、范祖禹等人都会被划入这个范围。但事实上，理学在北宋只是初兴，对史学的影响极其有限，南宋时才真正发展起来并逐步渗透进史学领域。综合来看，用“理学化史学”容易模糊宋朝不同学派的差异，也难以表明南、北宋史学之间的不同。
其次，用“理学化史学”可能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宋代“新史学”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理学所致。事实上，理学并不是促使史学发生转变的唯一因素，以《资治通鉴》为标志的鉴戒史学理论深度的欠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相对于鉴戒史学，义理史学“因为重在通过”天理“阐明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围绕”纲常“说明”德治“的内容和方法，运用道德标准褒贬历史人物和事件，借助理义原则评价史书和史学，属于更具”哲理性“的史学类型。因此，用”义理史学“可以避免出现对宋代”新史学产生原因的单一理解。
最后，从宋朝学术的本质来看，义理二字概括出了其最重要的特征。其实在两宋时期，士人就多有用“义理”评价当时的学术思想。如张载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简易轻浮之可得也。刘挚说：“熙宁初，神宗皇帝崇尚儒学，训发义理。”黄震说：义理之学，独盛本朝。“朱熹在文中也屡屡提到”义理。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用力于古人之学，阅天下之义理”。所以清人在区别汉、宋学术不同时就直言，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脱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具排斥以为不足信。而南宋史学的主旨正在于探讨历史的主体，彰显历史的大义，属于史学的“义理”层面，所以用“义理史学”之名更为贴切。
二、义理史学的特征
与传统的“鉴戒史学”相比，义理史学“有何特征呢？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邹志峰认为，理学化史学主张以”微言大义“为主旨，不重视历史事实的考据。杜华则指出史学理学化的主要特征是”明义，即首先追求的是道义的真实而把史料的真实放在次要的地位。刘瑛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宋代义理史学的四个特征，荣经陋史，笔削褒贬，驰聘议论，感悟认知。钱茂伟则更加详细地列出理学化史学的八个特征：主张以理学思想指导历史编纂；推崇道德主义，否定事功；讲究义例书法，注重褒贬；忠孝节义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推崇纲目体；摘编成风；以正统论指导史书改写；重视史论，轻视考据。
通过对南宋义理史家史学着作的分析以及和传统史家的比较，大致而言，义理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重视《春秋》。《春秋》为“五经”之一，据传为孔子“笔削之作”，所以历代学者都非常重视。延至两宋，《春秋》再次成为史家关注的对象。如北宋初年的孙复，就通过《春秋尊王发微》为赵宋王朝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同时借助“大抵以深刻为主”的议论，表达“王者独尊”的思想。如他在《春秋》隐公二年“郑人伐卫”中说：吾观隐桓之际，诸侯无小大皆专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无内外皆专而行之，其无王也甚矣！故孔子从而录之，正以王法，凡侵、伐、围、入、取、灭皆诛罪也。“北宋中期的欧阳修则开始有意识地以《春秋》精神作为修着史书的指导原则。欧阳修自己就坦陈对《春秋》非常推崇，认为”《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之所尽心也。特别是《春秋》中的大义，欧阳修更为赞赏。他说：
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着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桀、纣部待贬其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着其罪，而信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
由此，他将《春秋》的诸多“原则”融进了史书的写作中，比如褒贬之义。如他立“死节传”是为了肯定那些不随时俯仰而能够坚持气节的人，立“杂传”是为了贬斥那些在王朝替换之际无法保持忠心的人。这点亦为后世史家承认，清代的赵翼就说：不阅薛史，不知欧公之简严也。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到了南宋，《春秋》更加受人重视，特别是胡安国《春秋传》问世后，很多学者开始将《春秋》中的”义理原则“作为史书撰写和历史评价的基本标准，从而大大推动了”义理史学的发展。
第二，道德褒贬。任何史学作品都首先要体现出“实录”的特性，但这并不排斥史家的主体意识。史家主体意识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对历史的评价，也就是“褒贬”。而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褒贬“也一直是撰写史着的重要原则。刘知几就将”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作为”史之为务“的”上途“；吴缜在《新唐书纠谬自序》中也将”褒贬“列为史着的要素之一。需要明确的是，宋之前，无论是史实的裁剪和叙述，人物的选择和评价，褒贬之义都是立足于”事“和”人“本身。但在北宋开始，道德”在褒贬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以唐太宗“玄武门事件”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道德褒贬”的演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