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文化人类学规范化的理念和方法的有效介入，可以更大幅度地拓展美学研究的新视界。人类学中的文化整体观为审美文化研究奠定厚实的基础；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为审视不同民族的美学观提供新的维度；人类学主位客位相转换的分析框架，可以避免文化的“误读”和“异读”；人类学动态发展观确立了审美文化演化的纵向坐标；而人类学田野作业获取资料的方式，为审美人类学获得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资料，将学科的理论根基建立在扎实的民族文化沃土之上。
审美人类学采用的研究策略是“自下而上”地从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审美文化事象探寻新的解释路径，从“活态”的审美习俗提升理论新质。相关成果表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作为传统歌咏习俗向现代艺术节转换。广西那坡县黑衣壮原汁原味的多声部民歌，走出山野，轰动国内外乐坛，包含着值得深度阐发的审美制度的现代转型。漓江流域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旅游模式的兴起，说明“天人和谐”的审美旨趣，不仅是理论的倡导和执著的追求，而且是中外游客真实的人生经历。
尽管美学和人类学的相互交融，尚存在一些理论盲点，扎实而规范的人类学田野作业有待进一步施行，但是，审美人类学研究初步出现了和谐共进的共赢效应。抽象的理论思辨的美学研究从玄虚状态回归真切可感的现实生活，讲究“器用”的应用美学研究路数，从低俗的实际价值实现转向富有人文品位的价值重建。人类学则从事无巨细的实证观察以及“见物不见人”的冷漠中获得理论的升华，凸显感性的丰满，展示理论思辨的智慧灵光。
徐：文化人类学确实具备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资源的雄厚实力。与其由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借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还不如由人类学研究者主动向其他相关研究领域拓展，扩大人类学的影响力。
覃：我很赞赏您的这个观点。一门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美誉度同它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对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息息相关。不论是个人或者学科，是否有一定的地位，决定于其是否有一定的作为，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那样：“有为才有位”。“有为”体现在很多方面，人类学者可以直接参与旅游开发、项目评估、文物保护、扶贫计划，也可以发挥人类学作为通识课——素质课的作用，开阔学生的视野，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有所作为；也可以渗透到其他学科，为学术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因为多年来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概论”课，我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些尝试。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境内各区域各民族文化构成的纵横交织的统一体。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很有必要领略哲学层面的中国文化精粹，同时也应理解中国上层经典文化植根的文化根基。我在授课过程中，试图拓展中国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使之更富有人类学的色彩，因为文化人类学是专门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人类学不应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失语”，让哲学研究包揽一切。
为此，我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立场，编撰了一本与其他同类著作体例有所不同的《中国文化概论》，即强调地方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将中国的文化演进历程、区域文化格局、民族文化系统和文化形态结构作为一个和谐整体，纳入中国文化研究的视野，从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不同视角，给予简明扼要的论析。目的是为了展示更为完整的中国文化的各种存在形态，让读者领悟中国文化的浩博精深，熏陶圣洁心灵，从而构筑扎实的人文根基，以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抑制功利主义的蔓延，促使各民族各区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迈向繁荣昌盛的精神资源。
徐：目前国内人类学的区域分野是很明显的，在广西从事人类学研究有自身的许多有利条件，你觉得应该怎样发挥广西的优势，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覃：尽管人类学具有同其他学科相对而言的许多共同点，但是，随着时空的变化，人类学内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英美传统和欧洲大陆传统不一样，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类学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如果落实到具体的研究者，更是千差万别，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研究路数。人类学是区域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理路，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也有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说到广西学术界对人类学的贡献，虽然不能同其他省区市做简单的比较，但是，大家有目共睹，一致公认的是广西几家刊物在全国许多刊物不给人类学文章提供发表机会，甚至把人类学当作“西方资产阶级学科”予以排斥的时候，由您执掌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从1995年起，率先担当起中国人类学核心阵地的重任，迄今8年多过去了，无论如何，贵刊将在新时期中国人类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绚丽华章。跟进的有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覃乃昌主编的《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廖明君主编的《民族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杰主编的《东方丛刊》。这几家刊物分别在壮学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艺术人类学研究、审美人类学等方面，逐步办出自己的特色。尤其是他们秉持学术至上的非商业化运作，在学术界留下很好的口碑，显示出稳健的作风和持续发展的学术后劲。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广西就成为国内人类学家关注的地方。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派严复礼、商承祚到广西凌云县调查，撰成《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大家熟知的费孝通、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撰成《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影响深远。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广西开展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取得的成绩，具有历史意义。“柳江人”、“白莲洞人”、“都乐人”、“麒麟山人”、“甑皮岩人”等一系列古人类化石遗址的发现，说明广西是考古人类学研究的“风水宝地”。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港台地区和内地一些省区市的人类学研究者带着不同的课题，前来广西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我知道的如日本学者冢田诚之、谷口房南、兼重努，澳大利亚的贺大卫，美国的白荷婷，捷克的鲁碧霞，台湾学者魏捷兹、何翠萍及其学生，都曾分别在广西区域族群文化的某个侧面有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翁乃群、纳日碧力戈等学者带着福特基金课题《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在广西田林县等地选点调查。所有这些，对于发掘和阐扬广西人类学研究资源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我所说的“山水云霓任观瞻”，另一层意思是包括广西在内的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个区域的山山水水，都任由人们去观赏那神一样的山，体悟那梦一样的水，领略那仙一样的云，共享大自然的美丽。
需要反思的一点是乔健先生多次强调的被调查者提出的“人类学与我何干”的问题。人类学研究者可以借助调查研究，获得学位、职称、资金和功名利禄，而同被调查者生存境况的改善以及精神世界的提升，却没有多大的关联。我并不觉得人类学研究者应该担当救世主的角色，这种期望不切实际，也不可能。只是认为调查者要多一些仁厚情怀。
徐：实际上广西还有其他许多人文资源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譬如说民族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的开发。人类学都可以有用武之地。
覃：确实是这样。随着社会的进步，旅游构成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是少数人享有的奢侈专利，成为调节生活的一种必需。特别是保留异域风情的边陲地带，纵然是本地人没有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也因为成为旅游目的地，而卷入全球性的旅游浪潮之中。
旅游所依托的基础是脆弱的，客源地经济萧条时常导致旅游业的滑坡。政府部门、旅行机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控制客源，将之引向符合其根本利益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区的游客来源被切断，就很容易导致经济的崩溃，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因此，如果把旅游作为支柱产业，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人类学界对旅游业的看法，更为慎重，不像经济学家那样，总是抱着开发心态和乐观的态度。广西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人类学介入的程度还不够，我们正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可以肯定的是，旅游作为涉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整体路向的客观存在，已经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人们已经意识到旅游如同一把双刃剑，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同时存在。旅游给人们调节身心带来无穷乐趣的同时，也对原生态文化的延展造成威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通过人类理性精神的弘扬，建构富有实质意义的旅游研究哲学文化根基，一方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旅游热潮作出学理上的阐释；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在文化思想意识层面抑制旅游现象中非理性因素的蔓延。
增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理性意识，是我们首先予以关注的问题。因为许多盲目的非理性的开发，已经造成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损失。文化资源的开发有其自身的不同于自然资源开发的内在规律。
文化资源尽管是无形的，但却如同大海深处的潮汐，深涵着巨大的蕴能，可以水波不惊，也可以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广西各民族的山歌艺术，历经时代风雨的冲刷，从前是欲禁而弥昌，而今则从山野走向都市，借助传统艺术与现代歌舞的浑然交融，谱写出激情与理性相和谐统一的绚丽乐章。
然而，文化资源开发应当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必须遵循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非理性的推测和单一向度的思维，往往会亵渎民族文化的神圣性。民族起源“千古之谜”的破译，需要立足于人类从古猿到直立人和现代智人经过数百万年演化历程的复杂性。“文化圣地”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某个民族的发源地，却需要考古发掘材料的证明，凭想象建立起远古人类和现代民族的脉络联系，都是学术研究和文化资源开发当中非理性因素的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