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可法，高杰是一向敬惧的。听说史可法来到，高杰连忙叫他的部下，趁着夜色把许多被他杀戮的百姓们的尸首埋好，把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
史可法进入营帐，发觉高杰面有惧色，便和颜悦色地与他相见，并把偏将以下的将领统统召来，进行慰劳。然后，史可法才对高杰责备道：“将军今天所以能够显贵，是因为有了君王的封赠。但如果不奉旨办事，而妄想获得了不应当由你管辖的城镇，那末，扬州的百姓和其他三镇的将士，都有权弯弓而射将军！”
高杰一听，不禁害怕起来。但还是强词夺理地为自己辩解。高杰认为：作为一员驰骋疆场的战将，皇上也奈何他不得。
史可法继续耐心地教育高杰。但高杰坚持要把杀死郑元勋的“首恶分子”捉拿严办，并坚持要进入扬州城，史可法不同意。高杰就把史可法留在自己的军中，并撤掉了史可法带来的侍从，在史可法的住所，布置了自己的亲信，持着杖、刀昼夜巡逻。
史可法见到这样的局面，便进行了反复的权衡。史可法想：如果硬拼，非但高杰的部下不服，其余三镇也会闻风而动，那么，江淮一带就会战火遍地、鸡犬不宁，这不是上策。在当前，必须以安抚为上。于是，史可法对高杰撤掉他的侍从等所作所为，一点都不予指责，依然与人有说有笑，神态从容不迫。史可法还给皇上草拟了一份奏疏，建议把离扬州不远的瓜州交给高杰管辖。
高杰态度逐渐缓和下来。
史可法又给皇上上疏，认为高杰带兵南下时，是给百姓造成了损害，但经过整顿，情况已有好转，这次扬州城的事端，与城中守臣简单从事也不无关系。如果能小心谨慎处理好与高杰的关系，事态也不致发展到这样的严重。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军民应当取得谅解。否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这一意见，高杰也看到了。
高杰发觉史可法没有片面袒护一方指责一方，而是以大局为重，秉公处理，他也就无法不同意史可法的意见，撤除了对扬州城的包围，驻扎到瓜州去了。
这时，刘泽清也在淮上大肆抢掠，刘良佐进驻临淮，又遭到了士民张羽民等组织的力量的坚决抗拒。史可法都一一做了调停，使之停止抢掠或冲突，答应按照朝廷的部署行事。
这样，江北四镇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史可法也就可以以扬州为督师府所在地，在江淮一带进行全面的防卫部署了。
拉帮结派，瓜分朝权耍流氓
要想在竞争中取胜，除了打击对手，还必须培养自身的势力，在朝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集团。国难当头，马士英在临时朝廷上大耍流氓手段，搞得乌烟瘴气。
马士英用诡计把史可法挤出南京，心中当然得意非凡。但是，南京的不少大臣都站在史可法一边，如果不把这些人除去，他同样不能为所欲为。因此，马士英又计算着新的策略，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张慎言。
张慎言，山西人，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在天启年间因反对阉党被罢官，崇祯时复出；福王即位，任吏部尚书。福王登基之后，起用了不少原先在野的官员。根据这一情况，张慎言就向福王推荐一个叫吴牲的人。吴牲是万历进士，刚从北方逃到南京。不料这一推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勋臣刘孔昭等带头发难，宣称擅引旧臣吴牲，是张慎言专权结党，排斥武官，重用文臣，是朋党误国。他们甚至翻出了老账，认为这是东林党人有意的行动，是反对福王登基，妄想让潞王上台的具体表现。勋臣纷纷指责“文臣误国”，而且指责张慎言等怀有二心。他们又提出了“入阁”的要求，马士英也不时地在一旁帮腔，说些危言耸听的话。
不少主持正义的大臣也纷纷发言，指出勋臣当初不勤王，是不忠，如今乘国变之际，又企图扰乱国政，觊觎内阁，决不能允许。他们恭请福王裁定。
福王受了勋臣和马士英的蛊惑，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觉得勋臣和马士英是站在他的一边，竟不管先祖的律令，支支吾吾地讲：朝廷用人，本当由吏部执掌，但如果吏部荐人用人不当，也应当允许勋臣纠参。显然，福王是在为勋臣说话。刘孔昭一听，顿时站了起来，招呼众勋臣：“皇上已许吾辈纠参矣！速谢恩！”
马士英在一旁暗喜。他的预谋又得逞了，因为刘孔昭等的所作所为都是他指使的。
张慎言气愤之极，继续进行申辩。不料刘孔昭竟从袖筒里掏出一把小刀，举在手里，追逐着要刺杀张嗔言。朝廷顿时乱作一团。
马士英在对史可法亲信发起进攻的同时，仍不忘寻找自己的知己，来组成自己的帮派，这让他想起一个人——阮大铖。
马士英当初曾得到阮大铖的“推荐”而爬上了凤阳总督的位子，这一次又在阮大铖的参与下想出了许多鬼主意，他对于阮大铖当然是非常赏识并结为知己的。但如果阮大铖无法入朝做官，他们又怎能进一步实施控制朝廷的野心呢。
于是，马士英就在大臣中制造舆论，说阮大铖曾为他出了许多好主意，拥立福王就是阮大铖的主张。阮大铖当初也并没有依附魏忠贤，是别人对他的故意中伤。太监受了阮大铖的贿赂，都极口称赞阮大铖有才干。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之后，马士英就叫阮大铖穿上了朝服，朝见福王。在福王面前，阮大铖假惺惺地献上了防守长江等多种策略，并说自己一向忠于王室，才被小人陷害，而对于左光斗等人，则大肆攻讦、诋毁。
马士英向福王引荐阮大铖，激怒了朝中许多正直的大臣。大学士高宏图严正指出：用不用阮大铖，必须通过朝中大臣会议推荐才行。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亦指责阮大铖的奸佞。湖广巡按御史黄澍进一步在福王面前揭露马士英奸贪不法，有十大罪状，表示当斩。吓得马士英跪在福王面前乞求处分。黄澍举起朝笏，直击马士英的背脊，痛恨地表示愿与奸臣同死。
马士英见自己的公开推荐引来了一大堆对自己有害的言论，他便改变策略，躲在幕后，通过勋臣安远侯柳昌祚出面，疏荐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柳昌祚的疏荐，又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刚从杭州被召到南京，曾任工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官职的著名学者刘宗周向福王进疏说：当初许多忠臣被魏忠贤杀害，阮大铖是主使。阮大铖的才学即使可用，也只不过是结邪党害正人的才学，对于国事终将有害。阮大铖进退，关系到江左的兴亡，请求收回成命！
面对阮大铖起用问题所引起的风波，福王也举棋不定。可惜的是，福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只局限于个人的荣辱。福王一直认为自己能够上台称帝，全靠马士英，马士英即使有什么过错也应当保护他。福王想，万一马士英失势，又有谁会真心拥戴他·马士英为了巩固他的地位而引荐阮大铖，也无大碍。想到这里，福王便作出决定，下了一道谕旨，批驳了刘宗周的意见，决定起用阮大铖等人。
不容申辩的斥责，使人无法再提出不同意见。就这样，阮大铖便当上了兵部右侍郎。从此，马士英与阮大铖事实上控制了南明的朝政。
马士英拥有了自己的集团，控制了朝中的权力，这对于史可法的威胁就更大了。如果再与之抗衡是十分困难的。
忠臣壮烈殉国，奸邪抢权安内
史可法与马士英之争，是典型的奸与忠的争斗。而当这种权力之争出现在国破家亡之时，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悲哀与苍凉。
清兵占领了北京之后，阮大铖曾安慰马士英不必忧虑，说北方几省是流寇（指农民起义军）的天下，清兵与流寇争夺，他们可以坐山观虎斗。如果清兵南下，大不了割地求和，江南半壁仍能保全。
在阮大铖的策划下，马士英还亲笔草拟了议和的书信，派人到北京与清兵谈判。马士英议和的条件是：（1）改造北京的万寿山，作为先帝崇祯的陵寝；（2）将山海关以外的土地割让给清军；（3）每年给清廷交纳十万两白银。
对清兵，讲议和；对内部持不同意见的官员，则严加防范，竭力排挤，故意陷害。譬如对左良玉，阮大铖就认为，抵御清兵重要，防备西兵（指在武昌的左良玉）更要紧。福王便下旨令沿江各州县征集民工自带干粮柴火，不分昼夜筑城堡，弄得百姓苦不堪言。
再如对刘宗周，因为他反对阮大铖，马士英咬牙切齿地发誓：刘宗周奸贼，必斩其头！他们散布谣言，说刘宗周反对福王，企图另立，逼得刘宗周上疏告退。东阁大学士高宏图，因竭力反对起用阮大钺无效，一气之下，辞官离京，因无家可归而流落他乡。礼部尚书姜日广也竭力反对起用阮大铖，结果遭到了马士英等人的百般攻击，只得要求辞官回乡。
随着许多主持正义的大臣纷纷离职，南京城许多反对马士英、阮大铖的官吏也遭到了迫害。有个叫周镳的，因为当初曾痛骂过阮大铖，就被阮大铖诬蔑为姜日广的“私党”，遭到了逮捕。阮大铖又故技重演，仿照当年在魏忠贤手下编制东林党人黑名单的做法，搞了一本《蝗蝻录》，用“蝗”指代东林党，用“蝻”指代当时与东林党持同一观点的文入团体“复社”，把许多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名字编了进去，妄图将他们一网打尽。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勋臣刘孔昭等，却得到了加官进爵。
史可法带兵在外，听到了朝廷的这些消息，忧心如焚。史可法不止一次地给福王上书，规劝福王。史可法说，几个月来，陵寝荒芜，山河鼎沸，复仇的队伍还没有派出，前方的防线还没有牢固，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即使卧薪尝胆，尚恐无济于事，可现在朝廷中又干了些什么呢·史可法主张：凡是不急的工程，应立即停止；可省的花费，应坚决节省；早晚之晏乐，左右之献纳，要全部谢绝。即使事关庆贺典礼，也应一概俭约。史可法还出自肺腑地这样写道：皇上此时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影响邻国的态度，因此一定要深思熟虑，谨慎从事。为了保祖宗的宏业，为了复先帝的深仇，请皇上一定要振作全朝官员的精神，汇集全国四方的资财，将全部精力集中在选将练兵的大事上，这样才能鼓舞人心，恢复大业。
可惜的是，史可法的这些由衷之言，腐朽的弘光朝廷根本不会采纳。
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马士英派遣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刘孔昭等率领兵马打击左良玉，还把驻守在江北的刘良佐的人马，调到了南京城的西边，这样淮、扬二州的防御更加薄弱。
当时，清兵日趋南下，大理寺少卿姚思孝、御史乔可聘等人请求不要撤掉江北的军队，应当让他们坚守淮、扬二州。然而，马士英根本不顾这一切，竟在朝廷上凶相毕露地指着反对与左良玉交战的官吏说：你们这一批人，都是东林余党，你们不过是想借口防御淮、扬，放纵左良玉这个逆贼进犯朝廷而已！你们应当知道，北兵到来的话，还可以议和、订约；如果左逆得逞，那末，你们可以获得高官厚禄，我与圣上就只能等死了！马士英接着又嚷道：必须坚决把刘良佐的兵马从江北撤回。叫嚣：宁愿死于北兵脚下，也不愿死于左逆之手！马士英还发出了“有异者斩”的死命令。
这样，福王一声不吭，许多官吏也无计可施。
那时，史可法正部署手下将军饷、辎重先行去往泗州，以便在泗州城与清兵决一死战，把清兵阻挡在淮河以北。不料福王竟亲自给史可法下了手诏，要他督领江北诸军入援南京，解除左良玉、左梦庚东进的威胁。
史可法立即上疏道：“北兵一天天逼近，请把各路队伍留在原地迎敌。对于左良玉，圣上应亲自前往劝谕，请他仍旧回到西边作好防范。如果立了功，则割地封王；如果不肯听从，然后再予以打击！”
福王对史可法的意见，非但不予同意，反而下旨斥责，令其必须日夜兼程赶到南京。史可法无可奈何，不得不听从福王的命令，只能派遣应廷吉指挥队伍到泗州去，自己则带领一部分军队赶向南京，准备当面向福王陈述利害得失。
史可法从清江浦赶到浦口，过江到了燕子矶，准备入朝进谒福王时，却忽然得了福王的手诏。手诏要史可法急速回到江北，抵御清兵，“奏凯”之后，再到朝廷“入见”。
原来，在东进的途中，左良玉病死，队伍由他的儿子左梦庚率领。在安徽采石，左梦庚遭到了黄得功等人的拦阻，双方相持不下。刘孔昭、阮大铖等就向朝廷假报已经取胜的消息，这时的南京城沉浸在“庆贺胜利”的“欢乐”之中。而南下清兵，这时已进入亳州、江北一带，危险迫在眉睫！
照理说，从燕子矶进入南京城，只要一会儿工夫。但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又怎愿意史可法进入朝廷，向福王报告前线真实的情况呢。
史可法的老母与妻子都在南京，史可法接到圣旨之后，他转身向南京城叩首，遥祝城中的亲人平安、康泰，然后遵照福王的旨意，匆匆又北上了。
这是史可法最后一次来到南京。
1645年5月13日，史可法回到扬州，决心以扬州为据点，部署抗清防线。但是，第二天，清兵的前锋就抵达扬州外围，并把扬州城包围起来。
面对清兵的招降的炮火，史可法毫不动摇，誓与扬州城共存亡。
5月21日，扬州城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被俘。清兵总指挥豫王多铎劝他投降，史可法说：“城亡人亡，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不可杀戮！”
史可法誓死不降，最后，被豫王多铎杀害在军前。
接着，扬州城的军民也遭到了清兵的残酷屠杀。
史可法殉难时，只有44岁。史可法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不顾个人身家性命，坚持民族大节，威武不能屈，这种崇高精神永远活在后入的心中。
史可法力图恢复明朝，但是他的努力受到了南明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一伙的多方阻遏；驻守在长江以北的几员武将，也为争权夺利而制造种种摩擦，使史可法无法顺利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史可法空有一腔报国热血，却始终没抓住根本。以国家大局为重一味地委曲求全，而将希望寄托于福王，则未免太过单纯。史可法最后壮烈殉国，虽然体现了民族大节，却也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