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西汉袁盎设计陷害晁错
封建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太过激烈，其中的铁血规则更是“狠”字当家。很多封建同僚争斗，都用狠招置竞争对手于死地，为自己攀升铺平道路。而最终得以胜出者，都是属于脸厚而无形、心黑而无色、人奸而无情者。总结出一个结果—一个“狠”字了得。
袁盎与晁错是与汉朝名士贾谊同时代的人，从出身来看，袁盎父亲是盗贼，在吕后当权时，通过走吕禄的门路，而成为吕禄的舍人，从此进入仕途。汉文帝即位时，袁盎凭着其兄的举荐，升为郎中，得在文帝身边侍从，有了向皇帝进言的机会。与袁盎差不多，晁错也是家无渊源，是凭着自己的才能进入仕途的。
不同的出身和经历，使两人在待人处世上相差很远。晁错为人峭直刻深，袁盎则为人比较圆滑含蓄。在汉文帝时，晁错上书凡三十篇，涉及内外重大事务，虽然没有使文帝完全听从，却使文帝知其才能，其官也就不断升迁，从太子舍人、太子门大夫到太常博士、太子家令，升到中大夫，虽尚不是什么显官，但已颇招人眼热。袁盎虽没有晁错那样的文笔，但身为侍从，向文帝进言的机会很多，常使文帝悦服，官运也很亨通，在文帝之时已官至吴国相。
景帝即位，对晁错来说是个福音，先是升为中大夫，转内史，很快便超迁为御史大夫而身居副宰相之职。也许正应了那句“有人欢笑有人愁”的老话，景帝的即位，对袁盎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身为吴国相，人在外地，难以进言，且景帝在为太子时，因与吴国太子下棋发生争执，因而与吴国结成深怨。现在景帝即位，这种深怨早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袁盎出于避祸的心理，及时告归。
晁错受宠，袁盎失爱，这两个人的积怨必然要激化起来。况且，早在汉文帝时，袁盎和晁错就合不来。只要晁错在座，袁盎总是回避；袁盎在座，晁错也总是回避。两人从不同堂讲话。现在晁错为御史大夫，袁盎在京闭居，正是晁错报复的好机会。但谁也没想到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厚黑的晁错非但没有害掉袁盎，反被更加精通厚黑的袁盎“黑掉”。
本来，以当时两人的权术和处境而论，晁错深得景帝信任，也非常忠于景帝。为了景帝的尊严，晁错不惜多次更改法令。自恃大权在手的晁错，不听左右劝谏，就是其父亲劝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初衷，使他父亲感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为不忍看见自己受千刀万剐之刑而自杀。晁错本人因为是维护“天子之尊”，所以才不怕别人“口语多怨”。但晁错厚黑学的修为还不到家，做事优柔寡断，缺乏应变才能。有景帝的信任和重用，晁错自以为有恃无恐，孰料他的政敌竟然使用比他更高明的手段，将其所恃变为所害。
袁盎的厚黑学修为远超过晁错，不仅比晁错更会看风使舵，而且中伤人总能抓住要害。比如在汉文帝时，袁盎还不过是刚入仕的郎中，在文帝身边为侍从。这时候，周勃因平定诸吕，拥立文帝，志骄意满，而文帝也因周勃功高，礼之甚恭。袁盎便借机向文帝进言道：“您觉得丞相（周勃）这人怎么样·”文帝对周勃正怀感激眷恋之情，便回答道：“社稷忠臣。”袁盎又说：“丞相只是所谓的功臣，但并不是社稷忠臣。社稷忠臣是主在他也在，主亡他也亡。吕后时，诸吕当政，丞相当时为太尉，握有兵柄，但却无动于衷。吕后死后，大臣一起共诛诸吕，太尉出兵成功，虽然立功不少，但也体现出他不是社稷忠臣。丞相现在每每跟你说话，都显得很骄狂，而陛下反而谦让他，臣主失礼，我以为陛下对他还是要小心为是。”自此以后，周勃的处境就不妙了，不得不辞相就侯位。然而在周勃被人诬告而抓进狱中时，袁盎则力保周勃无罪，这就又使周勃感激他。一石双鸟，上下均不遭怨。还有一次，袁盎安排汉文帝宠幸的慎夫人入座，他按照惯例把慎夫人的座位安排在皇后之下，慎夫人生气，不肯坐，文帝也因此而恼怒，竟不入位，带慎夫人回后宫。袁盎因此而进言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且陛下宠幸她，厚待她，如果让她坐在皇后之上，正是大祸临头呀。”这番话不但使文帝转怒为喜，也使慎夫人心服，另赐袁盎黄金五十斤。由此可见袁盎处事能抓住要害，对当时的政治斗争看得也很清楚，晁错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晁错与袁盎结怨，现大权在手，自然要想办法制袁盎于死地。晁错派遣官吏调查得知，袁盎曾私自接受吴王刘濞的钱财，并向景帝报告，景帝下诏免除了袁盎的官职，将其贬为庶人，袁盎因此对晁错怀恨在心。
晁错和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一次抓住楚王刘成过错予以“削藩”。楚王被削之后，晁错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也给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刘印私自卖官鬻爵，也削去了六县。晁错看到诸王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建议汉景帝向硬骨头吴王刘濞下手。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到同样的下场，便联络胶西王刘印、楚王刘成、赵王刘遂及胶东、淄州、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景帝一听到叛乱的警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晁错平乱心切，居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问道：“我若亲自出证，谁来留守都城呢·”晁错说：“臣愿意留守都城。陛下应该出兵荥阳，堵住叛兵，徐僮一带，不妨暂时放弃，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作气把他们平定。”景帝听后，未加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大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
吴、楚等诸侯王发动叛乱，由于袁盎曾是吴王的相国，晁错便乘机想置袁盎于死地，他对丞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不少钱财，专门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会造反。现在，吴、楚都已经造起反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应该把袁盎抓来审问，察知他的阴谋。”
丞史却说：“吴、楚当初还没有造反时，要是处置袁盎，或许还能阻止他们造反。现在都已经反了，再去处置袁盎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再说，袁盎好歹也是个大夫，不见得会有什么阴谋。”把晁错给挡了回去。
晁错正在犹豫不决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袁盎。袁盎心里很紧张，心想：好你个晁错，你一次又一次和我过不去，现在又要加害于我，我也不能坐以待毙。袁盎连夜找到受景帝眷爱的外威窦婴，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窦婴曾位列三公，是朝中重臣。不久前就是因为吴、楚之事被免官在家，他对晁错早就恨之入骨。现在袁盎找上门来，他便如此这般地给袁盎谋划了一番。
然而，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坚决主张“削藩”的晁错。
窦婴虽说已免官闲居在家，但地位和影响还在，现在见时机成熟，便向景帝说：“袁盎有平乱的妙策。”由于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一门路。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是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袁盎上朝时一看不觉一惊，原来晁错也在。
景帝见到袁盎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吴、楚七国造反，你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怎么在意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虑。”
然而，景帝却有点儿着急，又追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诱招天下豪杰，若不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挂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并不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在不必担忧。”
景帝真地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吗·”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叛乱迅速平息，只是不能让外人听到。”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然而，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也会被晁错所杀。所以，袁盎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又说道：“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此时景帝认为晁错不必回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
晁错无奈，只得悻悻离去。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有想到出了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作主。”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听了袁盎这番话，又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起初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肯定是另有图谋，于是马上对袁盎说：“如果可以退兵，我哪里还在乎一个人·”于是，景帝把袁盎封为太常，让他秘密赴吴议和。
等到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实在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肯定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岂知此时的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然听到急促的“砰、砰”敲门声。急忙看时，原来是宫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即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宫人只说不知道。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官人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然发现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宫人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宫人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整齐的朝服。
然后，景帝又命人宣告晁错的罪状，把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等一概拿到长安。除晁错之父已于半月前服毒而死外，余者全部处斩。
就这样，袁盎在晁错的逼迫下，抓住机会，采取比晁错更黑的招术，暗中下手，巧借景帝这把刀，除掉了自己的大仇家晁错，实在是手腕儿高超。
红楼梦里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晁错够能算，但袁盎更不是等闲之辈。彼此本是同朝为官，一心忠君，不必斤斤计较，但偏偏要水火不相容，结果算来算去算自己，一条老命休矣！
可悲！可叹！
东汉党争之祸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由于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他们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清流入场
东汉时，朝廷选拔官吏一般通过三种途径：一是公府辟召，即由三公等大臣特聘著名士人做本府的属官；二是由地方郡国举荐，即由郡太守、诸侯国丞相按二十万人口举孝廉一人的比例，每年向朝廷保举若干孝廉，考试合格后便可授予各种官职；三是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长官逐级升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身居高位的士人官僚因历年荐举儒生做官，门生故吏积年累月的不断扩大，遍布天下，从而形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儒学士人的朋党集团。
不仅是做官，东汉在就城设有太学，地方有官学、私学，士子们为了做官，纷纷投身到学校之中，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太学生阶层。
本来，自西汉以来的选官制度，给在野的士大夫和太学生们进入仕途敞开了大门，但自从外戚、宦官把持朝政以来，做官的多是那些依靠裙带关系，凭借财产和请托权门的人。这引起了整个士人阶层的不满，他们开始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的抨击。士人们称这种议论为“清议”，以“清流”自居，而那些宦官、外戚则被称为“浊流”。
一些关陇将帅也积极加入了清流派中，如张美、皇甫嵩、董卓等人，他们以军人地位，培养了一批握有军事实力的地方势力。他们自以为是西部豪杰，以不能参加清流派之列而为耻。在清流派中，还有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就是刘氏宗室势力。
在清流派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杨震。杨震，字伯起，世居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是一代名儒，人称“关西孔子”。杨震出身于名门世家，高祖杨敞在汉昭帝时任丞相，封为安平侯。父亲杨宝是传习《欧阳尚书》的经学家。父亲早逝，杨震自幼家境贫困，借地耕种养活老母，人称孝子。州里几次召杨震做官，都被他谢绝了。50岁时，一只鹳雀口衔三条鱣鱼飞到了杨震主持的讲堂前，人们对他说，鱣鱼的花纹是卿大夫服饰的图案，先生可要高升了。杨震大受感动，终于应召到州郡里做官去了。在上任的路上，杨震以前举荐的昌邑县令王密怀揣黄金深夜来见，杨震指着黄金生气地问：“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这是为何·”王密以为杨震怕人知道受贿，便说：“夜已深了，无人知晓。”杨震非常生气，反问道：“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无人知道·”王密惭愧而退。杨震拒受贿赂，家人也是粗茶淡饭，外出步行。有的老朋友劝杨震趁当官置点产业，杨震却说：“让后代成为清白官吏的子孙，把这个清白的美名传给他们，不是更珍贵的遗产吗·”
杨震一路坐到了太尉一职，拥有了任命官员的大权，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外戚、宦官。只是碍于杨震是闻名天下的名儒，“浊流”们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加害，只能拿其他人示威。公元124年，杨震发现宦官伪造诏书，私乘皇帝的专车，并竞相修建宅第，便准备将此事奏知皇帝。宦官探知后，利用星象逆行的灾异现象，反诬杨震。皇帝听信谗言，收缴了杨震的太尉印绶，下诏遣送杨震回归本郡。杨震在回乡途中含泪对儿子说：“为正义而死原是士人的本分，我蒙皇恩身居高位，却不能诛灭那些奸佞小人，也不能制止他们扰乱国家，有何面目头戴日月，再见家乡父老啊！我死之后，只以杂木为棺，身遮单层寿衣即可，不要葬在家族墓地，也不要修祠堂庙宇。”说完便服毒自杀了。
杨震死后，李固逐渐成为了清流派的领袖。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今陕西汉中）人，经常步行外出访寻名师，满腹经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