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作为历代官场的潜规则，是有其道理的，尤其是英国的内阁制创立后，这更是被人们所接受。对于新上任的皇帝来说，由于他对“先帝”的纲领另至用人大多持怀疑忌讳的态度，因此不用或少用前朝官员屡见不解，也无可厚非。但是，历史上却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各凭本事：或者善窥上意，或者随风转舵，或者确实有功，而历事几朝不倒，过足了几朝天子一朝臣的瘾。
叔孙通：改朝换代始终走红
叔孙通是西汉开国初期一位引人注目的角色。除了是因为他以制定了朝见帝王的礼仪而大受汉高祖刘邦赏识外，还因为他能历事两朝皇帝仍独善其身，独得其宠。
其实他崭露头角始于秦朝。早在秦始皇时期，他便以博士的头衔为秦王朝效力了。秦始皇搞的焚书坑儒，坑的就是这些有博士头衔的人，当时坑的人数多达四百六十余人，而叔孙通居然能幸免于难，真不知他用的什么手段讨好了秦始皇。
到了秦二世时代，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去涌。陈胜、吴广就是当时声势浩大的一支。于是，二世皇帝召来了一帮博士儒生询问对策：“南方有一些戍卒攻城夺地，你们看该怎么办呀·”
有三十余名博士纷纷进言道：“臣民不允许聚众闹事，聚众闹事就是造反，就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立即发兵击讨！”
可秦二世心高气傲，不肯承认老百姓会起兵反对他，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叔孙通明白了秦二世的心思，立刻上前说道：“他们说的都不对。现在天下已成一家，郡县的城墙、关卡早已摧毁，兵器也早已收缴销融，并向天下百姓表示永远不再用武。而且上有英明的国君，下有严格的法令，官吏们人人恪尽职守，四方百姓心向朝廷，怎么会有造反的人·南方那些戍卒不过是些鼠窃狗盗的小偷小摸，何足挂齿·当地的官员早已将他们拘捕杀戮，根本不必大惊小怪！”
这番话果然讨得秦二世的欢心，结果那些说是造反的博士们都被送交司法部门审讯，而叔孙通却得到了二十匹布帛、一身衣服的赏赐，并将他的官职升了一级。
等到叔孙通返回住所，那些博士们责问他道：“你怎么那么会巴结讨好·”叔孙通说：“你们太不聪明了，我也险些不免于虎口！”
这时，他已清楚地看出了秦国即将灭亡的形势，当夜便逃出秦都咸阳，投奔陈胜、吴广的队伍去了。陈胜、吴广失败以后，他先后又归顺过项梁、义帝、项羽，最后项羽失败，他跑去投靠了刘邦。
刘邦这个人不喜欢读书人，叔孙通为了迎合刘邦，脱掉了自己儒生的服装，特意换上一身刘邦故乡通行的短衣短衫，果然赢得了刘邦的好感。
当他投降刘邦时，有一百多名学生随他而来，可他并不向刘邦推荐，而是专门举荐了一群过去的盗贼和精壮的汉子，这样一来，他的学生就对他有意见了。他们说：“我们追随先生多年，又同先生一起降汉，先生不推荐我们，专推荐一些善于拿刀动剑的人物，这是为什么！”
叔孙通于是就对他们说：“汉王现在正是打江山的时候，自然需要一些能够冲锋陷阵的人，你们这些读书人能打仗吗·所以我先推荐那些能打折对方将领的脑袋和拔击敌方旗子的人。今后一旦汉王让我通当了博士我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别着急，且耐心等待。”
诸候们在定陶一同把汉王推尊为皇帝。刘邦统一天下后，那些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们，出身微细，身受暴秦苛政的压迫，在反秦起义和建立统一新王朝的斗争中，作战勇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些人文化素质低，缺乏教养。在他们加官晋爵、享有权力后，那种不拘小节的粗俗举止更加暴露无遗，他们喝醉酒后狂呼乱叫；为了争功，甚至拔剑击柱。刘邦显得很不耐烦，这一点让叔孙通看出来了，他便趁机建议制定一套大臣朝见皇帝的礼仪，叔孙通上谏皇帝说：“读书人不能领兵打仗取得天下，但可以守住天下。如果没有礼仪，您将来怎样治理天下呢？”汉高祖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说得十分有道理。说：“做到它很困难吗·”叔孙通说：“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制不同。礼制这个东西，是根据时代和世上人情而制定的，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所以夏朝、殷朝、周朝的礼制内容有所增加删减也就可以理解了，这就是不相重复。我愿意采用古代的礼制和秦朝的仪式搀杂起来而制成新的礼仪。”刘邦自然同意说：“你可以试着干，让它容易掌握，揣摸着我能够施行并做到它。”
这样一来，他的那班弟子都派上了用场，同时他还特地到礼仪之邦的鲁地，去征召一批懂得朝廷大典的人。有两个读书人不愿意来，当面指责他道：“你踏上仕途以来，前前后后服侍了十几个主子，都是以阿谀奉承而得到贵宠。现在天下刚刚安定下来，百姓死者还没得到安葬，伤者还未得到治疗，国家百废待兴，你却一门心思去搞那些不是当务之急的礼仪。你的作为完全不符合古人设置礼仪的初衷，我不会跟你一块去的，你赶快走开，别玷污我！”
叔孙通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讥笑道：“真是一个腐儒，完全不懂得适应时局的变化！”于是便和征召来的三十个人前往西边进了函谷关，左右近臣和素有学问的人，以及叔孙通的弟子等一百多人在野外用茅草做人竖立在地上，作尊卑的区分，练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对刘邦说：“皇上可以去看看。”
公元前200年（汉高帝七年），长乐宫建成，这时恰巧是十月朝会，诸侯们和大臣们在这在时对汉高祖刘邦进行十月朝拜岁首的礼节。叔孙通制定的新的礼仪是：在天没亮之前，朝拜的人施礼，被人引导依次进入殿门。只见宫廷中排列着车马骑兵和守卫的士兵军官，设置兵器，插上旗帜，皇上听政的大殿下郎中们夹阶而站，每阶都有几百个人。有功之臣、诸侯们、将军们、军官依官阶大小依次站在西边，面向东；文官丞相以下的官员站在东面，面向西。接待宾客的官使大行安排九卿的位置，上下传话顺序。于是皇帝坐着专用小车从房里出来，众官员们传声唱，诸侯王以下到六百旦的官员依次按顺序向皇帝祝贺。诸侯王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感到震惊恐怖肃然起敬的。到礼仪完了后，都趴在地上，摆上礼仪用的酒品。那些在大堂上朝拜的人都趴下身子低着头，以位置尊卑为序一个一个起来向皇上祝寿。礼仪酒喝过九杯，掌管宾客的谒者说：“停止喝酒。”御史前去执行法令，凡不按仪式规定做的就给带走治罪。整个朝会过程都摆设有酒，没有敢喧哗失礼的人。
汉高祖在亲身经历了这套仪式以后，说了这样一句千古有名也是充分暴露他的流氓本色的话：“吾今知天子之贵矣！”
于是叔孙通加官晋级，一次便得到五百金的赐赏，成为朝廷近臣，叔孙通又将五百斤金分赐诸生。诸生连连夸赞：“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高帝九年（前198年），汉高祖封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刘邦死后，惠帝以群臣不熟习园陵寝庙制度，又命他重新担任奉常，制定宗庙仪法。一直到汉惠帝还恩宠不衰。
“墙头草”历来是遭人非议的一个词语，因为他们善于随风转舵而被人们唾弃。但是“伴君如伴虎”，处处都要小心谨慎。司马迁曾评叔孙通的这种行为，这样说到：“根据君王的情况决定自己的进退，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叔孙通顺从世俗的做法，分析时务，制定礼制，最后终于成了汉朝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正直而不僵硬，灵活而不屈服，大直若曲，道的实行要曲折前进，大概说的就是叔孙道的这种做法。”
冯道：四朝不倒翁，官场“长乐老”
常言道：“为官难”。伴君如伴虎，朝臣与皇帝相处，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要稍有不慎便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是官场如此之险恶，仍然有一个人能在四个朝代，八位皇帝手下高居宰相之位而岿然不动，这的确是中国仕宦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人就是冯道。
冯道，字可道，生于公元882年（唐僖宗中和二年），瀛州景城（今河北省交河县东北）人。冯道自幼性格纯厚，爱好学习，善于写文章，不以穿破衣服、吃粗劣的饭食为耻。他的祖先也不是名门士族，据查，连一个县令以上的先人也找不出来。可见，冯道在这样的家庭出身条件下，想跻身官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冯道在唐末时期在幽州节豫使刘守光手下做橡史。当时，幽州军阀刘守光十分凶残，杀人成性，对于属下，也是一言不合，即加诛戮，甚至杀了之后，还叫人“割其肉而生啖之”，冯道与这样的人相处，自然是很危险的。
刘守光兵败后冯道经人帮助，投奔太原监督使张承业的门下，后经张承业的推荐，冯道成为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仕途。
李存勖的文亲李克用曾割据晋阳，独霸一方。李存勖自己也是一个颇有作为的人。
冯道善于洞悉主子的心思。是在消灭后梁的军队时，晋王的军饷十分匮乏，每天陪李存勖吃饭的将领太多，主管膳食的人往往操办不周感到十分为难。中门使郭崇韬对李存勖说：“供应紧张，能不能少几个陪着吃饭的人·”本来大家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不料李存勖听后勃然大怒，气哼哼地说：“我想为那些替我卖命的人弄顿饭吃都不能随心所欲，哪里还能当主帅呢·请你们另外去找一个三军统帅来吧。我要回太原了！”郭崇韬吓得不敢作声，冯道这时在一边说：“大王（李存勖当时为晋王）您屡建大功，而且刚刚平了南寇，怎么可以就这样一走了之呢？郭韬所谏，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您如觉不妥，可以拒绝他的进谏，但不应该说这样让大家气馁的话。要是敌人知道了，岂不要认为大王君臣不和而有机可乘了。”冯道一席话，就平息了这场风波。
但冯道真正发迹还是在后明宗时期。明宗鉴于前朝的教训，比较用有文才的人，想以文治国。冯道这时便被任命为宰相。
冯道生性谨慎，从来不正面顶撞皇帝，而总是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让皇帝了解自己的意思。一天，明宗问臣下年景如何，臣下们大多说了些粉饰太平的话，但冯道却给明宗讲了一个故事。冯道说：“我当年在晋王府的时候，奉命到河北中山一代公干，途中要路过井陉。我早就听说过井陉是个很难走的地方，人马到了那里，多发生被绊倒摔伤的事，我就十分小心，平安地走过了井陉。没想到过了井陉，到了平地，却被从马上摔了下来，差点摔死，我这才明白要处处小心，时时提防。我的事虽小，却可以用来比喻大的事情，望陛下不要以为五谷丰登、河清海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兢兢业业，不要放纵享乐，这是我们臣下所希望的呀！”
还有一次，有人在临河县发现了一只玉环，上面有“传国宝万岁杯“的字样，此人将玉杯献给了明宗。明宗对这只玉杯爱不释手，特地拿出来给冯道观赏，冯道看过后不但没有啧啧称奇，反而意味深长对明宗说：“这玉杯不过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有形之玉，而对作君王的人来说，更重要的却是无形之宝”。明宗便问冯道什么是无形之宝。冯道说：“仁义道德便是帝王的无形之宝。”冯道借玉杯来暗示明宗应该抱着仁义之心来治理国家，有的放矢，也见用心良苦。
后唐明宗去世以后，闵帝李从厚即位。在五代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单凭一腔正直向上之气显然不行了，要想保住官位，还得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凭着这些冯道终于成了一个历经数朝而荣宠不减的不倒翁。
清泰元年（公元943年）同宗李从珂兴兵来伐，要夺取帝位，李从厚得到消息后，连臣下也来不及告诉，就匆忙出逃魏州。第二天早上，冯道及诸大臣来到朝堂，找不到皇帝，才知道李从珂兵变，皇帝出逃。冯道这时的做法真是出人意料。他本是明宗一手提拔，从寒微之族被任命为宰相，按常理说，此时正是他报答明宗大恩的时候，况且李从珂起兵实属大逆不道。但冯道没有考虑这些，他所想的是李从珂拥有大军，且性格刚愎，而李从厚不过是个小孩子，即位以来尚未掌握实权，为人又过于宽和犹柔，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他决定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入朝承继大位。
中书舍人卢导认为闵帝既没有死亡又没有宣布变权，匆匆另立新皇帝不妥。丞相李愚等人也随声附和。但冯道却要大家认清当前的形势，不要固执己见。加之冯道身为宰相，权位为诸官之首，又兼一些官吏为他所亲手提拔，他一倡仪坚持，多数人也不好说什么。只得跟冯道一起到洛阳郊外去列队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
只可惜，李从珂只当了两年皇帝，河东节度史北面总管石敬塘便起兵造反。石敬塘起兵时，因自感力量不足，不一定能打败李从珂，就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缓并上表称契丹首领为“父皇帝”，自己做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塘不久攻入洛阳，自立为帝。后唐重臣石敬塘便摇身一变成了晋高祖。
石敬塘在当皇帝后，以恢复明宗为号召，就把原明宗朝的官吏大多复了职，冯道也被任命为宰相。不知石敬塘对冯道奉事李从珂这段历史怎么考虑，也许是因为冯道未受李从珂重用的缘故吧，反正石敬塘来了个既往不咎，冯道更是乐得当官。
石敬塘夺取政权的第二年，他就急不可待地要履行对耶律德光许下的诺言，否则，王朝就有倾覆的危险。但是自称“儿皇帝”，上尊号于契丹皇帝与皇后，实在是一个说不出口的事。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颤”，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个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塘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较为老练，但石敬塘很为难，恐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塘喜出望外。出行前，他还假惺惺地对冯道表示慰问，劝他不要深入沙漠，冯道却毫不犹豫地说：“陛下受北朝（指契丹）厚恩，我受陛下恩庞，为陛下出使北朝，是理所当然的。”
晋高祖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在契丹生活了近两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京都（今河南开封）。这一下，冯道可真的风光了，冯道成了“儿皇帝”石敬塘的大功臣，连石敬塘都得巴结他。石敬塘让冯道手掌兵权，“事无巨细，悉以归之”，不久又加冯道为“鲁国公”，终石敬塘一朝，石敬塘对冯道是“宠无与为比。”
后晋出帝开运三年（公元946年）未，契丹大举伐晋，攻入开封。存在了八年的后晋王朝终于灭亡。冯道大概觉得契丹人可以稳坐中原江山吧，就从襄主动来投靠耶律德光，见面后契丹王问他说：“现在中原百姓生灵涂炭，怎样才能救天下百姓呢·”冯道毫不犹豫地答道：“这时候就是如来佛出世，也救不了此地的灾难，只有陛下才能救得！”大概爱听谄谀之辞是人的本性之一，耶律德光慢慢地相信并喜欢上了冯道，让当了辽王朝的“太傅”。冯道，再次显出了不倒翁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