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统帅韩信的悲剧结局
韩信作为一代名将，彪炳史册。公元前204年，他用背水一战的策略，以数千兵力击败二十万赵军。公元前202年，他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得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可以说，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寿终正寝——在公元前196年，韩信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难道韩信之死真的是应了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韩信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在楚汉相争的最后关头，韩信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用项羽的说客武涉的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二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因此，武涉和蒯通的意见是一致的，即韩信应该取中立态度，谁也不帮，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个建议如果当时被采纳，则《三国演义》的故事，只怕就等不到曹操、刘备、孙权他们来演了。
可是，韩信犹豫过来犹豫过去，最后还是下不了背叛刘邦的决心。因为，韩信觉得刘邦于己有恩，终不忍背叛。韩信对项羽的说客说，当初我事奉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我大将军印，给我数十万兵，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省下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言听计从，这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一个人，这样亲爱信任我，我背叛他，不吉祥啊！
当然，韩信也还有几分侥幸，总以为自己有功于汉，终不至于真的兔死狗烹。总而言之，说到底，还是“不忍”。不忍，就是妇人之仁。于是，有着妇人之仁的韩信，最后还是被那个不仁的妇人吕后给收拾了。
其实刘邦早就想收拾韩信了。尽管刘邦出于政治的需要重用了韩信，尽管听了他一席高论后也“自以为得信晚”，但他刚一进军营就伸手要权要官，而且狮子大开口，非大将军不当，也仍然会让刘邦心中不快，并留下阴影。没有哪个当领导的会真心喜欢这种狂傲的下属，无论他们是如何地有真才实学。也不会有哪个领导会高兴被自己的下属趁机要挟敲一竹杠，也不管他们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可以肯定，当韩信要求当假齐王时，刘邦心里便已经动了杀机，只不过并没有流露出来罢了。因为刘邦能忍。为了自己的所谓“大业”，刘邦是什么都忍得下的。
当然，当刘邦认为可以不必再忍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刘邦收拾韩信，是一步一步来的。也可以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就在韩信发兵帮刘邦打败项羽没多久，刘邦就突然袭击夺走了韩信的兵权，然后借口“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把他打发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当楚王。这种事刘邦以前就干过一回。刘邦曾在某个清晨佯称汉使，飞骑驰入军营，趁韩信和赵王张耳还没起床，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走印符，调兵遣将，弄得韩信和张耳大惊失色。这一次又故伎重演，趁着平定鲁国的机会，突然“还至定陶，驰入齐王（韩信）壁（军营），夺其军”。有过经验教训的韩信，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在两次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在刘邦心里，韩信其实已对他构成威胁。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不过，刘邦还是打算一步一步来，并不打算一下子就置韩信于死地。就在徙韩信为楚王的第二年，刘邦伪称天子巡狩，出游云梦，从洛阳来到陈丘（今河南省淮阳县），在诸侯郊迎的道旁，突然袭击秘密逮捕了韩信，理由是有人告他谋反。这当然不是事实。要反，当齐王时反不好，等到今天？刘邦也清楚那举报是诬告，但却不愿放过这个收拾韩信的机会，于是便把他绑在车上带回了洛阳。一到洛阳，便宣布大赦天下，也趁机“赦免”了韩信，只不过把他降为淮阴侯，也不让他到封地就职，而是留在朝中，颇有些“宽大处理，以观后效”的意味。
刘邦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刘邦深知，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此刻杀了韩信，理由并不充足，诸臣心中不服，自己也于心不忍。后来，韩信果真与陈豨合谋反汉，被吕后用萧何之计秘密逮捕后处死。刘邦从战场归来听到消息后，其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好一个“且喜且怜”，实在是刘邦真情的写照。刘邦对韩信的感情确实是复杂的。刘邦虽然嫉恨讨厌韩信，却也欣赏怜爱韩信。韩信毕竟是有功之臣，也是有才之人，能不杀，当然最好是不杀。何况韩信将兵多年，在军队中有一定威望，也多少有些心腹。骤然杀了韩信，弄不好会引起兵变。因此，刘邦决定再等一等，再看一看。
的确，刘邦对韩信，不能不有所忌惮。
就在有人举报韩信谋反，诸将也异口同声扬言要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时，刘邦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去和陈平商量。陈平问：陛下的兵比韩信更精吗？刘邦说：不能比。陈平又问：陛下的将比韩信更强吗？刘邦说：比不上。陈平说：兵不如人家精，将不如人家将，却发兵去讨伐，不是赶着人家造反吗？这才定下了秘密逮捕的计策。可见，刘邦对韩信的实力还是有所顾忌的，对韩信的心理也不完全摸底。
然而就在这时，韩信却干了一件蠢事。
当刘邦自称“天子巡狩”，带着不多的人马南巡，即将来到楚国边境时，韩信有些慌乱起来。韩信总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对劲，却又想不出哪里不对。因此，韩信不知自己应该如何对付才好：举兵造反吧，想想自己并没有什么得罪皇上的地方，皇上未必是来讨伐自己的。亲自去拜见吧，又总觉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弄不好一去就会被抓起来。这时，有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皇上最恨的是钟离将军。如果提着钟离将军的脑袋去见皇上，皇上一定高兴，咱们也就没事了。钟离将军即钟离眜，是楚国的名将，也是韩信的铁哥们。项羽死后，钟离眜无处遁逃，便躲在韩信这里。刘邦仇恨钟离眜，曾下诏通缉，却被韩信保护起来。但这回，韩信为了自保，却决定拿好朋友的脑袋去邀功行赏、讨好卖乖。
可惜韩信打错了算盘。刘邦固然仇恨钟离眜，同样也嫉恨韩信。刘邦要的是一统天下，是他刘氏家族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哪里仅仅只是一颗钟离眜的人头？所以，韩信出卖了朋友，刘邦却并不领情，只不过冷笑一声，然后一声断喝：左右，给我拿下！于是堂堂楚王便成了阶下之囚。韩信不服，高叫：我有何罪？刘邦说人家告你谋反。说完便让人把韩信捆起扔在车上。韩信仰天长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刘邦却回过头来说，少废话！你以为你反迹还不彰明吗？
实在地说，这时的韩信是冤枉的。但认真想想，却也不冤枉。韩信早就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功高震主，死到临头，这些道理，韩信不是不懂。武涉、蒯通他们也讲得很清楚：刘邦这个人，是靠不住的。在政治斗争中，交情友谊，亲密战友什么的，也是靠不住的。武涉说：刘邦这个人，野心极大而品性极差。他多次被项王捏在手里，项王可怜他，不肯杀他，他却一脱离危险便反咬项王一口，其不可亲近信任如此，你怎么就那么信得过他呢？告诉你吧，阁下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全因为项王在。项王今日亡，明天就轮到阁下！蒯通也说：永远都不要相信什么君臣之谊。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打败吴国，成就霸业，立功成名之日也就是他们身首异处之时。这些话说得都很透彻，可惜韩信听不进去，这才有了今天。
如果说，妇人之仁使韩信坐失良机，那么，小人之心则使他铸成大错。韩信杀钟离眜以讨好刘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韩信卖友求荣，便首先在道德上输了一着，使自己成为道德法庭上的罪人。我们知道，韩信原本是无罪的。加上他战功显赫，天下皆知，刘邦要杀他，就要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现在好了，刘邦可以放手干了。因为他要诛杀的，已不是劳苦功高的英雄，而是背信弃义的小人。杀功臣是有忌讳的，杀小人则理所应当。所谓“小人”，在中国也差不多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意思。所以韩信此举，无异为刘邦洗刷了道德罪责，而把自己送上了刑场。
第二，韩信讨好献媚，说明心中有愧，在心理上也输了一着。本来，刘邦是多少有些心虚的。刘邦知道韩信谋反的事是诬告，也知道刚一胜利就杀功臣有些那个。现在，刘邦理直气壮了。你韩信不曾想过谋反么？窝藏敌将钟离眜就是铁证！如果说不是为了谋反，只是出于哥们义气，那你怕什么？现在主动把他的脑袋献上来，只能说明你做贼心虚，弄不好还是杀人灭口！结果，没罪的成了有罪，有愧的反倒无愧。韩信此着，岂非授人以柄，自己给自己栽赃？
第三，韩信主动屈膝，说明自己心虚，在战术上又输了一着。“两军相敌勇者胜”，韩信的心虚，就壮了刘邦的胆。本来刘邦还有些怕韩信的，现在不怕了。原来那个将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的大将军韩信，也不过尔尔！别看他神气十足威风八面，原来内心深处虚弱得不堪一击。我刘某不过只是说了一声“南巡”，他就吓得屁滚尿流，忙不迭地把铁哥们卖了。这种人还不好收拾吗？
显然，韩信出卖朋友，并没能保住自己，反倒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刘邦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御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韩信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刘邦的诛杀功臣，毕竟没有后来朱元璋那么狠毒（此所谓时代不同也）。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韩信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有一次，韩信去看望樊哙，樊哙跪拜送迎，自言称臣，说大王您竟肯光顾小臣之府。出门之后，韩信便仰天大笑说：我韩某如今是和樊哙之流为伍了！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翦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6年，陈豨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宫。在这方面，吕后显然比刘邦要狠毒得多。皇后并不事先请示刘邦，事后也不通气，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死到临头，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于竟被妇人所戮。是啊，韩信只知道讥讽嘲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自己也有妇人之仁，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韩信的死作为历代功臣被诛杀的典型案例而被后人无数次地谈论。可悲的是，这一“兔死狗烹”的历史悲剧在后世又无数次地被重演着。
被枉杀的开唐第一功臣长孙无忌
唐高宗永徽六年，高宗李治宠幸武昭仪，想要废王皇后，让武昭仪正位中宫，却遭到以高宗的舅舅、太尉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众老臣的坚决反对。无论高宗如何恳求，长孙无忌仍然不肯松口，既不同意外甥皇帝废后，更不允许选武昭仪为后。
事实上，长孙无忌反对册立武昭仪为后，理由是很充分的，谁也不能说他有错。只是在整个过程中，长孙无忌透过反对废后一事所表现出来的蔑视皇帝的态度，却是大错特错——多年独掌朝政的顺遂，使长孙无忌也犯了历代顾命大臣不善终的同一个毛病。长孙无忌对年轻皇帝的感觉，一厢情愿地停留在了先帝托孤无条件依从的那一刻。最终，一件宫闱之私的废后之事，转变成了皇帝对权臣疑忌惮讳、欲除之而后快的祸源。
首先，对于高宗几次三番表达“欲立武昭仪为后”的愿望，长孙无忌都“固言不可”。高宗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向舅舅给足诚意。遂从自己的私房内库里精选了宝器锦帛，足足装了十几车，悄没声儿地密送到了太尉府，并且随即亲自登门拜访。收下了重金之后，这一次拜访似乎君臣、舅甥、宾主尽欢。高宗觉得曙光在望，于是在宴席上又高高兴兴地送给舅父第二件大礼：平白无故地擢升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做朝散大夫。两样大礼送出，高宗真正的意图也就浮出水面。当然，高宗身为皇帝，虽能当场提出交换要求，却不一定会将事情讲到透。担此重任的是武昭仪的母亲杨氏。高宗回宫之后，杨氏满怀希望地登场了。杨氏来到太尉府求见，希望长孙无忌能够应允高宗与武昭仪的“申请”。
然而，杨氏失望了，高宗和武昭仪也失望了。长孙无忌安享皇帝的贿赂不说，还居然敢收了钱不办事，毫无回转余地地将废王立武的申请打回了。
这事虽然是私下进行的，但消息很快就被广泛传扬开去。士大夫阶层自然认为此事更进一步牢固了长孙无忌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却也有识时务的人当即看出了其中的危与机。许敬宗就是这些识时务者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