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桀等人见上告的计谋不行，于是密谋叫长公主设酒席请霍光，暗伏兵士，杀掉霍光，乘势废掉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长公主家舍人的父亲稻田使者燕仓得知这个密谋，立即告诉他的上司大司农杨敞，杨敞畏事不敢揭发，于是告诉了杜延年，杜延年立即将此密谋报告给霍光。霍光震惊不已，当即采取断然行动。这年九月，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都以谋反罪被处死，并诛灭了他们的宗族。长公主、燕王刘旦都自杀而死。在这次激烈而残酷的权力争夺战中，霍光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从而也奠定了他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为日后推行他的政策和主张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霍光、上宫桀与桑弘羊等均为汉武帝所托付的顾命大臣，其中霍光与上官桀还是儿女亲家。按常理，他们应协力同心共同辅佐幼主汉昭帝。
但同僚最终转化为政敌，究其原因仍逃脱不了一个“利”字。霍光坚持原则，不愿利用手中权力为同僚谋私开方便之门，因此遭到他们的怨恨。霍光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也为自己树立起一个正直公正的政治形象，这也是他上受君王信任、下得群僚和百姓拥戴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面对政敌的威胁，霍光毫不手软，从而最大限度地稳定了局势。
选择赏识自己的君王是获取支持的前提
古代政治家，尤其是乱世中的政治家讲究择主而从。跟错了对象，即使你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无从施展。而一旦选择了一个慧眼识珠的明主，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君主苻坚与丞相王猛相知相得，长期互相信任和支持，融洽无间，这在当时那种动荡的年代十分难得。王猛出身贫贱，少以鬻箕畚为业，博学好兵书，怀佐世之志。东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经人推荐，王猛见到了前秦东海王苻坚，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大都不谋而合。苻坚无比兴奋，把他遇到王猛比作刘备遇到了诸葛亮。
前秦是氐族所建立的政权，当时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阶段，无论是出于对内促进封建化的需要，还是对外防卫的需要，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抑制氐族奴隶主贵族的势力。正是在这一点上，苻坚和王猛取得了共识。因此，在苻坚于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六月杀掉苻生，夺得政权之后，便对王猛倍加重用。王猛则全力以赴，建立法制，加强集权，狠刹权贵的气焰。
始干县（今陕西咸阳西）聚居着许多从枋头迁来的氐族贵族豪强，在当地横行不法。苻坚就让王猛兼任始干令。王猛上任后，明法峻刑，禁勒豪强，雷厉风行，大见成效。然而，王猛也招来了豪强的报复，有人告他无故鞭杀一吏，执法机关便将他逮捕下狱。苻坚亲自审问王猛，问他为何到任不久便杀戮无辜、施以酷政。王猛大义凛然地答道：治宁国用礼，治乱邦用法。陛下令臣治理如此重要之地，臣决心剪除凶猾。如今才杀一人，所余还有上万。若责臣以除暴不尽，执法不严，臣甘愿受罚。至于酷政之罪，臣实不敢接受。”苻坚听后，心里已明白，便向群臣宣布王猛无罪，并当众赞扬他：“王景略（王猛字）固足夷吾（即管仲）、子产之俦也。”
王猛日益被苻坚重用，引起氐族勋贵的嫉妒。氏族大臣樊世自恃开国元勋，尤为不服。樊世曾当众羞辱王猛：“我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耘而君食之乎！”王猛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即非但使君耕之，还将使君炊之。樊世听了勃然大怒，威胁道：“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意思是说我若不把你的脑袋挂到长安城门上，誓不为人！王猛将此事报告苻坚，苻坚说：“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不久，樊世进宫言事，当场与王猛发生争执，樊世破口大骂，秽言不堪入耳，后来竟挥动拳头击向王猛，被左右拦住。苻坚当即下令将樊世斩首。一些氐族贵族不服，纷纷谗害王猛。朝官仇腾、席宝利用职务之便，屡屡对苻坚毁谤王猛，苻坚则将二人赶出朝堂；对那些说王猛坏话的氐族大小官员，苻坚将他们痛骂一顿，有的甚至当场鞭挞脚踢。从此以后，公卿贵族见了王猛无不畏惧。
东晋升平三年（公元359年），王猛从尚书左丞迁为咸阳内史，又迁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京兆是氐族贵族最集中的地方，苻坚让王猛领京兆尹，目的是要杀一杀他们的气焰，进一步加强王权。王猛果然不孚所望，一上任，就把强太后之弟、特进、光禄大夫强德抓了起来。经德自恃皇亲贵戚，酗酒骄横，掠人财货子女，民愤极大。王猛将张德处死，并陈尸于市。数十天内，被处死的违法犯罪的权豪有二十余人。京兆风气为之一变，权豪们个个心惊胆战。苻坚见收效如此之大，不胜感慨地说：“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这年十月，王猛第三次迁官，为吏部尚书，不久，再迁为太子詹事、左仆射。十二月，又迁为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居中宿卫。王猛一年之内，五次迁官。此时，王猛仅36岁。以后，王猛又任丞相、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等职。王猛身兼数职，权倾内外。
在中国古代，像王猛这样的谋士，要想建功立业，必须选择好辅佐对象。如所择非人，即使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亦是徒劳。只有所辅对象英武有为，谋士的才干才能得以发挥，才能干一番事业。王猛择明主于患难之时，苻坚识英雄于草创之先，君臣二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因而，二人能在十六国纷乱的年代里大显身手。
王猛自升平元年（公元357年）至宁康三年（公元375年），前后辅佐苻坚18年之久，竭尽全力，倾其文韬武略，的确干出了一番事业来：他流放尸位素餐的庸官，拔举幽滞贤才；外修兵革，统军灭群雄；内崇儒学，劝课农桑。而其君主苻坚对王猛则放手重用，信任备至，史称：“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苻坚自己则“端拱于上”（端坐拱手于朝堂之上），这使得王猛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军政，工作效能因此大大提高。在君臣二人齐心协力的治理下，前秦国富兵强，战无不克，成为当时诸国中最有生气的国家，并且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十分天下，秦居其七。东晋政权已感到巨大的压力，无人再敢“北伐”；前秦境内，也是一片小康景象。
王猛对前秦功不可没。苻坚曾情不自禁地夸奖王猛：“卿夙夜匪懈，忧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卒岁。”苻坚把王猛比之于“文武足备”的姜尚，可见信宠之重。而王猛却十分谦虚地回答道：“不图陛下知臣之过，臣何足以拟古人！”苻坚又肯定地说：“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认为王猛胜过姜太公。苻坚还经常教导太子苻宏和长乐公苻丕等人：“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宁康三年（公元375年）六月，王猛积劳成疾，病情日益加重，苻坚亲自为之祈祷，并派侍臣遍祈于名山大川。其间，王猛病情略有好转，苻坚欣喜异常，特地为之赦免诛死以下罪犯，以示庆贺。七月，王猛病势转危，苻坚亲到王猛家中探望，并问以后事。王猛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在生命弥留之际，向苻坚进言：“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毕而终，时年51岁。苻坚悲痛万分，三次亲临哭祭，并对太子苻宏说：“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苻坚按照汉朝安葬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那样的最高规格，隆重地安葬了王猛；谥为武侯，如蜀汉谥诸葛亮为忠武侯一样。苻坚常把自己与王猛的关系比之为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但刘备长诸葛亮20岁，而苻坚却小于王猛13岁。所以，尽管有君臣名分，苻坚却始终把王猛视为兄长。现在王猛离他而去，使苻坚顿如失去左右手，他时时沉浸在怀念王猛的悲痛中，常常潸然泪下。过度的忧伤与焦虑，使苻坚在王猛去世后半年就须发斑白了。苻坚在王猛死后最初的年份里，恪守王猛遗教，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处理国政，并迅速灭掉苟延残喘的前凉和代国，完全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东夷、西域六十二国及西南夷都遣使前来朝贡。东晋的南乡、襄阳等郡也被攻夺下来。前秦臻于极盛。遗憾的是，苻坚后来忘了王猛的临终遗言，在王猛去世8年后，兵败淝水（今安徽境内），统一天下的愿望化为泡影。苻坚在淝水惨败后痛悔自己忘记王猛遗言而铸造成的大错，但后悔已晚，终成千古之憾。然而，无论怎样的结局，我们都可以把王猛与苻坚视为君臣相得的典范。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评价的那样：“苻坚在皇帝群中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辅佐大臣王猛，在将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将相。”这两位明君贤相的配合，造就了前秦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朝代。
于危乱之中撑起局面
乱久思治，君主的思治之心愈切，为臣者治乱扶危的政治才干就愈受倚重。姚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唐玄宗毫无保留的支持，从而施展自己整顿时局的抱负的。
从错综复杂、险恶多端的宫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唐玄宗很清楚地认识到，治理天下尤其是治理目前一团乱麻的天下，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姚崇是个在官场上拾阶而上的人物，他在政治领域、军事系统、经济部门都曾供过职，丰富的阅历使他熟谙国情民风，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锻炼了超人的胆识和能力。姚崇最大的特点是“尚通”，能在纷繁多变的政治斗争中随机应变，挽救时局。他的文章写得好，在文才济济的群臣中出类拔萃。所以，拜姚崇为相，是玄宗的英明抉择。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唐玄宗带领官员们到渭川（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丰镇）打猎，顺便想召回正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回京任相。宰相张说本来与姚崇不和，听说消息，便让殿中监姜皎对玄宗说：“陛下早就准备任命河东道总管，但是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我可推荐一人，不知陛下怎么奖赏我·”玄宗问姜皎此人是谁，姜皎答说：“姚崇文武全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唐玄宗一听便明白这是张说的意思，并未搭理，反而更坚定了他任姚崇为相的决心。
姚崇被人领到玄宗跟前时，玄宗正兴致勃勃地在渭水边上打猎。君臣阔别多时，相聚自是欢喜，玄宗问姚崇可会打猎，姚崇说：“我从小失去父亲，住在广成泽（今河南临汝西）边的一个小乡村，每天以交游猎射为乐，到了三十多岁，还只知呼鹰逐兔，直到碰到张憬藏，才接受他的建议用心攻读。别看我如今岁数大了，但还能骑马、射箭。”玄宗听了，很高兴，便和姚崇纵马齐驱，挽弓射猎，尽兴而归。
就在这一天，玄宗郑重宣布：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但是，姚崇却并不拜谢。玄宗当时好生纳闷，但又不好问什么。到了晚上，在烛光通明的临时营帐，姚崇当着其他宰相的面，跪拜在玄宗座下说：“白天陛下任我做宰相，我没有拜谢，是因为有话要说，我想建议十件大事，如果陛下不能实行这十件事，那我就不敢接受任命。”玄宗让他说说看，于是姚崇便奏陈了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说”，其基本内容是：（一）实行仁政；（二）几十年不求边功；（三）不许宦官干预政事；（四）杜绝非正式的入仕途径；（五）确立法纲纪网；（六）严禁贿赂风气；（七）停止建造寺观宫殿；（八）要以礼法对待大臣；（九）允许直言谏诤；（十）限制后妃、外戚干政。
对于这十件事，唐玄宗一一痛快答应，他深深地认识到：他让姚崇任相是找对了人。这十件大事，唐玄宗以前也曾考虑过，但他毕竟还年轻，才干和经验远远不如姚崇，不如姚崇想得那么具体、全面、系统。姚崇的“十事要说”是针对武则天晚年以来存在的严重弊政而进行的改革：第一件大事，针对酷吏横行；第二件针对贪求边功；第三件针对宦官干政；第四件针对任人唯亲、冗官众多；第五件针对徇私枉法；第六件针对滥收杂税，贿赂公行；第七件针对大建佛寺和奢侈浪费；第八件针对奸臣弄权；第九件针对饰非拒谏；第十件针对后妃、外戚专权。姚崇的十条建议是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一整套施政纲领。姚崇作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为玄宗的政治目标描绘了一幅蓝图。紧接着，这位具有实干精神的杰出政治家又帮助玄宗逐步落实施行这一套纲领，开始了拨乱反正、振兴唐朝的宏伟事业。可以说，没有“十事要说”，就没有“开元之治”。
玄宗对姚崇十分信任，放手使用。但善于快刀斩乱麻的姚崇起初对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还是抱有难以言喻的畏惧心理，在办事时有点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曾在官员升迁问题上多次征询玄宗的意见。有一次，姚崇又前去请示，玄宗却仰视殿顶，充耳不闻。姚崇无奈，只好忐忑不安地告退。侍立一旁的高力士满腹狐疑，便问玄宗原由。得到的回答是：“我委托姚崇处理庶政，大事理当共议，小事岂有必要一一相烦。”经高力士中转解释，姚崇才明白了玄宗的良苦用心，从此大刀阔斧、当断即断，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开元二年正月，薛王李隆业的舅父王仙童，倚仗权势，骄横不法，被御史弹劾。薛王马上到他兄长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也念舅甥之情，便下令重新审查，示意要宽免。姚崇等人知道后，立即上奏玄宗：“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并不冤枉他，不能赦免。”姚祟坚持原则，绝不妥协，玄宗只好同意依法惩办，“由是贵戚束手”。这正是按姚崇“十事要说”中的第五条办事的。
同年五月，因为饥荒，玄宗下令罢免员外、会试、检校等冗官，而且规定，今后这三种官除非有战功都由他亲自任命，吏部和兵部均不准委任。在此之前，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奏请玄宗，把他府中的阎楚硅由录事（从九品）破格提拔为参军（正七品）。这种私自请托而任官的做法，实际上是中宗时卖爵鬻爵、“斜封官”的故伎重演。姚崇得知此事，非常生气，立即奏明玄宗：“臣窃认为量材授官，一定要经过有关部门，如果因为亲故便施以官爵，以示恩惠，那么以前的故事又要重演，纲纪又要大乱。”姚崇据理力争，终于使玄宗收回敕命。从此，私自请托的歪风为之一扫，姚崇的第四条建议也得到了落实。
在姚崇辅政期间，他大力整顿吏治，做到任人惟贤、量材授职，严格铨选制度，罢免以前的“斜封官”，大批冗官纷纷卷起了铺盖卷，从中央朝廷到地方，政府机器高效率地运转起来；在姚崇的身体力行下，言路广开，朝廷中充满着开明风气。
姚崇帮助玄宗革新了政治，也获得了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礼遇。每当入宫议事，玄宗总是起立相迎，离开时送到殿门。在群臣羡慕的目光中，姚崇享受了旷古少有的荣耀，而此时的玄宗也沉浸在如鱼得水般的欢乐中。唐玄宗即位初期，虽然经济从唐初开始一直发展，但一连串的政变导致社会不稳，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定好大政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