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朝中大臣此时大可给明武宗“情面”，先流放了众太监，只要这些人离开皇帝左右，到时候想杀想剐，容易得很。但阁臣刘健等人得理不饶人，非逼明武宗表态，立即要收拾刘瑾等得宠的公公，这就让明武宗很不舒服。其实，大臣当中，当时的兵部尚书许进就是个明白人，他说：“这些宦官被流放在外就足够了，如果逼急了他们，没准会有甘露之变那样的事情发生！”众人不听。恰巧，吏部尚书焦芳是个奸诈之人，他一直与刘瑾交好，便把朝臣动向马上通知刘瑾，并暗中为刘公公等人出主意。于是，当天深夜，明武宗正在宴饮听戏之际，刘瑾、张永、谷大用等八人忽然出现，向小主子跪头叩头不已，大声哭泣喊冤，诉道：“陷害我们的主凶是王岳！”
武宗皇帝不解：“为什么说是他？”
刘瑾道：“王岳提领东厂，与外臣相勾结，里应外合，想陷害我们几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朝臣们所说奴辈等买鹰进犬供陛下玩乐，难道只有我们几个，王岳没份儿吗？”
听闻王岳与朝臣里外交通，明武宗怒从心头起：“应该马上先逮捕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岳！”
刘瑾察言观色，深知机不可失，马上进言：“狗马鹰兔这类玩艺儿，何损万岁您盛德！如今左班大臣敢于大言无忌的原因，是司礼监没有我们自己人啊。如果陛下您让自己人掌握司礼监，谁还敢嚷嚷！”
明武宗大悟，立即传旨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并“提督团营”。这样一来，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不仅掌握于刘瑾手中，他还有了京城禁卫军的指挥权。太监可比朝臣们果断得多，刘瑾立刻逮捕王岳等不与自己一心的原上司，流放南京。忙了一宿，外廷大臣什么都不知道，都被蒙在鼓里。
转天早朝，众官正要上奏逮治刘瑾等人，未等开口，有中官宣旨，宣布了皇帝对刘瑾等人的新任命以及对王岳等人的处治。
一夜之间，情况大变，朝臣一时愕然。刘健等阁臣知道事情不可挽回，只得上章求去。明武宗乐得清闲，交与刘瑾处理。刘瑾自然“批准”，勒令刘健、谢迁致仕，独留李东阳一人看守内阁。
李东阳能留下，是因为日前阁议时，刘健拍案痛哭，谢迁大骂宦官不止，惟独李东阳一直沉默无言。刘瑾耳目多，侦知此情后，才决定留下李东阳一人当障眼牌。
消息传出，山西道御史刘玉等人上书恳谏，要求武宗皇帝不要弃逐顾命大臣。武宗览奏大怒，把几人逮捕入狱，削职为民。看到皇帝如此表态，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于是（他们）同揣帝意，在外日以深文（峻法）诛求诸臣，使（大臣们）自救不暇，而莫敢进言”。
眼看刘谨主事后大臣们的奏章少了很多，明武宗顿觉耳目清静，欢喜之余觉得刘公公办事得力，深可信赖，大加倚用。
刘瑾当然不会放过老上级王岳公公，派人于半路追杀之。
刘瑾非常有心机，素善矫饰，对老同事谷大用等人办事也非常“挑剔”，以显示他的“公心”。这样做，既威慑了同辈，又在明武宗面前买了好，直称赞他执法公允。同时，刘瑾又擢升首先向自己告密的吏部尚书焦芳为大学士，入阁办公，表里为奸。外廷有了焦芳这么一个同谋，刘瑾羽翼顿丰，为事更加顺手。依据明代制度，吏部首长不能兼任内阁之事，因为内阁负责看详拟票，吏部负责官员铨选，如果二者由一人兼而任之，就相当于总理兼组织部长，把宰相的职责都拿到手里。明朝立国以来，一直禁行这种任命。刘瑾打破成法，由自己人焦芳一人兼两任，主要是为了他们办事方便。
由于先前的户部尚书韩文也是率导众臣劾奏太监的带头人，刘瑾自然不会放过他，日伺其过，找碴把韩文贬官，逐回老家为民。改任吏部尚书的许进与刘瑾意见相左，也被刘瑾逐出。只要有大臣上章疏提意见不符刘瑾心意的，轻则免官，重则入狱被杀。
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上书谏明武宗惩罚言臣太过，刘瑾览之大怒，矫诏逮王守仁入狱，狠杖五十大板，几乎把王主事活活打死，然后罚他为贵州龙场驿丞。流放途中，刘瑾派人在途中伺伏，想置王守仁于死地。行到杭州，王守仁怕自己被害死，连夜把衣服抛入水中，又写遗诗“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想造成投水自杀的假象骗过杀手的追杀。这一招做得很到位，连其家人都以为他真死了，服丧告殡。王守仁隐姓埋名，窜入武夷山中，终于逃脱刘瑾的毒手。但不久，王守仁又怕自己连累其父王华，只得重返“人间”，赴贵州龙场充当驿丞。王华时任南京吏部尚书，刘瑾强逼他退休。王守仁终得不死，否则，中国思想史就少了一颗巨星。王守仁后来成为一代哲学宗师，以“阳明”学派著称后世。
刘公公爱搞创新，他开创“枷法”，有事没事就以皇帝名义把大臣们囚枷于长安门，站错队的大臣被枷死者甚众。大小官员奉命出外及还京的，朝见皇帝后，肯定会赴刘瑾私宅辞拜。公侯勋戚，谒见刘瑾均行跪拜礼。宁王朱家濠有不轨之心，派人送大批金宝给刘瑾，希望朝廷还回他的旧有护卫军，刘瑾立许。
兵部尚书刘宇原先只是宣大总督这样一个地方官，入京后为左都御史，马上向刘瑾送万两白银为“见面礼”。彼时刘瑾刚刚当权，期望值不高，不过数百白银的盼头，忽见这么多白花花银两，惊喜莫名，大叫“刘先生待我太好了！”因此，刘公公投桃报李，手中有“组织”权后，立马就任刘宇为“兵部尚书”。刘宇确实捡了个彩头，押宝得当，识人的时机非常关键，在刘公公欲显未显之时，果断送大礼。当初这一万两白银对刘瑾的影响，日后几十万白银也换不来。司空见惯后，刘谨对银子这种见面礼的印象就不再深刻。这位刘宇是个人精，几年后，刘谨败前两月，他见刘公公一直排斥正人，树敌无数，预感到公公要倒台，便激流勇退，告老还乡。当然，刘宇依然名列阉党，可毕竟身家性命得以保全。且老刘当政几年来，收受白银成千上万两，相比当初送刘瑾那区区一万两银子，绝对是个大好的买卖，值了！
刘瑾之所以能把天下大事一把抓，招术并不新奇，但此招于太监们来讲屡试不爽：趁明武宗聚精会神看杂耍、歌舞表演或戎服骑射玩打仗游戏时，刘瑾总会捧着一大堆奏章要皇帝“省决”。一来二去，明武宗兴头被扫，叱骂道：“我要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用的！拿这种小事烦朕！”刘瑾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自己全权负责处理这些军国大事。
刚开始时，刘瑾还象征性地把奏章批复意见送进内阁“拟旨”。内阁的办事官员不傻，纷纷打探刘瑾公公的真实意图，然后按照他的要求拟旨。其事大不能决者，内阁官员先让堂侯官到刘瑾处请明，然后方敢下笔。到了后来，刘瑾索性把这道程序也省略了，将全部奏章文件带回自己私宅，由师爷张文冕一手操办。这张师爷松江胥吏出身，因犯法被通缉，逃入刘瑾府中，大受信用。由此，这么个“副股级”胥吏变成了真正有权操掌天下万机的“真宰相”。为此，刘瑾自建“白本”，把大意写好后送内阁拟者，李东阳等人自顾不暇，皆惟惟诺诺，极口称美。诏旨中有言及刘瑾的，皆称“刘太监”而不敢写其“名讳”。在都察院的奏章中，有一次官员误写“刘瑾”名于其上，惹得刘公公拍案大怒，最后都御史（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屠滽率全体僚属向他下跪求饶。
为了进一步加强太监权力，刘谨矫诏“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并革除天下巡抚的称谓，地方大权也被公公们牢牢掌握。
宦官不男不女，半阴不阳，非常记仇，果真是嫌隙之怨，易构难消。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四月，刘瑾命百官跪于金水桥南，宣布“奸党”人员及罪名，为首的“奸党”就是最早想要“八虎”太监性命的大学士刘健、谢迁以及户部尚书韩文，共53人之多。名在“奸党录”中的人，在官者全被开除。
至于李东阳方面，刘瑾不忘旧恨，把这位阁臣构陷下狱准备弄死。但由于老李善于乱世浮沉，依违其间，加上刘瑾一直敬佩的大名士翰林康海到刘瑾家中说情，最终老李才捡得一命。此后，老李更加小心翼翼，委蛇避祸。李东阳之所以一直未被刘瑾拔除，也是当时刘瑾阉党不想尽逐旧日阁员，怕行事太过会引起朝野更大的反弹，加之老李为人做事不是特别冲动冒失，平日又能为公公们写碑文进赞语什么的，所以才被刘太监最终“包容”。
日后，刘瑾身败，李东阳被不少人誉为能识大体，夸奖他能在虎狼公公们当道时保全“善类”。这其实也是言之过当，老李不过是“恋栈”而已，没有什么对恶势利做斗争的勇气和实际举动。但李东阳为人廉谨宽厚，小心谨慎，又为明朝一代文学宗师，从本质上讲绝对不是什么坏人。上有昏君，下有阉党，李东阳沉浮其间，殊为不易。
除焦芳外，刘瑾在正德二年冬又任命张彩为文选司郎中。这位张彩虽也是佞幸小人，但他有真本事，乃进士出身，曾为吏部主事，因与焦芳关系好，自然为刘瑾所用。
张彩是个美男子，面貌白皙，身材修伟。见刘瑾时，张彩高冠鲜衣，须眉蔚然，词辩泉涌，很是招人喜欢。刘瑾看见如此人才投奔门下，又敬又爱，执手移时，相见恨晚。刘瑾赞叹道：“张先生真神人也，我怎么能得到您这种人才呀！”
这位张彩一路高升，不久入阁，并加太子少保。张彩很会来事。每次刘瑾公公休假期间，满朝文武公卿皆在其宅前等候，有时等了大半天也不见刘公公露面。但惟独张彩故意徐徐而来，缓步摇身，直入刘瑾小阁，与公公欢饮好久，才怡然而出。由此，大家更加畏惧敬惮张彩，拜见张彩的规格和拜见刘瑾一样恭谨。
张彩为主子刘瑾尽心尽力，出过不少主意收买人心。见外官纷纷向刘瑾行巨贿，他私下对公公说：“这些人在地方上搜刮小民，然后献给您的不过十分之一，但天下之怨都归于您，应重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以昭示天下！”
刘瑾大声称善，一时间搞运动一样“反贪”“反行贿”，使得行贿的地方官员因贿得罪入狱的有不少人。时人为此有段时间大受蒙弊，以为张彩能引导刘瑾为善。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七月，明武宗上朝时，发现有人趁众臣朝拜时在朝堂投匿名信。武宗皇帝眼尖，命人拾取，仔细一读，全是上告刘瑾不法说情的内容。青春期的武宗皇帝逆反心理很严重，他当着百官的面恶狠狠地拿着匿名信说：“你们所说的好人，朕就是不用！你们所说的坏人，我一定要用！”
刘瑾更怒，他把当天上朝的三百多名大臣皆驱至奉天门外，让他们集体东向罚跪。众臣跪了一天，因干渴当场就死了4个人。见酷署天众臣罚跪，太监李荣也看不过去，趁刘瑾不在时派内侍们向人群中扔冰冻西瓜以解渴，刘瑾见而恨之。太监黄伟也很义愤，话里有话地高声叫道：“匿名信中所书，皆是利国利民之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奈何枉累他人！”事后，刘瑾把李、黄二太监逐出宫并予以免职。最后，刘瑾准备把所有当天在场的大臣们皆打入诏狱拷问，大有不审出投匿名信的人绝不罢休之势。后经李东阳苦劝，又有亲信告称匿名信乃宦官内部之人投放，刘瑾这才“饶过”众官一回。
除老同事管理的东厂、西厂、神机营之外，刘瑾又设“内行厂”，自己亲自督理。这“内行厂”权利最大，是特务“王中王”，被“惦记”上的人本人及家族基本上活不了几天。不仅仅常人能监察，连厂卫的特务和特务头子也在侦察之列。也就是说，刘谨对“老同事”们也不放心，对这些同类不断加强监视，惟恐他们不与自己同声同气。
正德四年，刘瑾得力心腹焦芳退休，刘瑾便升任心腹刘宇由吏部尚书为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迁吏部左侍郎张彩为吏部尚书，这样一来当时的吏部、户部、兵部尚书都是刘谨党羽。刘瑾除在京城抓权外，又广在地方生事。刘瑾多次矫诏遣人查盘天下军民府库，凡地方有存留的财物，皆强令解送京城。郡县积储为之一空。同时，刘瑾又对各外地入京朝觐官员下死命令，每布政司入朝，一定要献纳白银二万两。刘瑾还把京城客居之人全部逐出，又下令全国寡妇必须出嫁，家里有人死亡不及时埋葬的立刻焚烧等，招致天下怨恨。
盈满必亏。刘瑾身败，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宦官集团之间的内哄，外因是安化王朱寊蟠之叛。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五月，安化王朱寊蟠造反。王爷造反，当然要有名义，安化王打出的旗号就是“清君侧”，檄文中列举十七条刘瑾的“大罪”。当然，这位安化王“清君侧”是假，要当皇上才是本意，但檄文中写明的刘瑾罪状件件属实。
刘瑾大惧，立刻命令手下绝对不许明武宗看见这份檄文，同时他调兵去镇压这位王爷的造反。
思来想去，刘瑾对于这种军国大事自己拿不定主意，最终在阁臣等人的建议下起用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为总督，提数万劲旅前去征讨。
刘瑾百密一疏，忘了杨一清和张永均与自己有大过节。虽然事后刘瑾忙派自己心腹陈震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的身份赶往前线，想“总制其事”，但安化王造反十八天即完蛋，功劳自然算不到刘瑾和陈震身上，倒被张永和杨一清得了头彩。
安化王父子被擒，是正德五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路遥水远，明廷并不知道这一消息。所以，张永、杨一清出师北京，是五月份的事情。也就是说，二人受诏提大军出发的时候，安化王造反已经失败了十几天，只是明廷没得到消息。
恰恰是张永、杨一清在宁夏灵州共事期间，二人相谈甚欢，定下了除掉刘瑾的谋略。
杨一清知道张永与刘谨有嫌怨。一日，二人饮酒，杨一清叹言道：“张公您神武明达，定宁夏易如反掌，但国家大患在京城！”
张永知道杨一清话中有话，反问：“杨公您说得是谁？”
杨一清移至张永身边，在他掌上用指划了一个“瑾”字。
张永深以为然，不住点头。二人一拍即合，就此决定了刘瑾的命运。
农历八月，张永回京叙功，杨一清仍留守，总制三边军务。刘瑾获悉安化王造反被平定，自以为功，矫旨给自己增加俸禄，又超拨哥哥刘景祥为都督。也可能出于某种不祥的预感，听术士说自己的侄孙刘二汉有天子命，刘瑾一时间竟起谋逆之念，在宅中广置甲杖，准备伺机起事。查其原意，本想借其兄刘景祥发丧时兴兵把众人一网打尽，然后率徒党弑明武宗，推侄孙刘二汉称帝。其实，这位刘公公也是脑子一热发疯，侄孙当了皇帝，再怎样也不会让他这个太监爷爷当“太上皇”。
张永有心机，他先报称要在八月十五入京献俘贺捷。刘瑾一边在京中加紧谋逆准备，一面让人告诉张永不必这么着急入京。张永闻此，更觉得刘瑾要干大事，就比预定日期更早一步，急急赶入北京献俘。
明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在东华门参加献俘礼，大摆宴席，犒劳张永等人。君臣多日不见，倍感亲切，明武宗、张永两个边喝边谈，渐至深夜。
刘瑾在一旁陪的厌烦，起身告退，殿中只留下张永与皇帝二人。事实证明，历史上，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忍住不睡觉，不该上厕所的一定要忍住不去厕所。否则，重则家族性命，轻则丢官罢职，肯定没好果子吃。
见刘瑾退席还家，张永立刻从怀中取出安化王的檄文，指控刘瑾激变边塞，结怨天下，阴谋不轨。对此，明武宗起初还敷衍，说：“算了，说这个干嘛，喝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