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在位前期，曾经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他雷厉风行地裁减员外冗官，整顿官吏队伍，对开创“开元之治”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唐初官僚机构比较精干，官员不多。贞观元年（627），中央九品以上的官吏只六百四十三人。武则天广开材路，破格延揽人才，虽然拔擢了一些有用之才，但也造成官僚机构膨胀的严重后果。中宗时，韦后专权，政治腐败，滥置员外官两千余人。韦后女安乐公主、长宁公主韦后妹郧国夫人和上官婕妤等依势用事，卖官以敛财，凡交钱三十万，就“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这种“斜封官”又有数千人。而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各置两个吏部侍郎主持选官，每年入选者更达数万人。官吏的冗滥不仅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加剧了官场上贪污腐化之风。唐玄宗有志于改革，决心整顿官吏队伍。整顿官吏队伍，必须选择一位贤明能干的宰相。
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召见被贬在同州（治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史的姚崇，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即宰相职）。据说，当时姚崇佯装不谢恩，玄宗大感意外。姚崇遂趁机提出十项建议，请求玄宗恩准，否则不敢受命。姚崇在建议中说：“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著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唐玄宗高兴地回答说：“朕素志也”。姚崇为相，勤于政务，忠贞不二，玄宗则委以大政，十分信任。
有一次，姚崇在殿中面奏任中郎吏事宜，玄宗却东张西望，姚崇再三说明，玄宗始终一言不发，姚崇惴惴不安而退。散朝后，内侍高力士规谏玄宗说：“陛下新即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诲者。”玄宗道：“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而重烦我邪！”高力士这才恍然大悟，便把玄宗的话转告姚崇，姚崇听了很受鼓舞。姚崇当宰相时，辅佐玄宗从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吏入手，开展整顿工作。
开元二年（714）正月，玄宗下令从京官中选拔有才识者出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入为京官，进行交流，并规定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去。他实行“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罚，所以惩恶”的方针。当时，周利贞、裴谈等十三个天朝的酷吏仍然把持着刺史一级的地方要职，玄宗下令全部加以罢免，永不叙用。营州都督宋庄礼大力屯田，数年间百姓殷富，仓廪丰实。同州刺史姜师度引雒水堰黄河入通灵陂，种植稻田二十万亩，置屯田十余所，连年获得丰收。玄宗都加以表彰，擢升为京官。开元初，以权谋官、请托求官之风禁而不绝。申王李成义为其府录事（从九品上，流外官）阎楚硅谋求破格提拔为参军（正七品上），李成义乃玄宗庶兄，玄宗已经应允。姚崇和另一宰相卢怀慎上疏直谏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玄宗闻奏，立即收回成命。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兄弟俩依仗其父对分管东都选官的魏知古有恩，颇多请托之事，魏知古回京后便密奏玄宗。有一天，玄宗从容问姚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姚崇虽然不知其子在外所作所为，但觉察出皇上的用意，便回答道：“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于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玄宗起初以为姚崇会袒护其子，听了他的回答后大喜，遂不加追究。这两件事在朝廷上下引起很大震动，请托之风有所收敛。
开元二年五月，玄宗采取整顿官吏队伍的一个重大措施，一举罢免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人，既精简了官僚机构，也减少了国家俸禄的开支。他坚持“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原则，第二年又采纳尚书左丞韦玢的建议，淘汰懈怠与不称职的郎官，或改授其它官职，以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吏治。唐玄宗认为，郡县是国家的根本，而刺史、县令是治国的前提。因此，他特别重视地方长官的选任。
开元四年（716）五月，有人密奏说：“今岁选叙大滥。县令非才。”于是，玄宗令新选的县令到宣政殿参加考试，鄄城（今属山东）令韦济考第一，当即擢升为长安附近的醴泉（今陕西礼泉）令，而考试不合格的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主持选叙的吏部侍郎卢从愿、李朝隐也受到降职的处分。对在职的地方官吏，玄宗规定每年进行考核，委派各道按察使“校量理行殿最，上等为最，下等为殿，中间三等依次定优劣”，以考绩的优劣作为黜陟的依据。这一制度有利于激励刺史县令和澄清地方吏治。正当开元全盛之日，选官制度突然起了变化。原来，史部铨选“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
入选者大多具有真才实学，求官的士人也因此加倍努力。
开元十八年（730）四月，宰相兼吏部尚书裴光庭奏行“循资格”，即选官只看候选年头，不问才能高下；限年升级，不准僭越；凡无罪谴，有升无降。那些平庸无能之辈皆额手称庆，颂之为“圣书”，而才俊之士则怨声载道。办法虽然是裴光庭提出的，但却得到唐玄宗的批准。这时的唐玄宗已经把“量材授官”、“官不滥升”原则忘得干干净净了，宰相宋璟极力反对也无用。开元二十一年（733）六月，玄宗下令说：“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虽然如此，任吏部仍然按照“循资格”选官。选官制度的变化，使开元初年整顿官吏队伍的成果丧失殆尽，唐朝也从此走上由盛而衰的道路。
松赞干布：改革兴吐蕃
“变者，天道也。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天下之事，如果因循守旧则无一事为；如果打破常规，则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改革是积极的，保守是消极的，前者以真理为目标，后者以平庸为目标。
公元620年，雅鲁藏布江以南琼巴（今西藏琼结）地区的吐蕃兼并了江北的苏毗，吐蕃赞普（赞普，王号）论赞弄囊被尊为朗日论赞，意为天山之王。松赞干布（617—650）就是朗日论赞之子，赞普的继承者。
在朗日论赞统治时期，吐蕃内部新旧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公元629年，旧贵族阴谋夺取统治权，在一次宴会中进毒毒死朗日论赞，并举兵叛乱。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十三岁的松赞干布继位。他虽然还是一个少年，但冷静沉稳，机智果断，依靠叔父论科耳和亲信大臣尚囊等，很快控制丁琼巴的局势。他首先通过追查进毒事件，肃清了内部的阴谋分子，然后渡江北上。在苏毗故地的逻些（今西藏拉萨）地区，他与新贵族结盟，抚慰百姓，赏赐士卒，取得了广泛的支持，征集一支一万多人的军队。公元632年，松赞干布指挥这支军队平定了内乱。次年，为了摆脱旧贵族的干扰，维护吐蕃的统一，他迁都逻些，继续消灭苏毗的残余势力，后来又征服西部的羊同。
松赞干布“年始弱冠，骁武绝人，性慷慨”。这时正值唐朝日益强盛的时期，他对强盛的唐朝十分倾慕。唐贞观八年（634），他第一次派遣使者到长安与唐朝通好，后来，一再请求与唐通婚。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答应把宗至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人蕃时带去了大量精致的手工艺品、药品、科技书籍和谷物蔬菜种子。从此以后，吐蕃“释毡裘，袭纨倚，渐慕华风。仍遣酋宗子弟，请人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鉴于贵族叛乱的教训，松赞干布认识到要维护统一、巩固统治，必须实行改革，完善国家机构，制定各种制度。与唐朝的交往，为他的改革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
吐蕃的中央机构原极简陋，大相的权力过于集中，世袭贵族有权自行处置各自领地内的军政财政事务。权赞干布仿照唐朝的宰相制度，多设宰相，以分割大相权力，又设天下兵马都分帅、副都元帅，以统领军队。宰相共议国政，而听命于赞普，有利于集权。宰相之下置宰相僚属，有主管内部事务的内大相、内副相、内小相；主管外部事务的都护，主管刑政的整事大相等，相当于各部尚书，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央集权机关。担任宰相、大臣的虽然都是大贵族，但他们是国家任命的官吏，而不是可以各行其是的氏族贵族了。
松赞干布对地方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把吐蕃全境划分为四个“如”、三十二个千户府，实行军政合一的统治。“如”既是地方行政区，也是军区。每个“如”又分为上、下两个“支如”；每个“支如”下辖四个千户府，每“如”还各有一个下千户府。各级组织的官吏都由中央任命，根据功过实行奖惩。贵族易地当官。使所辖兵丁不完全是自己部落的成员，避免他们称霸一方。士兵登记造册，不得更改扩充；军队出征以赞普发下的金箭调动，另派监军监督。这一改革是松赞干布学习唐朝府兵制的成果。
松赞干布还规定了各级官吏的官阶品级，颁以不同质地制成的臂章：一等是瑟瑟（翡翠），二等是金，三等是银镀金，四等是银，五等是铜，六等是铁，每等又分上、下两级，共十二个品级。
在松赞干布的主持下，吐蕃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共十二章。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按照伤害的轻重治罪，盗窃财物者罚偿八倍，并原赃九倍，奸淫者断其四肢之一，流放异方，妖言惑众者割掉舌头等等。又制定十善律，主要内容包括虔信宗教，孝顺父母，以圣哲为模范，酒食如量，心性忠直等道德方面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松赞干布也学习唐朝的均田制进行改革，把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和一些牲畜授于贫困的庶民百姓，用“绿册”登记庶民的户口和耕地面积，固定他们应当交纳的赋税负担。
松赞干布是一个很善于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领导者。吐蕃原没有文字，松赞干布派遣贵族子弟到克什米尔一带求学，学习梵文和西域文字，回来后创造了适合吐蕃使用的藏文。据说，松赞干布不仅大力提倡，号召大臣学习，甚至强制贵族青年学习，而且他本人也专心学习了四年，为大家做出榜样。
松赞干布的改革，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吐蕃社会的进步，对藏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因俗而治：辽太宗推行古人的“一国两制”
10世纪初，契丹族于北部中国迅速崛起。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元神册，定国号契丹（后改国号辽），十年之后灭渤海国政权，疆域“东至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控制了大漠南北和东北广大地区。天显二年（927）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又迫使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进而占据了华北平原。
居于辽境北部的契丹人“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其生产方式以游牧经济为主。因受汉族地区先进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影响，契丹建国前后正处于从氏族社会末期向封建社会飞跃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阿保机任用俘去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韩延徽、康默记、韩知古等人实行一系列改革，如北宋富弼所说，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其所作为“皆与中国等”。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保留了很多野蛮落后的做法。大同元年（947）辽太宗攻破开封，大肆劫掠后北返，便遭到汉族人民强烈反抗，使太宗大发感慨：“我不知中国（当时所谓中国皆指中原）人难制如此！”并把“纵兵掠刍粟”和“括民私财”列为此行“三失”中的两条重要教训。
随着辽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张，境内不同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方面的冲突愈趋激烈。处于落后阶段的契丹征服者一时尚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而又无法全部改变先进的农耕经济，于是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俗而治”，确立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国双轨的统治制度。
辽太宗推行新的治国策略，主要体现在制定了两套并行的政治制度：
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行宫都总管司，谓之北面，以其在牙帐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汉人枢密院、中书省、行营都总管司，谓之南面，以其在牙帐之南，以主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