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条诏书：西魏政权由弱转强
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以后，为了富国强兵，大力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汉化，实质上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继续和深化。这场改革运动的功臣是苏绰。
苏绰，字令绰，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人。他“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后来，他的从兄苏让把他推荐给宇文泰，宇文泰任命他为行台郎中。但是“在官岁余，太祖（宇文泰）未深知之”，并未引起宇文泰的注意。然而当时诸官员有疑难的事情，都要向苏绰请教。所行公文，也是苏绰帮助他们制定条式，“台中咸称其能”。有一次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一个重大问题，周惠达无法解决，请求到外朝与人商议一下。周惠达出来后，找到苏绰，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当即给周惠达作了详尽的解答。周惠达转报宇文泰，宇文泰听了非常满意，问是谁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周惠达回答是苏绰。宇文泰说“吾亦闻之久矣”，这才开始注意苏绰。又有一次，宇文泰与公卿百官到长安的昆明池去观渔，走到西汉仓城的旧址，宇文泰询问左右，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有人推荐说：“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于是宇文泰召见了苏绰，苏绰“具以状对。”宇文泰大喜，“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苏）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宇文泰与苏绰并马而行，边走边谈，不觉来到昆明池边，谈兴正浓，无心观渔，便与苏绰一起回宫，“遂留（苏）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苏）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
第二天早上，宇文泰见到周惠达，高兴地说：“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于是立即拜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宇文泰与苏绰相见恨晚，连着一天一夜的倾谈而不知疲倦，这是因为两个人都有相同的改革思想和主张。西魏王朝甫建，宇文泰立即推行改革，大统元年（535）“太祖以戎役屡兴，民吏劳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正是在这个时候，宇文泰遇到了苏绰，因此两个人一拍即合就是很自然的了。史称“太祖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苏）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从此，苏绰受到宇文泰的信任，大力协助宇文泰推行改革大业。于是苏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又“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多所革新。
大统十年（544），“魏帝（西魏文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颁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这是在宇文泰所制定的“二十四条”和“十二条”的基础上，苏绰又作了修改补充，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方案，颁行于西魏全境，作为全体官吏共同遵照执行的章程。与此同时，苏绰针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这个著名的“六条诏书”是苏绰关于政治、经济改革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其一，先治心。“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怎样“治心”呢·这就要求宰守之官不仅“不贪货财”，还要无“邪僻之虑”，能“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不仅要求百官这样做，还要求国君也要做出表率。这是要求统治集团端正治国临民的指导思想，矫正北魏后期以来吏治腐败的弊端。
其二，敦教化。他针对“世道凋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岁。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平，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弗兴，风俗未改”的社会情况，主张“教之于孝悌，使民慈爱；教之于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于礼义，使民敬让。”他认为“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这是在社会风气和风俗方面进行改革。
其三，尽地利。规定“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及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时，皆宜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盗之将至，然后可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这是鼓励耕垦，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措施。
其四，擢贤良。他指出了过去选拔官吏存在的弊端，说“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这是魏晋以来在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之下，选官以门第阀阅为标准，门阀世族垄断仕途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的弊端。苏绰主张改革这种门阀政治，提出“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怎样的人材算是得人·苏绰认为真正的人材不仅要有“材艺”更重要的是“将求材艺，必先择志行.；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贤人”呢·苏绰认为“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乡党，访其所以，观其所由，则人道明矣，贤与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则庶无愆悔矣。”苏绰罢门资之制的主张，是对九品中正制的一次有力的否定，为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其五，恤狱讼。苏绰揭露当时刑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说：“今之从政者则不然。深文巧刻，宁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杀人也，但云为吏宁酷，可免后患。此则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奸人也。”针对当时官吏执法普遍存在宁酷勿宽的情况，主张明慎庶狱，刑罚得中。不过，对于“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者，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其六，均赋役。苏绰针对当时赋税征收中，“舍豪强而征贫弱”，“纵奸巧而困愚拙”，以及“差发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等等不公现象，主张改革赋税征收办法，做到“平均”。什么叫“平均”呢·“夫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谓均也。”当时西魄也实行均田制度，并有了相应的赋税征收制度。苏绰认为，“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因此地方官吏必须“斟酌得所”才能真正做到“均平”。
苏绰的“六条诏书”，涉及到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各种问题，是一个全面系统、互相关联的改革方案。上奏之后，“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六条诏书”成了当时西魏统治集团治国临民的纲领。正是在苏绰的大力协助下，宇文泰进行一系列改革，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原本落后虚弱的西魏迅速强大。553年，西魏攻取巴蜀，554年攻破江陵，杀梁元帝萧绎。西魏的疆土已扩展到今四川、湖北一带，并为日后北周灭北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定章建制：隋文帝改革兴隋
隋文帝杨坚（541㈠印4）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他锐意改革典章制度，还进行科举改革，为朝廷收敛人才做出了贡献，在当时是颇值得称道的。
开皇元年（581），杨坚即帝位之始，立即采纳小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原来北周的“六官”，建立三省六部制。“六官”，号称西周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儒家在《周礼》中设计的政治模式，包含着很大的空想成分。北周统治者为抬高自己的身价，以西周的继承者自居，生硬地照搬《周礼》，设置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六府，长官为卿，并称六卿。六府僚属名目复杂，职责不明，又缀以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号，完全脱离社会现实，不能适应统治需要。而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核心的中央官制是汉魏以来统治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更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三省中，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实行决策，尚书主持日常行政，结构比较合理，运行比较协调。因此，隋文帝便设立了内史省（避父杨忠讳由中书省改名）、门下省和尚书省。内史、门下二省是中枢机关，内史省长官为内史令，负责决策；门下省长官为纳言（亦避父讳由侍中改名），负责审议。尚书省是行政机关，长官尚书令，副长官左、右仆射，负责执行。三省长官同为宰相。尚书省下置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度支（后改称户部）、工部六部尚书，每部又辖四司，共二十四司。六部分管选任官员、礼宾仪制、军政军需、司法刑狱、钱粮户籍和工程营建等各项具体行政事务。三省六部制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最后集权于皇帝，是比秦汉三公九卿制更加成熟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隋文帝总结魏晋以来政治制度发展的成果，确立三省六部的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后代王朝影响很大，六部的形式一直沿用到明清。
隋文帝还大力改革地方行政制度，裁撤并省州、郡、县。东晋以后，地方行政制度日益混乱，州、郡、县之上又增设都督（北周称总管），变成四级地方行政制度。州、郡、县数则不断增多，州境一割再割，郡、县越来越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以州为例，东汉末年全国只有十三州；而隋初仅北方地区就有三百一十余州。开皇三年（583），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世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文帝十分赞赏这份有见识的表章，便下令撤消全国的郡，直接以州统县，并省了五百余郡和一些州、县。这样，便淘汰了数万名冗官，节省了大量开支，相应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隋文帝改革典章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改革刑法，制定新律。当时，法网非常严密，刑法非常严酷。北齐的死刑有冁、枭首、斩、绞四种，北周有磐、枭首、斩、绞、车裂五种。审讯时罕依律文，严刑拷打，“车辐驺杖，夹指压踝，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缸”，无所不用其极，以逼取口供。开皇元年（581），文帝命高颖、裴政等人制定新律。新律废除枭首、冁裂、鞭法和宫刑，死刑只有绞、斩二种。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条目甚多。又废止审讯时用酷法，拷笞不得过二百下。在颁行新律时，文帝说：“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枭首、裂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开皇三年（583），文帝在审阅刑部奏疏时，发现判决的案件仍然上万，认为法律犹过严过密，故使人动辄触犯律条，又命苏威、牛弘等人对新律再作修改，“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这就是《开皇律》。
此外，隋文帝对选官、府兵、礼乐等典章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且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
当然，除以上的之外，隋文帝还做出一个伟大的变革是创立了科举制。
魏晋以后，九品中正制逐渐蜕化为门阀士族维护特权的工具。中正之职例由士族担任，中正选人定品又唯问门第高低。“徒以凭借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讷，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在这种制度下，门阀士族把持选官，高门子弟自可平步青云，坐致公卿；而出身寒微的人，即使才华出众，也备受压抑，难有出头之日。九品中正制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制度，引起了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南朝萧衍提出改革主张说：“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八元立年，居卑隶而见抑；四凶弱冠，处鼎族而宜甄，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此实巨蠹，尤宜刊革”。西魏苏绰在他起草的“六条诏书”中指出：“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于是，选举制度开始出现若干变化：门第的限制有所放宽，一些寒门才俊可以进入国子学和被举为秀才、孝廉；选官考试更加严格，秀才对策、孝廉试经，并且有明经、高第、甲科等不同等第。但是，九品中正制还没有废除。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正式废除沿袭了三百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剥夺中正品第选官之权。在废除九品中正制以后，他采取州贡士、国子为荐举和官吏举人等措施选举官吏。开皇七年（587），文帝下令诸州每年贡士三人。九年，他宣布偃武修文，大办学校，诏令说：“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当时，京城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州县也普遍立学。国子学的学生将近千人，而“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芨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文帝曾经亲临国子学视察，并令荐举能通一部儒经的学生。被推荐的士子，都要参加秀才或明经二科的考试。秀才科的考试极难，应试者很少。有一年，全国唯有杜正玄一人考秀才，试策获高第。左仆射杨素却发怒说：“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吏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他随手便把杜正玄的试卷扔在地上，一眼都不瞧。后来，杜正玄加试杂文时，杨素出的是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等难题，并说：“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杨素本以为可以难倒杜正玄，不料杜正玄准时交卷。杨素连读数遍，十分惊讶说：“诚好秀才！”但是，当时能够达到杜正玄的水平者寥若晨星，于是隋炀帝增设进士科，降低录取标准。进士科对后代影响很大，其设立可说是科举制确立的标志。
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还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和总管、刺史等地方官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则规定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颜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十科举人；五年，又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八科举人。
隋朝虽然短命，但它在典章制度的建树方面功绩辉煌，并且这些典章制度的建立也为隋朝初期的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这是与隋文帝的雄才大略分不开的。
虽然隋代的科举制尚处于初创阶段，但这一改革意义重大而深远。它终于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权的垄断，使寒门子弟获得仕进的机会，有利于人才的成长，也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加强。
澄清吏治：唐玄宗创“开元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