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能逢
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就在这个非常年代的9月初，十七岁的我肩背行李、怀揣太谷师范新生录取“通知书”，从农家院落走出大山，只身前往太谷师范。报到后被编入中师25班学习。
至今，时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在太师学习生活的一些非常经历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们这批新生是带着饥荒走进校园的。当年因自然灾害粮食严重减产，学生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三十余斤粮食，副食品又极少。一日三餐以汤不汤、粥不粥的“和子饭”为主。中午偶尔有馒头或面条，个人也要全月统筹，限量食用。不饱则以和子饭补足。一份和子饭为二两，看似量少，可普通碗盛不下，常以盆代碗。这饭即便吃一份也会觉得很饱，可不过个把小时就肚空肠饥。同学们常常要忍着饥去晨练、晨读；忍着饥上课、完成作业；忍着饥练琴、唱歌……
为了补充口粮不足，学校试图办过代食品加工厂。学生出于生存的本能，也在开动脑筋。有的在秋末季节，趁课余悄悄到郊区田里刨寻没收净的胡萝卜、红薯……班里还开展互帮互助活动。一些女生主动把省下来的饭票支援给饭量大的男生。还有的同学写信给家里恳请搞点粮票、送点零食。但能满足孩子要求的家长只是凤毛麟角。
学校每到冬初都要储备大量白菜。之前先堆放在操场上，由学生将根切掉、把外表黄叶剥去，再入棚存放。劳动中有的同学发现了白菜根可吃，于是大家就把将要扔掉的根收存起来。待晚自习后把粗皮剥去，用铁皮茶缸煮熟即可充饥。这一发现就解决了我们半个月的饥饿问题。
很快，白菜根可充饥的事被老师知道了。他们不好意思白天行动，只好晚上到堆菜的操场效法学生，如法炮制。据常理，教师有工资，可到商店或饭店买副食、买饭吃。但那年月副食品奇缺而且价格高。一个太谷饼一元钱，几乎是他们一天的工资。到饭店买的吃，又苦于没有粮票。
那年代，学生吃不饱--饿，教师吃不饱--也饿！
1960年春的一天，罗立基老师给我班上数学课。罗立基老师是介休人，很年轻。当他踩着凳子往黑板右侧挂教学图报时，身子一歪，就摔到地板上。前面的同学立即过去搀扶。只见罗老师满脸尴尬，摆手示意，不让急着扶他。班长弯下腰问：“罗老师，您病了？送您上医疗室吧”。只听罗老师低声说：“没病。是肚空头晕，不小心踩翻了板凳”。
歇缓了一会，他慢慢站起来。同学们帮他掸去身上的粉尘。他又走上讲台。这时，良知使学生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有的说：“罗老师，您不能再为我们劳累了”。有的说：“我们送您回宿舍休息吧”。还有的同学从口袋里摸出饭票递过去：“罗老师，请收下这几张和子饭和蒸馍票吧！”赵金明同学还把三斤存粮票往老师上衣袋里塞。
罗老师摆摆手，清了清嗓子说：“你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也一样吃不饱，留着自己用吧。我还年轻，跌一跤不碍事。大家坐好，继续上课……”
课后我想，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如此敬业尽责的教师，太师校园里何止罗老师一人！不畏饥饿，苦读苦练的学子不也比比皆是吗？
“饥肠咕咕、书声琅琅”。这就是非常年代的太师精神。
师生们在忍着饥饿辛勤而刻苦教与学的同时，还要参加“兼学别样”的各种体力劳动。我们进校前，校内已办有：木器厂、教具厂、养鸡厂、机械厂。距学校十余里的乌马河畔还办有小农场、小林场。在学校“生产处”的统一安排下，各班轮流到厂（场）里学工、学农、学林。我们进校后的11月，学校又在太谷西门外建设“万头猪场”。每天下午课余或星期天，数百名师生到那里挖根基、备工料。然后由高年级男生当大工，按规划尺寸上砖砌墙。低年级男生则提泥包、递砖当小工。猪场建起后，学校便发动家在农村的师生利用星期天返乡为猪场买回二百余头小猪崽。由于太谷的冬天特冷，猪场又没有饲料。不到半个月，猪崽尽数夭折。万头猪场成了装门面的摆设。
1960年春，学校组织学生下工厂、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再正常。
4月初我班被安排到“太谷县木制厂”学工一个月。每天早上7点排队进厂。五人一组分赴各车间，跟着师傅学刨木、学凿眼、学锯铆。工作休息时间，则集合在一起由老工人讲革命故事，或者忆苦思甜。晚七时回校后，再上两节课、一节自习才洗漱休息。那个年代倡导“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教学不再是学校的主体工作。要上课只能“见缝插针”。
面对这种局势，同学们忧心忡忡，心急如焚。不怕劳累就怕耽误功课。
不久更长的停课开始了。
1960年5月底，太师大批学生被上级有关部门调集到交城县修文峪河水库。我是班里点名留守学校的五人之一。
我们留守人员每月两次步行十余里到校农场锄草、除虫、推水车浇地。蔬菜成熟还负责往学校运送。相对而言干这活比较苦轻也自由。这期间，我抽空阅读了《苦菜花》、《西游记》等四部古今小说。
8月上旬，出征修水库的同学撤回来了。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劳动班长王金柱，人比两月前瘦了，脸黑了，连走路也不像从前那样精神利索。
据说这次修水库劳动强度大，特别是驾驶“飞车”的男生，体力严重透支，承受了与年龄、身体都不相称的重负。
“以劳代教”和“忍饥挨饿”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961年夏天才得到遏制和好转。教育的春天又回到校园。
太师三年不平凡的学习生活，使我们磨炼了意志，培养了毅力。为走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
据我所知，我班贾金荣、林鹏飞等十多位同学任教不几年便升任中、小学校长，负责一方教育；郭宝全、杨成烈、田巧梅等后来从事了行政工作；王喜根20世纪80年代被评为全国模范班主任。更多的同学则任劳任怨、辛勤耕耘在教学第一线，直至退休。
行文至此，情难自禁。借此机会，让我对亲爱的母校和25班全体师生，郑重地问一声：“久违了，您一向可好？”
李能逢 1959年考入太谷师范，1962年毕业后返乡任教。1984年调入灵石县教研室工作，后任教育局副局长。2001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