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在北京召开媒体新闻发布会,建议中纪委、监察部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杜绝烟草消费滋生腐败现象。日前,中纪委已明确回应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的“公开信”,将开展禁止公款购烟的相关活动。至此,针对沸沸扬扬的公款购烟腐败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官方的答案。很多网民质疑,难道公款戒烟还需要发文实行吗?官场的生活腐化现象,已经不是戒烟或者戒酒的小问题了,中纪委的回复确实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奈。
公款消费和官员的高档生活消费已成为让纳税人憎恨的腐败现象。在政府机关,抽低档烟的人几乎是另类。我国大多数的高档烟酒,其主要消费人群就是公职人员。在各地的公款开销账目中,你很难发现烟酒消费的记录。可见,公职会计都知道,账面上是不能出现高档烟酒开支的。有人比喻“公款是个筐,啥都往里装”。这筐内有数额大得惊人的公务用车、公费出国旅游的费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公务用烟,充其量也只是公款腐败的小钱而已。因此,才有了湖北省公安县政府出台“红头文件”,规定各单位公务烟使用数量,规定全乡各单位“年抽烟任务”为400条,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的怪事。
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严禁非营利性机构用公款买酒。政府部门是非赢利性机构,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能用公款买酒。所以,一旦这些部门和机构用公款买酒,就是违了法,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以前外国人对中国人公款请客大为不解,现在国外对中国公款消费都已经习以为常,很多地方都组织专人负责接待中国高管旅游观光考察团。这种行政腐败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缺乏有关的法律条文做后盾。
既然是纳税人出钱,雇佣公职人员服务大众,公职人员吃饭抽烟等日常消费就应自掏腰包。只有严惩公职消费腐败,公职消费才会有谱。
(2009年6月5日)
第八十四(节) 不要再逼公共交通部门去逐利了
王海中
2009年6月5日8时02分,成都市北郊三环路附近一辆9路公交车发生燃烧,经初步核实已导致25人遇难,76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核查。当人们惊魂未定,提心吊胆地等待伤者消息的时候,网上又爆出:2006年4月10日,《四川质量报》曾发表题为《捅开城市公交应急漏洞》的新闻,在这篇报道中,赫然出现了今天出事公交车的牌照:川A49567。读到这则新闻,让人不禁感叹:意外乎?人祸乎!浏览有关此事件的各种网络报道,人们把对于公交的种种抱怨都发泄了出来。虽然有很多级别很高的当地领导赶赴现场的镜头,但是我想没有人会关心谁去救援,人们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的安全防范措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连保障市民正常出行的公交车也变成“嗜血狂魔”了?
公交车的种种安全隐患,相关监督部门已经多次提醒,但是,事故还是没能避免。城市公共交通从何时开始变得逐利起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客运车辆严禁超载的法律,为何偏偏漏掉了城市公共交通?事故公交车里竟然有101人,没有多少空隙的公交车,如果有任何闪失,出大事故是难免的。
四川已经在第一时间开始布置公共交通安全大检查,对于这种事故后例行的工作手法,我们无言以对,我们难以原谅有关部门的这种致命疏忽。但是,如果你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坐公交车的时候,发现车上没有救生锤,你敢坐吗?引用四川媒体报道中的描述:除个别空调车上有3个以上的救生锤外,许多空调公交车上几乎没有救生锤,有的甚至连底座都没有。可怕的是,上述情况在全国各地的公交车上是极为普遍的。
但愿,这25条人命,能够推动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和管理的升级换代;公交车能够在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的前提下拒绝超载;能够用鲜血洗去城市公共交通逐利的恶习。要达到这些目的,我们仅寄希望于政府部门的整顿恐怕是不够的,还希望政府能够充分保障公共交通的给养,不要再逼着他们为了生存去逐利了。
(2009年6月6日)
第八十五(节) 政好,速实施
张吉林
停车难,难停车。这是当前太原有车族的心声,也是长期困扰太原交通管理的难题。
今日本报05版刊发报道:目前,太原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45万辆,每月仍以六七千辆的速度增加。据此估算,太原市目前停车位缺口最保守估计在8万个以上。为解决这个难题,太原要挖掘道路资源,合理规划停车场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在晚上和(节)假日将向社会开放。
这是个好消息。据我所知,杭州在2005年就开始了实施了这种“白天政府停,晚上市民停的‘错时停车’”制度,按照当地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效果很好,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错时停车’的便利”。
的确,“错时停车”能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是解决日益严峻的“停车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这个制度肯定还有它不能逾越的一些障碍,比如停放时间难以协调,无法满足双方需求的问题;由于单位规定了停放时间,进出时间受到一定限制,对私家车主来说不自由的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虽然看似无法解决,但我想丝毫不会影响一项好政策的实施。因为毕竟能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尝试,一点点的效果,都说明了我们政府的决心和态度。
遗憾的是,太原市政府未能公布具体的实施时间。估计是想更周全一些,更可行一些。但我要说的是,政好,就应速实施,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胆量。只有在实施中改进,才能少走弯路。
(2009年6月10日)
第八十六(节) 反假币要多想点治本的招
李思奇
10月25日,《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称,针对广东当前少量持有、使用假币违法行为呈高发态势,广东省公安厅决定对少量持有、使用假币违法行为实施全面打击,“对明知是假币而持有、使用的,一次持有、使用但数额不够刑事追诉标准的,将采取行政拘留等措施进行处罚。两次或多次持有、使用,累计数额达到追诉标准的,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故意使用假币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把打击的力度上升到如此高的程度却值得商榷。在提倡和谐的大背景下,人性化执法正逐步被许多执法部门所重视,而“持有、使用少量假币就被行拘”这一做法却恰恰与此背道而驰。惩罚的手段有很多,并不仅限于“拘留”和承担刑事责任。对使用少量假币者进行双倍甚至几倍的罚款,同样可以减少假币的流通概率,何必非要动用如此严厉的手段呢?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效果,而不是手段。
广东警方不仅要对假币使用者进行严惩,对持有者也绝不手软。在我们的身边,一些便利店、商店等会把收到的假币贴在收银台上,一来便于收银员对比识别,二来告诫顾客“这样的钞票是假的”。可警方人士表示,严格地说,这也属于明知而持有。也就是说,这种行为也会被拘留。持有假币及时上交,目的就是让假币不再流通,不再害其他的人。但如果一个人持有一张假币为的只是便于以后更好地识别假币,而绝不会再让它流通、害人的话,这样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当然,有人要说,持有就有可能使用,拘留持有者是为了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同样,每个活着的人都有可能违法,我们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拘留了吧?当然,如果大量持有却拒绝上交的话,这个人的动机就值得怀疑,对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放过。
杜绝假币的流通,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彻底堵住假币的源头。拘留少量持有、使用者的做法治标不治本。面对警力不足的这个现实,执法部门应该多想点治本的招,而不是揪住那些无意中持有、使用假币的人不放。
(2009年6月28日)
第八十七(节) 为什么工作会“主宰”我们?
迟国维
近日,一个名为《都市白领10种短命的工作方式》的帖子,曝出了都市白领10种“短命”的工作方式:极度缺乏体育锻炼、有病不求医、缺乏主动体检、不吃早餐、与家人缺少交流、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中、久坐不动、不能保证睡眠时间、面对电脑过久和三餐饮食无规律。
在很多现代人的眼中,工作已经成了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工作是文明的代名词,它主导着整个世界。工作支配着所有的分配,使我们的生活得以维持。我们从来不曾对它的必要性、重要性、合理性提出过真正的质疑。工作如同血液之于身体般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工作成了我们的全部,甚至是唯一。
当我们兴高采烈地住进新房,神气十足地开上新车,满心欢喜地开始美好生活的时候,谁会想到,这是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地把我们卖给了工作。从此,我们将一天也不敢休息,甚至吵着闹着跟领导申请星期天加班。因为我们知道,贷款一日不还,工作一天不止。
还记得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吗?当她退休时,她高兴地说,贷款终于还清了;而中国老太太辛苦了一辈子才住上新房,但是还能住几天呢?其实,这个故事的大前提是虚假的:即住新房是幸福的,而且住得越早,享受越多。住新房真的幸福吗?过去没人怀疑过,但现在那些房奴们最有发言权。当你用手机尽量发短信少打电话,出门只坐公共汽车绝不打的时,你真的觉得幸福吗?当你把看电影、下馆子、呼朋唤友、喝酒品茶、旅行游玩……一切的一切都戒了,甚至连对着天空发呆、看见落叶掉泪的毛病都改了,除了睡觉就是工作时,你还能说工作是幸福吗?
听听白领的自嘲:干得比驴都多,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挣得比农民工都少,装得比总统都严肃,看起来比谁都好。五年后一看,比拉登都老,头发比和尚还少。谁都离不开工作,谁都必须工作。房主变成房奴,卡族变成卡奴,工作成了主人,白领成了奴隶,《黑客帝国》里的虚拟矩阵变成了新世界的主宰。我们应该重新对工作进行一番思考:工作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还是赚房钱、车钱的工具?工作是生存的需要,还是心灵的寄托?是在工作中寻找快乐,还是用工作赚来的钱购买快乐?也许,这些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想清楚的,但想总比不想有意义。
(2009年7月10日)
第八十八(节) 公信被蚕食
张吉林
贪便宜买电视购物(节)目中的商品,买来后才发现“黄金饰品”根本不含金。这是今日本报3版上报道的一条新闻。前几日,北京市消协也公布了一份对电视购物产品的体验调查报告,揭露了电视购物各类“金饰品”的真面目——号称“真金、真钻”,实际只是成本几元钱的工业用钻,且金含量普遍极低。
“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你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这的的确确是真的……只要拿起电话,它就是你的。快行动吧……”这种“脑残式”推销的电视购物广告,相信大家都看过。虽然让大多数消费者心生反感,但是,其“矢志不渝”坚持走忽悠线路也表明,总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消费者掉入用甜言蜜语设下的美丽陷阱。据报道,仅今年前3个月,上海市12315投诉举报热线收到涉及电视购物的投诉3000余件,投诉量已超去年全年投诉量的四分之三。由此可以看出,电视购物欺诈广告不知忽悠了多少人上当受骗。
当然,被电视购物虚假广告忽悠的受害者,只是少部分的观众。但是,电视购物欺诈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却不能忽视。不仅在于所推销的商品以次充好,夸大功效,甚至假冒伪劣、坑害消费者,而且更在于,严重地侵害、蚕食了社会公信,使得本已缺失的诚信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不要以为被电视购物广告蒙骗的只是少数上当者,其实,当这样的广告肆无忌惮地充斥于各个频道,无疑等于是在告诉公众,社会的诚信、做人的诚实算得了什么,你看,骗子们的伎俩都可以随便到电视上忽悠了。玩弄花招骗人也不是什么丑恶的事情,只要能使人上当,把钱骗到手就是本事。电视本来是大众媒体和公共信息平台,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现在,却被不法之徒明目张胆地利用。可叹电视台为了广告费,助纣为虐。
欺诈性宣传的电视购物广告,公众声讨之声早已不绝于耳,电视购物广告虚假宣传天天都有,一查一个准,有关职能部门还在等什么呢?
(2009年7月11日)
第八十九(节) 城市生活成本高,你会幸福吗?
王海中
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城市生活成本在全球排名飙升,你会作何感想?如果他还向你强调,成本高未必不幸福!你又作何感想?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这话会使你感到“不幸福”,除非你在生活中花的不是自己的血汗钱!
话要从昨天的《中国青年报》刊发的一篇题为《中国城市生活成本全球飙升,成本高未必不幸福》说起,文章称,美国一家公司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首都北京的排名比去年提升11位,一跃成为位居全球第9位的“昂贵城市”,在排名前25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4个,其他3个分别是香港、上海、深圳。依此来看,笔者有理由相信,包括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内,全国的很多城市的生活成本都在提高,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差异而已。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感受。以城市生活成本为例:假如城市生活成本在提升(此处且不论“飙升”),而与此相对应的“产出”却在降低,笔者以为,能因此幸福起来的人实在是个“异类”。百姓的生活包含什么?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升学就业、生老病死等等,如果房子买不起,病了看不起,有学孩子上不起,还何谈幸福?倒是房子越来越漂亮,医院的设施越来越先进,学校越来越贵族化——城市设施完备了,生活成本自然要高,但要能享受上而且能享受得起,享受得起又不会心里发慌,最好是怡然自得,那才叫幸福。
所以,幸福虽然是一种感受,但它也存在着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在生活成本与生活“产出”之间,成本越低,“产出”越高,人们的幸福感会越强,反之,人们则会觉得不幸福。或者我们换个说法,城市生活成本是需要用市民的收入来支付的,当收入无法支付成本时,说幸福恐怕是天方夜谭。然而有趣的是,《中国城市生活成本全球飙升,成本高未必不幸福》一文作者却称:“如果觉得在北京或者纽约坐地铁上班太贵,那么看看东京吧。在东京坐地铁要花3.25美元,要是顺手买份报纸、喝杯咖啡,11.7美元会迅速从你的口袋里消失。”东京人收入几何?没说。
乖乖!城市生活成本高,我们幸福不起来!
(2009年7月13日)
第九十(节) “楼霸”令山西蒙羞
王海中
昨日《太原“楼霸”调查:每栋楼获利百万》的新闻在新华网刊发,山西又一次成为全国网民关注的焦点。山西这个饱受矿难之痛的煤炭大省,这一次却是因为“楼霸”事件而蒙羞。“楼霸”横行,在省城堪比黑势力的强拆之恶。遗憾的是,在和谐山西的建设进程中,有关部门的缺位让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