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天井，正南就是官报厅，两边木板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官报。经过几百年的风月，尤其是“文革”的破坏，这些官报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有些字文还依稀可辨，如从其中一张捷报上，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当年何氏家族中的一名叫何朝华的人中了进士第四名。
确实，历经千年的变化和沉淀，皤滩有了自己厚重的文化底蕴，凝聚着唐、宋、元、明、清、民国等各个朝代的文化缩影，成为见证历史变迁的活化石。街旁不同朝代遗留下来的，具有不同地域特色民宅古居，是罕见的古代民居艺术的精品。古街成为皤滩千年文化的标志。
皤滩就是这么个地方，时光一点点雕刻下痕迹，百年、千年过去，什么都没有变。花没黄，唯有人老了。
风景因人生动
旅游，仅仅是在拜访一个目的地呢，还是在拜访因这个地方而存在的人物？或者是，因某人物而存在的地方才值得旅游呢？
2006年夏天去了一趟长江三峡，乘坐湖北宜昌到重庆的大邮轮，足足在船上闲暇了三天两夜。三峡的风光是美的，在下榻的一等舱里悠闲地看书，观赏着浩瀚壮观的长江景致，而邮轮的顶层甲板可以无遮拦地看到两岸的风景，除了景便是人。
人对快乐有着无数的定义，有人说有时无所事事即是。人需要无所事事，需要经常发发呆，这样可以充分休息，可以兴趣广泛，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譬如在前行于三峡的船上，什么事也不干，任由船带着你穿越小三峡、神农溪，观瞿塘峡，游白帝城，看着长江两岸洁净高远的天空，以及渐渐远逝的巍峨青山，吹吹风，发发呆，思绪没有疆界地自由游走，体会到那样时刻的难得和珍贵，体会到做人的一种愉悦。
白帝城位于长江三峡西部瞿塘峡口，这里不仅有优美的风景、神秘的传说以及民风民情、人文掌故，而且有众多的历史名人曾光顾此地，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华彩诗章，像大诗人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绝唱，使白帝城这座古老的名城，恒久地保持着长盛不衰的生命。
循着无数文人墨客旅居行吟的足迹，我们信步登上白帝山顶，寻访明良殿、武侯祠、观星亭、碑林等古建筑群的古风遗韵，倾听着瞿塘潮声那给人以灵魂强烈震颤的独特音律，追思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蜀汉君臣当年“托孤”建业的悲怆往事。诵读着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句，我渐渐明白，白帝城因李白、杜甫、白居易、刘备、诸葛亮等而存在，这座诗的名城也因这些历史文化名人而永存。
这次三峡之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比起以往的旅途悠闲经历，赴重庆更多的是深入。我们除去了“古渝雄关”朝天门外，还瞻仰了曾聚集无数烈士英灵的白公馆和渣滓洞集中营。导游们说出了一串串历史名人：杨虎城、许晓轩(《红岩》许云峰的原型之一)、江竹筠(江姐的原型)、“小萝卜头”宋振中烈士……一个个史诗般光彩照人的名字，再次走进我的心灵。
应该说，朝天门显得很雄伟。一早奔往此处，看到它左侧的嘉陵江纳细流汇小川，纵流千余米；碧绿的嘉陵江水与褐黄色的长江水激流撞击，漩涡滚滚，清浊分明，形成了“夹马水”风景，其势如野马分鬃，十分壮观。而右侧的长江水融入嘉陵江水后，声势愈发浩荡，穿三峡，通江汉，一泻千里，成为长江上的“黄金水段”。
重庆是座英雄的城市，它在近代所创造的辉煌历史，当属抗日战争时期。曾家岩周公馆，化龙桥红岩村，新华日报社……不愧为雾都明灯，长期在抗战重庆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在白公馆、在渣滓洞集中营，我认真寻找着烈士们的名字，用照片拍摄下这些历史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在这里，有的人留下的是生命中的罪恶，有的人则留下了历史的足迹，有的人留下的是为人的劣迹，还有的人走向死亡却留下了不朽的精神。
风景因人而生动！于是我在想，我们做新闻的，是不是应该多给读者一些与旅游地有关的“人”的信息？因为这是人们去到那里的理由。
让心放飞草原
只有草原，才能给你放松和安静的心情
前些天，曾在二连浩特边贸城市办市场的何绣明回到义乌招商，我们几个当年曾到呼和浩特采访“天南海北义乌人”的新闻界同行聚集一处。大家谈采访人物，聊旅游趣闻，更多的是说起大草原的自然风光。有人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但相对于山和水，我觉得，草原更胜一筹，更具有韵味，更令人神往。
我们于2004年7月赴呼和浩特采访，正值南方炎炎夏日。当内地的人们在酷暑中煎熬时，草原却迎来了羡慕它、欣赏它的客人。瞧，草原，苍苍茫茫，一望无垠，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朵朵白云在轻风的吹拂下变幻着它的形态，那颗向往世界的心飞向遥远的天际：绿色的草原，绿茵茵，毛茸茸，好像是一块天然大地毯。装饰精美的蒙古包又像是草地上散落的个个鲜蘑菇，星星点点地洒落在那块翠绿的地毯上。洁白的羊群与低头吃草的牛、马，给安静的草原带来了无限生机；远处弯弯曲曲的小河与那条在平展展的草地上蜿蜒伸向草原深处的小路，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尽的遐想。
“哎，那些用白色砖砌成的蒙古包，怎么那么漂亮啊？”我上前打听，才知道当地的苏木乡召河为发展旅游业，在这里建起了规模较大的蒙古营。“小伙子，这里今后的旅游业发展前景如何啊？”“这几年来草原游览的全国游客越来越多，这不，一批业主投巨资刚刚在此建造歌舞厅和客房，明年就可以完工，正式对游客开放。”一位名叫王德亮的小青年不无自豪地说道。
来到草原，主人免不了要热情招待远方的客人。当晚，在呼和浩特通达市场个协分会吴金星会长的引领下，当地牧民安排我们在大草原的蒙古包里就餐。大大的桌子，热腾腾的奶茶，香喷喷的烤全羊，火辣辣的语言……一种牧人的生活气息从心底升起。“欢迎各位来到草原作客，大家举碗，干！”此时此刻，我们不禁想起刚下火车时的情景：欢迎的横幅高挂，悠扬的马头琴弹奏起动人的《迎亲歌》，当地牧民为我们各自献上了最尊贵的礼物——洁白的哈达，纯香的白酒。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被歌声和美酒融化了。
牧民的好客令人难忘，夏日草原的夜色更让人记忆犹新。此时，凉爽的清风徐徐吹来，皎洁的月光，繁星闪烁，数着那天边的一颗颗明珠，使人真正感觉到一种宇宙的深奥与自己的渺小。一个个优美的曲调从牧民们搭制的草原迪厅飘来，那是一种现代文明与大自然的优美组合。当晚，主人为我们点起了一堆篝火，商定要围着篝火跳起自己的民族舞蹈，在美丽的夜色中放飞各自的理想，呼唤美好的回忆。可我们劳累了一天，都很疲惫，便谢绝了主人的好意，各自早早睡眠。虽然人已躺下，但我的心却仿佛感觉到，火光映红了天空，映红了草原，燃烧着草原牧民和我们激情的岁月。
“去二连浩特市场采访，可要好好观赏与众不同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景色噢！”一听到这个信息，我们个个喜形于色。这天，汽车载着我们奔驰在茫茫草原上，空旷的锡林郭勒在连绵起伏的大地上变幻着它的颜色，向远处望去，是一片深绿色，走近了却是淡绿色；低凹处草丛茂盛，高处却是薄薄一层；白云的移动在草地上投下片片阴影，如若浩瀚的天空来人间视察的脚印；雄鹰在空中翱翔，寻找着属于它的猎物；置身于广袤的草原，我不由得想放声大喊：“嗨……”仿佛我变成一个纯天然绿色人，要让宇宙明白我的存在。
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声：“这里是目前我国生态最好的草原之一。其他草原遭遇旱情，这里却是青翠欲滴，莺飞草长。”可不是吗？我还发现锡林郭勒草原特别辽阔与博大，且纯洁无比，其宁静致远，在蓝天和白云的陪伴之下，更显出它的迷人魅力。
确实，身临其境于草原之中，极目四望，我们深为感叹草原之辽阔，博大，包容，宁静，致远，我们的心将为之而平静，宽广，博爱，把人间的凡俗抛到九霄云外，影踪全无，重新回归人性的本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在辽阔的草原上放飞了我的心情，草原才是我真正心之向往的地方。
赴皖南绩溪采风，文友们说，胡适故居不得不去，因为胡适与义乌籍杰出历史学家吴晗有一段很深厚的师生情谊。于是，我们便冒雨兴致勃勃驱车前往拜谒。
胡适一生思想深邃，博学而多才，被誉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初期是毛泽东崇拜的第一人。有人称他的神秀与出众，与千年古城绩溪的山水灵气有关。但不管怎么说，人文荟萃的上庄因为有了学者胡适，已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上庄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山村，处处粉墙黛瓦，户户雕梁画栋。走在条条弯弯曲曲的用青石条铺成的巷子里，我们不由自主地将脚步放得很轻很轻，生怕惊扰了山村特有的宁静和先生的默默沉思。沥沥细雨中，总感觉有一双深邃的眼睛穿越时空将我们细细打量。
一座古朴的建筑，白墙中间镶嵌着一扇黑色的门——紧闭的大门，而白墙上没有任何装饰。这就是胡适的故居吗？我不由得轻叹一声：先生，我来看你了！
故居是肃静的，特别是在烟雨之中。因游客不多，在门卫处登记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先看了胡适父亲的生平介绍。整个胡适故居全部依照原来的式样改建，暗褐色的立柱彰显出旧有沧桑感，地面则采用整块的石条铺就。在天井下方，绿苔横生，小雨潇潇，在光束里轻轻地坠落，时间在那一刻犹如停止在了19世纪。步入胡适故居大门，第一进前厅正中悬挂着一块黑漆横匾，由当代书画大师沙孟海题写的“胡适故居”4个大字赫然在目。
据介绍，故居为胡适少年时代启蒙、青年时代结婚时的住所。
1895年正月，5岁的胡适随母回返故里，入蒙馆就读。1917年，胡适遵母命返乡与江冬秀女士结婚，1918年携眷回乡生活的时间大约为11年。
在故居屋内中堂，挂着一幅胡适画像，在画的左上方题有16个字：“一代英才，迷途堪哀，风清月朗，魂兮归来。”新居的砖雕木刻装饰及壁饰是清一色兰惠为主体的图案，门壁上刻的10幅兰花图均为平底木雕。其中一幅上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也正是胡适学识超群、自命清高的写照。据说，先生一生酷爱兰花，以兰草的高洁自勉。晚年寓居台湾，思乡情切，曾作《希望》诗一首。诗中开篇就是“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后经谱曲，成为传诵一时的台湾校园歌曲。
以探索的目光搜寻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学，以开拓者的姿态提出了白话诗的新思想。文学里的思想、情感、体裁、文句、句调，都为时代所支配。胡适认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
1917年，胡适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着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从而拉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序幕，吹响了白话诗的号角。他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阐述新文学的思想；形式方面：不用典，不用陈套话，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话，需讲求文法。内容方面：不作无病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须言之有物。他的“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雄心壮志，得到了陈独秀的深深认同，他俩成了文交的挚友，陈独秀极力推荐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胡适把文学革命作为报效祖国的手段。面对“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起者”局面，他感到文学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历史发展的潮流将会汹涌澎湃，“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他有着舍我其谁的凌云壮志，想到文学革命的宏伟大业，洗心革面，重新找回奋发向上的自我。
故居橱窗里，我们看到了陈列的胡适先生20世纪30年代作品集和其他书籍、手稿、日记、书信及胡适研究着作，其中一幅富有人生哲理的先生手迹：“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令我驻足凝思：先生不仅是潜心治学的楷模，也是待人处世的典范。
这时，胡适的侄孙、今年62岁的胡育凯走过来对我说，橱窗里还有叔公胡适之子当年从美国寄给他的书信，“我的名字也是叔公取的，育凯，意为抗战胜利凯旋。”听说我来自吴晗故乡义乌，胡育凯眼睛一亮：“作为胡适的好学生，吴晗为人刚正，一生勤勉多学，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就深得老师的器重，经济上受到其大力资助。后来，吴晗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听取老师的深深教诲，终取得不凡的成果。”
上世纪30年代初，当吴晗还是清华历史系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史学界视作明史研究中年轻的希望之星了。这一来得颇早的学术名声，除了吴晗个人的史学天赋之外，不能不感谢当年中国公学时期的校长、恩师胡适先生的慧眼青睐。一篇考证扎实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以及《胡应麟年谱》，使胡适相信这个来自于浙江义乌乡村的穷学生，是大有潜力的可造之才。他亲自作函给清华校长，请求给予吴晗以特殊的关照，以后又回复吴晗一长信，建议其“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专家”，并授之以治学的秘方。
那个时候的吴晗，也对得起胡适先生的一片苦心。清华求学三年，吴晗在学界风头甚健，又是发表《胡惟庸党案考》等学术力作，又是担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又是筹办史学研究会，又是出任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编委。吴晗的学术才华和组织能力众所公认。到1934年毕业，傅斯年和蒋廷徽都抢着要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界新秀，清华破例将这个没有留洋经历的本科学生留校任教。吴晗在中国最高的学府取得了一席之地。
在清华，吴晗不仅苦心钻研各种史书，还非常关心时事政治，将研究历史与考察现实结合起来。吴晗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深受胡适“读书救国”思想的影响，但并没有在国家危难之时“闭门造车”，而是在做学问的同时，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932年1月30日，吴晗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谈起胡适和吴晗的师生情谊，胡育凯满怀深情地说：“胡适曾多次对家人说，吴晗是个好学生。吴晗去世后，床头边亦留下一幅恩师的题字‘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足以佐证师生俩的一片深情。”
事实上，胡适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因倡导自由运动而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当北京爆发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时，胡适在上海迎接他的导师杜威来华访问讲学。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胡适当晚写下了一首《威权》的诗，以示声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