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不久，山西省作协举办了山西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其时一批创作年龄及生理年龄均小于“晋军”的青年作家，如吕新、王祥夫、田澍中、谭文峰、曹乃谦、房光、常扞江、张行健、唐晋等人，虽然在创作上均程度不一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也时时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国内权威性的文学期刊上发表，有时甚至是作为头条来刊出，但就是引不起国内文坛对他们的关注。面对着前些年“晋军”崛起在全国文坛上的震动，面对着同时期新的一代青年作家的活跃，如韩东、朱文等南京青年作家群的兴起，陈染、林白甚至是卫慧、棉棉等青年女性作家的夺目，山西上述青年作家内心的焦灼及山西文学界对他们的殷殷期待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对这批青年作家的重视与研讨，可以看作是山西文学界试图重新组织新的创作队伍，试图以新的创作雄姿展示于全国文坛的努力。但研讨固然认真，努力也确实尽了力，然效果却并不见佳。我以为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诸如这批作家的创作盛期恰逢文学处于低谷，诸如这批作家文化素养普遍较低，文化视野普遍较窄等等。
但这批作家没有走出“晋军”的创作版图，在新的时代格局中，未能找到自己与新的时代的对话位置，却是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所在。山西文学界常常将这批作家称之为山西小说创作的第四代作家，但细究下来，这批作家中的王祥夫、田澍中等人，与“晋军”骨干作家的创作历程并无大的前后之分，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只是创作成就、影响不及“晋军”骨干作家而已。这批作家中的吕新、谭文峰等人，虽然创作成就、影响的高峰期略略晚于“晋军”骨干作家，但从其以山西农民生存形态为其创作本体而言，你其实依然是可以将其视为是“晋军”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这也是我在上一节中，将他们归入“晋军”阵容给以论述的原因所在）这批作家中的曹乃谦、房光等人，则与“晋军”骨干作家的创作大同小异，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中的某些篇章，你如果抹去作者姓名，放在李锐的《厚土》小说集中，几可乱真。如是，你如果从创作成就的大小，创作时间的前后，将这批作家概括为山西小说创作的第四代作家也无有不可，但其实他们是以自己的创作扩充了“晋军”的阵容。他们与“晋军”骨干作家成长于同样的时代、社会、地域的背景下，汲取着大致相似的思想、文学资源，有着质素相似的文学成果，在1990年代整个中国发生了历史大变局之后，当“晋军”作家的整体性创作高潮成为过去时，你又怎么能够希望这其实仍在“晋军”版图的这山西小说创作的第四代作家，作为一个新的创作群体，以一个新的创作姿态屹立于新的时代、社会、文学格局之中呢？这批作家之与“晋军”的创作命运，有点儿类似于韩文洲、义夫等“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之与马烽等“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的创作命运，只有在新的时代、社会大变局中，以自己的声音，参与到这大变局的新的价值构建之中，才有可能如同“晋军”一样，作为一个既对“山药蛋派”的文学资源有所汲取，但又全然有别的新的创作群体，形成一个创作高潮并傲然于世。
又是几年过去，上世纪90年代末，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研究中心组织课题组对山西的文学创作做了认真的调研，结合张平小说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全国所形成的巨大影响，以在太原召开的全国性的张平作品研讨会为契机，发出了山西小说创作第三次高潮正在形成的预言与结论。但一眨眼功夫，距离这一预言与结论又是数年过去了，这一高潮的形态、特征是什么，却仍然是一个让人值得言说的话题。
相较于以“山药蛋派”“晋军”为标志的山西当代小说创作的第一第二次高潮，山西当代小说创作的第三次高潮，并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如“山药蛋派”“晋军”这样的一个创作群体作为标志。所谓的“晋军后”，你与其将其视为是一个创作群体，莫如将其视为是一种状态、时态，你不要仍然用是否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来衡量一个创作高潮是否能够形成，甚至于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随着山西相对封闭的历史格局的被打破，当山西还不能重新形成、积淀出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地域特色时，在山西形成一支相对独立的新的创作群体，也许还需要着一个不短的历史时光，我们也许更多的不应该期待这样的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出现，而应该欢呼一个文学多元化在山西的形成与到来。那么，以“晋军后”为标志的正在形成的山西当代小说第三次高潮，其主要的创作力量、形态、质素及可能的发展前景又是什么呢？让我们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个例。
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与柯云路的《新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其在今天文坛上的成功及在社会上的巨大反响，说明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根基的在根据地、十七年中形成的红色古典主义，在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转型期，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在今天仍然有着存在的合理性、生命力及对现代社会的弊端构成互补性的时候，作为与社会结构有着“严格的同一性”的文学形态、文学结构，就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可观的发展空间，惜乎人们对此研究不多，也就对张平小说的成功，解说总是不能到位。
李锐、成一、蒋韵等人的小说，如李锐的《银城故事》成一的《白银谷》蒋韵的《栎树的囚徒》等，执着于对偶在的个体生命在必然的历史运行中的存在形态的揭示与“去弊”，执着于对有生命的文明形态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揭示与“去弊”，是对中国现代化起跑线上的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纵深开掘与延伸，在市场经济大潮将个体生命浮出水面的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将一个时代留在后面的今天，无疑给今人以深刻的现实启迪。语言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性的外化形式，李锐的小说，曾经试图通过语言来对人的存在形态的独特性给以本真化的揭示，例如他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但这种努力与其所达到的效果有着相当的距离，近期，他的“农具”系列小说，试图通过“农具”这一“语言”形式，来继续他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在这种努力中，我们得以体会到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经典论述的又一含义。在这里，“民族的”不是“走向”“世界”，而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对山西小说创作如何面对全国文坛，有着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意义。
王祥夫及去年涌现出来的青年女作家葛水平的小说创作，为“晋军后”创作增添了另一种可能。他们二人的创作都因对乡村的出色描写，而为占据强势位置的都市文化、文学所“它者化”，并在这种“它者化”过程中，名重一时。在这其中，你是可以分明地体会到，弱势区域的文学是如何被强势区域的文学所“命名”的。但究其实，他们的创作却自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而这一魅力，是颇具山西特色的。王祥夫的《上边》等小说，执着于将社会底层卑微人生个体日常生存置于创作的“本体性”存在，当今天现代都市人生引领着整个社会的人生潮流，占据财富、资本的人及其人生形态作为人生成功的范例而被仰慕，资本物欲将社会底层卑微人生的个体日常生存“放逐”与“冷落”之时，王祥夫却通过其创作对社会底层卑微人生个体日常生存的关注，将其又拉回到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重新观照个体人生意义的一面镜子，而这种观照，对于我们今天处于大多数的底层民众，赋予自己卑微个体人生的日常生存以生命本体性的意义存在（其实，相对于历史的永恒、社会的广阔，又有哪一个人不是卑微的呢）无疑是十分及时的。葛水平叙写山西乡村生活的小说，滤去了“观念”对“生活”的加工，无论这种观念是政治观念还是文化观念。就前者而言，政治观念的介入，容易使写乡村的小说，仅仅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显示其意义，所谓的“农村题材小说”就是这样的小说。就后者而言，文化观念的介入，容易使写乡村生活的小说，成为满足现代都市文化价值需求的，在现代都市文化想像中的乡村生活。葛水平的小说不是这样的，她的小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在这一点上，她的小说是深得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精血的。赵树理的小说，在经历了“庙堂”从政治观念上，“广场”从思想观念上对他的誉毁之后，仍然焕发着艺术的魅力而为今人所重新认识，这正是其作品“真实”的力量之所在。这种“真实”，不是生活层面上的，事实层面上的，而是存在层面上的，本体层面上的。葛水平的小说，也具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力量。类似葛水平这样的小说作者，近两年在山西省作协的《黄河》杂志的扶持下，正在成为一支新的创作力量。
但这里也仍然有着需要小心的所在。人们往往看重赵树理对乡村的执着，却忽视了他未能走出乡村而给他的创作带来的局限。但不管怎样，赵树理毕竟在解放前，生活在革命的政治中心——根据地，解放后则长期居住于北京，而这些，都是葛水平这样的作者所未能意识到的，他们还在单向度地扎向乡村，而忘记了“都城”的另一向度的存在。
真的，山西的这块土壤，是不生长都市的现代欲望之花的，虽然作为省城的太原的《都市文学》，曾经为此付出过相当的努力。
山西有着自己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与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的无形制约下，形成了山西当代小说的底色与传统，无论怎样的风雨，落到这块深厚的黄土地上，都将被这块黄土地所吸收，然后从中长出那独异的大树小草，花卉林丛来，形成了自己那与众不同的一方景观。回望山西当代小说创作所经历的三次高潮，或许将有助于山西的小说作者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站位，看清楚自己的优劣短长，从而以新的身姿活跃于中国文坛。
三晋风骨山间气韵——中国新时期文学格局中的山西文学创作之再审视
虽然不能确立一个明确的起讫时限，但当今中国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大变局却是无疑的，造成这新的历史大变局的根本动因，或许是市场经济从社会的根基之处所进行的变革，也或许是全球化浪潮的催动所致，抑或是二者内外交互作用的结果。总之是，为着应对这一新的历史大变局，学界引发了重新审视过去以寻求新的价值资源或者为新的路标设立找寻镜鉴的冲动。重返八十年代，回首十七年，再谈左翼，打捞自由主义传统，辨析五四等等，不一而足。山西历来被称为文学大省，但面临这一历史大变局，其文学创作虽三番振作，五次呼吁，却颇有难呈当年雄风之势。如果我们将文学视为精神之标帜，人生之表征，那么，回应着学界重新检视过去之呼声，对山西新时期文学从今天的视角给以再审视，或许是一件极有裨益的事，而时间的距离，也给了我们以这样的可能。
一新时期的山西文学创作队伍，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以马烽、孙谦等人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一是以成一、李锐等人为代表的“晋军”作家，一是以张平、王祥夫、葛水平等人为代表的“晋军后”作家。马烽、孙谦等人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在居于根据地、十七年文学主潮位置的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中，曾处于主力军的地位。其在新时期的创作实绩，主要体现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前中期，但他们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其时国内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在其时对社会与文坛产生震撼力与冲击力的，主要是以王蒙、高晓声等人为代表的“五七族”作家及以王安忆、张承志等人为代表的知青族作家，其所以如此，概由于时代的社会精神生态使之然。那一时代，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是基于对十年浩劫的控诉及因此而引发的对十七年甚至延伸至根据地时期的左的源流的追问，是力图对“五四”的螺旋形的重新回归，所以，巴金等五四一代作家散文创作中的精神标向得以受到普遍的重视，所以，在十七年受到排斥的王蒙等五七族作家对十七年左的源流的批判受到普遍的赞扬，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延伸于根据地、十七年价值谱系而对十年浩劫的控诉，在其时受到忽视乃至于轻视，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学界其时对十七年文学乃至于根据地文学的轻视，也在某一方面，印证了这一点。“山药蛋派”作家的领军人物赵树理在十年浩劫中去世，未能在新时期留下自己的创作风貌，但如果我们想想新时期之始至1990年代学界对赵树理创作的轻视乃至否定，我们也就大略可以猜测到，赵树理即使在新时期有所创作，怕也是脱不出马烽等人的创作命运的。但这并不等于说，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在新时期的创作，在新时期特别是在山西的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格局中，就是无足轻重的了。重新审视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意义、作用，恐怕在今天，倒恰恰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因对马烽等人新时期创作乃至其整体创作大而化之的粗疏中，始终未能引起相应的关注与重视：一个是用一时代对赵树理、马烽等人创作的政治文化性解释代替了赵树理、马烽等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创作特质及其丰富性，让我举例说明：虽然在《小二黑结婚》的出版过程中，有着上海新文化人与赵树理文学观念的冲突，但真正体现五四新文化形态与根据地文化形态冲突的，是体现在延安王实味、丁玲、萧军等人身上，其后标志着根据地文学告一结束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获斯大林文学奖而不是赵树理的作品获此奖项，解放后赵树理创作的不断地受到批评，“山药蛋派”作家在批判“中间人物论”后的全军覆没，而《创业史》《艳阳天》的日居主流、正宗，也都说明着赵树理的“山药蛋派”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特质所在的。还有一个就是因此而来的对赵树理、马烽等人创作对山西新时期文学创作影响的重新认识。在今天，有着这样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向度将对我们重新审视马烽等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启发：一个是对赵树理创作的重新认识，一个是对山西文学创作特质的理解，一个是对十七年文学对当今资本力量批判功能的认识。惜乎此点直至今日仍为学界所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