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 夏柯 刁培俊
来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敬的学界前辈，学界称誉您为“纵横三学”的着名学者，大概也就是说，您在历史学、文献目录学、地方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您能谈谈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概况吗？
好的，先谈谈我的本业历史学吧。我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大学生，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就读于辅仁大学，受过传统史学的科班训练。当时正是抗战时期，燕京关闭，北大成为伪大。辅仁作为德国教会学校，受日寇干扰较少，故而当时留在北京而不愿任伪职的学者纷纷加盟辅仁，一时名师云集，文史方面就有陈垣、余嘉锡、朱师辙、启功等名家。当时辅仁的学生较少，师生关系也很融洽，所以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悉心指点。在这一环境熏陶下，我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大学期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以前的中国历史，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有关汉唐年号变化与政治关系的题目。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以后，我到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工作培训，后来，被留在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师从范文澜先生，开始转向近代史研究。一年以后，我奉调到南开大学工作，讲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鸦片战争史、中国近代史和北洋军阀史等课程。虽然学术方向有所转移，但我并未放弃古代史。我一贯主张学术不但要古今贯通，还要中西贯通，反对学问越走越窄，这个我们下面再谈。北洋军阀史是我研究近代史的核心点，这要追溯到跟随范老学习的那个时候。当时研究室（新中国成立后改制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接受了一百多麻袋北洋档案，在整理这批档案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北洋军阀史。那时的工作条件很差，每天在仓库里弄，尘土飞扬，每人只发一件灰布制服，一个口罩。整理工作分两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干净了。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了，非常脏。我们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戴眼镜的镜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全身都是土，弄干净后，把档案按文件类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分类，这就弄了近半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整理的时候就很细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写明这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写出概要性的东西，进行专题的内容分类。在研究这些档案的同时，我又看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对北洋军阀史产生了兴趣，我认为这是治学中的“从根做起”。一九五七年时，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约写北洋史书稿。当时没有人写相关专着，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写成了十二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没想到，出版后有一定反响，日本还出了两次译本。我当时自认为这是以马列主义观点写就的第一部北洋军阀史。一九五七年以后至七十年代末，因受形势影响，研究处于徘徊阶段，没有什么进展。进入八十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约稿，希望增补《史略》。一九八三年面世的《北洋军阀史稿》就是在原书基础上重新扩充、修改完成的。《史稿》出版后，我仍觉得当时没有一部完备的北洋军阀通史是一个缺憾，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遂又经过十余年努力，在几位同仁的协助下，写就一百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一书。这本书获得了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当时我自信心很强，认为五十年内很难出现其他北洋通史，因为这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着述。我在“文革”时受冲击，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因为研究北洋史，被人指为是专门研究坏人的历史，与反动派气息相通。可我觉得，历史是丰富和多样的，如果大家都去研究英雄烈士了，那历史的另一面谁来研究呢？这样的历史不就成了片面的，而不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了吗？
以上是我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情况。我的另一研究领域是目录学。我们读大学时，允许跨系选课，我就选了中文系的目录学课程，跟随余嘉锡先生学了几年。目录学难度较大，比较枯燥，要教好学好都不容易。作为老师，如果涉猎不广，积累不多，没有旁征博引的功夫，要讲得新鲜生动、引人入胜是不可能的。在极“左”时期，目录学属于“三基”，受到了批判，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八十年代时，我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目录学的课程，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讲了两年多就没继续。我学目录学，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读通了这本书，就掌握了两千多种古籍的大致情况，心中就有了作学术的纲领，无论你做哪个领域，都可以大致明了该领域内的基本书籍，再接触其他的书，就可以很容易地增补进这个体系中去。我现在正在总结自己在目录学方面的成果，明年中华书局将出版我的《书目答问汇补》一书。我在攻读目录学时，曾经做过《书目答问》索引，一种是从人名到书名，先列出作者，字号，属于哪一家，再列出着作；另一种是从书名到人名，先列出作品，属于四部中哪一部，再写出作者。通过制作这两种索引，就等于将《书目答问》拆散了又重组，学问就应该用这个做法。你们可以看看我早年手批手校的《书目答问》，那时我就用了这个办法。
除了上面两个方面外，地方志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我的起步较早，因为我的祖父是民国《萧山县志》的独立纂修者，所以，我有一定家学渊源，也很想继承祖父研究地方文献的传统。四五十年代之交，我阅读了大量旧志。我国的方志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但志书的分布却不均衡，有的地方修得多，有的地方修得少，有的甚至没有，所以，解放初期，中央很重视纂修地方新志的工作，号召各地纂修自己的“地情书”。由于政治运动不断，新方志的修撰工作屡兴屡废，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掀起全国性的修志高潮。当时由梁寒冰先生负责主持全国的修志工作，我担任第一助手，由此进入到地方志研究领域。我在这个领域除写了《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国地方志通览》、《志域探步》、《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书外，还做了四点工作。首先，是做了新志编修的启动工作，负责起草了全国新志编修规划和第一次启动报告。第二，是参与了若干新志的评审工作，给几百个县市区的地方志写序，做了一些评论和纠谬的工作。第三，是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新志纂修人才。一九八二年时，我担任了华中、华北、中南、西北四个地区新志编修人员的培训工作。现在我的学生和私淑弟子遍布全国各地。第四，是倡导和参与了旧志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是个志书大国，解放前编修的旧志就将近万种，不但存量大，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各级行政区划志、江河山川志、行业志种种。这些志书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地方情况，是一个蕴藏量和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资料库，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以为现在社会所用。当时，我参与了旧志的目录编修、资料分类、内容研究和整体评价工作。
上述三个部分构成了我的学术体系，也就是别人讲的我的“三学”，所以我入选《南开史学家论丛》的集子就取了《三学集》的名称。到晚年后，我又想，干了一辈子学术，一辈子得到民众供养，如果只写了几篇供专业人士观看的文章，意义有限，所以，我就想把我的知识和才学还给民众。因此，从八十年代以后，我开始了学术随笔的写作。史学工作者所做的学术随笔，与作家随笔不同。我的随笔是以学术为根柢的，目的是给人更多的历史资料与信息，就算是针砭时弊，也是以历史为基础的。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写随笔，已经出版了十余种随笔集。最近的一本，是中华书局出的《皓首学术随笔丛书·来新夏卷》。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三学”之外，还有一学，就是学术随笔。以上就是我的学术研究概况。
来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您在图书馆学的建设方面体现了史学家的通识，您能补充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好的。我是历史系的教授，按照学校的安排，一九八三年，我离开历史系担任了南开图书馆馆长。一九七九年我曾创办了南开大学分校的图书馆学专业，一九八三年又组建了校本部的图书馆系。在办学过程中，我提出了编写教材和引进人才的“两材（才）方针”。首先是改变传统的图书馆学课程设置。原先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有重见迭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这三门课程在谈到图书的源流、分类、编目时都要涉及刘向、刘歆父子，所以，当时有学图书馆学要“七见向歆父子”的说法。于是，我就构想实施三史合一的课程，即以图书为中心，将涉及与图书有关的各种事业，包括制作、搜求、典藏、分类和再编纂等包容进来，不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原来三种课程的内容，而且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整合。为了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我就拟定提纲，组织人员，并亲自承担章节编写和删订通稿，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编写，应用于课堂，不但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合理，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为了建立图书馆学的基本框架，我还组织编写了一套有七种专业课程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列教程》，涉及图书馆学、文献检索、情报工作、国外图书事业等方面，使南开的图书馆学专业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另外，我还增添了“中国书法”一课。有些人不理解，我的想法是一个图书研究者每天和书、文字打交道，也要做一些书写工作，所以，掌握书法的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从这门课开设后的情况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来先生，能谈谈您治学的心得体会吗？
好的，我想大致谈四点体会。首先，做学问一定要有基干，老话说就是“专攻一经”。无论你是搞哪一领域，先把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念透一部。我研究目录学，首先读的就是《书目答问》，一字一句的念，还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汇总起来研究。我研究近代史，首先读的是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因为近代史最重要的就是对外关系。在读书过程中，一定要做笔记，要会做笔记，不要怕麻烦，怕慢。读书快，但记得不牢，体会不深，快就等于慢；反之，细细研读，做了笔记，慢就等于快，这就是读书的快慢辩证法。年轻人不要自恃年轻聪明，记性好，一定要记得人总有老的时候，得来太易，失去也会太快。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有好处也有坏处。我曾有一个“偏见”：没有“废话”的论文多是伪造，那都是靠电脑下载拼凑的“学术百衲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价值。电脑下载是为秘书们伺候长官准备的“急就篇”，做学问不是攒书，不要搞这种“奶妈学术”，要注重根柢，不要做无根之木。
其次是要注重积累。现在学术界不重积累，这是受了社会风气浮躁的误导。特别是量化的评价标准，害死人。这是新八股的余毒，方便了评审，危害了学术。什么是好文章？能说清楚没有人说清楚的问题的就是好文章，十万字的是，五百字的也是。现在设立许多数量的杠杠，这是不合理的。要积累就要抄书，做笔记，要做到四勤：脑勤、眼勤、手勤、耳勤。不要光看，要调动多种途径。学英语有所谓“快乐英语”，不但要看懂，还要嘴巴喊着、耳朵听着，调动各种感官，才能有效果，做学问也一样。一定要善于写札记，这是做学问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看书积累资料的过程中，一定要抓住那些一纵即逝的思想闪光，要马上记下来，否则过后即忘，就是狗熊掰棒子，一无所得。我所说的“积”，就是广泛地搜集，“累”就是不停地增多。每天都要抄一点，记一点，这样“日积月累”，学问才能不断进步。你们一定要重视我国的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都是方法的总结，智慧的结晶，要深刻体会其中的精髓。抄书什么时候最难？打开书，抄第一条的时候最难。一定要沉住气，才能坚持下去。抄书不是盲目地抄，不是做印刷机、复印机，而是一个研究的过程。首先是点读，其次是分析，然后是记录思维的火花。所记的东西不一定很完善，但一定要把思想记下来。在此基础上，将同类的资料和看法归结成小堆，整理以后，写出三四百字的小札记。小札记写多了，再进行分类集合，就可以写出小文章。小文章积累多了，再加以整理，就可集合成一部小书。在小书的基础上，再搜集，补充资料，就能写出部大书来。我的文章和专着大多都是这样写成的。所以说，读书研究一定要掌握“分合法”，先把读的书分开，再把它们合并，先分，后合，先有灰石砂土，才有高楼大厦。学文科的人一定要勤于积累。文科是很养老的，年轻时多积累，年老时就足够所用。二三十岁时一定要想到有一天会老，脑力体力不会永远旺盛，记忆也不会永远的过目不忘。你们不要被古人所欺骗，我非常反对“一目十行”的说法，这不是效率高，而是肤皮潦草。读书应当“十目一行”，一定要把书吃透。从“一目十行”到“十目一行”的转变很痛苦，但这是真有所得，而不是夸夸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