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家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结束的句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权力的滋味使人难以忘怀，除非后浪推前浪，否则人是很容易恋栈不去的。威伯福斯1824年退休。1825年是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一年，“君权神授”观念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破灭了，百姓饥渴地在寻找新的神衹、新的偶像与它们所带来的新权威与新道路。过去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领袖、“朕即是天”的王室，已经是灭种的恐龙，应该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了。现在有新的巨兽，正缓缓地爬上人类文明的海滩：“工业革命”产生新资本家，他们有更多的钱财来左右政府的政策；“统一神灵派”兴起，高举理性可以过滤一切的权威，吸引大批的基督徒投入。
这些新兴团体需要一些德高望重、深受百姓爱戴的人做招揽群众的活广告。统一神灵派就请威伯福斯担任该派与各福音团体联合大会的主席。其他民间团体也来请他担任要职。退休后的自怜、落寞，有时会使人看不清抬轿者要把你抬到哪里去。威伯福斯却看得很清楚，他一一婉拒，并说：“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主，任何政治、社会、宗教团体，不承认耶稣是主的，我不能去当他们的主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拒绝这种东山再起的诱惑，被群众鼓掌欢呼的滋味是多么地好。他的朋友史密斯(William Smith)，就接受邀请，担任联合大会主席。威伯福斯听到这消息后，连声叹道：“唉！唉！但愿史密斯早一点知道要退休！”
威伯福斯说：“一个人判断力的准确性，是建立在知道他最后要对谁负责上。”威伯福斯不反对工业革命，但他说：“工业革命是一匹快奔的马，载着人类永无止境的享受欲望，需要用伦理、用理想去驾驭它，使工业革命的成果能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威伯福斯知道这些新兴运动背后的危机，他也知道许多政治主张是恶毒的谎言。但是，他不赞成一个人因为愤世嫉俗、嫉恶如仇，而走人“避世”的另一种极端。他要人小心翼翼地去观察，分析每一个政治、社会现象，“……不要把信心投射在人身上，不要低估人性基本的罪恶，……持守坚定的信仰，继续往前走。在这一切的困难与理性的挣扎中，学习保持冷静的判断力，学习靠主喜乐，末了你会发现上帝的应许：‘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看啊！我虽然已经老了，但是我祷告与爱的力量仍然没有衰微。”
76.至死永保独立的良心判断
威伯福斯退休后生活拮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后来上议院议长布鲁厄姆到乡间来看他，发现他住的是一间茅草屋。布鲁厄姆后来写道：“我在门外按铃很久，威伯福斯才来开门。进去一看，他的老助理还跟他住在一起，不过已经瞎了。床上躺着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妇人，那是陪斯普娜嫁过来的保姆。后房的老厨师还在，不过我看他腰弯成那样，还怎么煮饭？老管家也在，不过老得嗓门都没有了。……更糟的是威伯福斯的大儿子威廉(William)，做牛奶生意赔了，尚欠人家5万英磅。”议院里的一些朋友决定替他清偿欠款。威伯福斯拒绝了，他把所有的祖产，包括留在赫尔的房子，通通卖了，替大儿子还清欠款。
菲茨威廉爵士要给威伯福斯一笔救济金。菲茨威廉长期是威伯福斯的政敌，不过后来成为他的支持者。菲茨威廉的理由是：“威伯福斯是一块大软糖，我用30年的时间反对他的提案，他都不生气，温和待我，如果再反对他，我还是人吗？我投他一张赞成票。”但是威伯福斯在晚年穷困时，仍然拒绝这一笔钱，他说：“我想至死保持良心判断的独立。”
威伯福斯清正不阿的操守，使大儿子威廉对他产生很大的误解，他当众责备父亲：“你到底是什么政治家？别人从政，他们的儿子一生可以吃用不尽，财源滚滚，或在政治圈中平步青云，哪像我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威廉的太太也常不耐烦地对待她的婆婆斯普娜。威伯福斯偿清负债前，威廉就已举家远赴意大利，从此父子再也没有见面。
威伯福斯的次子罗伯特(Robert)，以最优异的成绩自牛津大学毕业。他没有鼓励儿子从政，他对孩子们说：“只要你们走在上帝所祝福的路上就可以。”罗伯特后来成为一个乡下教会的传道人。可惜罗伯特的妻子一直觉得她的公婆亏待她的家，没有给她丰厚的聘礼，让罗伯特生活得好辛苦。威伯福斯写道：“我可怜的妻子斯普娜年轻时为我受议员的气，年老时为我又受媳妇的气。”这也连带使儿子与他们疏离。第三个儿子撒母耳(Samuel)也自牛津大学毕业，后来成为一名老师。威伯福斯最欣赏小儿子亨利（Henry)，觉得他最聪明，并且很高兴亨利在念牛津大学时，成为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的主要一员。没想到这个运动的带领人纽曼（Newman)后来转人天主教，成为红衣大主教，亨利也转人天主教成为主教。威伯福斯苦笑道：“我种了一棵树，上面长了几颗果子（四个儿子），我仔细照顾，最后只有一颗是成熟的。”他最后与这颗成熟的果子，孩子中最平凡，个性最温和，过着平静教师生活的撒母耳同住。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克拉朋联盟成员的孩子，都是这样令人丧气。例如：法学大师史蒂芬的两个儿子成为政治家，继续在议院中以法律专长与罗素在议会改革上并肩作战；桑顿的女儿后来成为着名的文学家；麦考利的儿子成为着名的历史学家。他们都在各自的专业上，服事与见证他们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在后来的历史中，其中最有名的是麦考利的儿子汤姆·麦考利(Tom Macaulay)，他写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不仅是历史也是文学瑰宝，使他被称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自弥尔顿(Milton，《失乐园》作者）以后最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特里维廉(Trevelyan)说：“在麦考利以前，英国史学家写的历史书，败坏了学生学历史的胃口。自从有了麦考利的历史书，英国每个识字的人，都捧着他的书读。”汤姆·麦考利在老年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写着他对敬虔父亲的感受，以及生在一个着名基督教家庭中的痛苦：“生活在敬虔的基督教家庭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断地看到生活严谨的父亲为了使一家人的道德与灵性达到零缺点的地步，日以继夜地要我背诵《圣经》。多年来跟父亲相处，我不知道什么是轻松，什么是娱乐，连与他一起散步时，他也会突然抽背《圣经》。我不会违抗父亲，但是我对这种枯燥、没有意义的背诵，厌烦透顶。甚至我以为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他还供我饭吃。”他继续写道：“我爱看歌剧、小说、散文，自由地在文字间翱翔，所以只好在父亲背后偷偷地看。”
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因素使长大的汤姆·麦考利仍成为一位杰出的基督徒呢？他在30岁时写道：“我与那些自称是自由、开明、理性的大师交谈后，发现他们一样地无理性、易生气、有野心，而且胡说八道地讲一些连自己都不懂的话，……如果这些人一旦拥有权力，他们将浪费人类一切天赋资源，并且祸延后代。”汤姆继续写道：“我年纪愈大，愈发现我身上流着父亲忠贞的血液，我认为我应该严谨地活，自由地想，做对的事，合理地相信，一贯地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实行，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了。”
第一代克拉朋联盟的圣徒最后都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节省费用，他们又搬回住在一起。1813年夏普病故，倒了第三个圣徒。1815年经济学大师桑顿也病故，克拉朋倒了最杰出的一位，威伯福斯为他大哭。想起多少年来，多少夜晚两人促膝长谈，同甘共苦，把奴隶解放这个模糊的概念——一个来自基督心肠的感动，化成改变全球奴隶命运的德政。威伯福斯说：“我生命里最好的一部分走了。”桑顿夫妇没有生孩子，但是领养了9个孤儿。1832年，弟兄中的法学大师史蒂芬也病故，克拉朋倒了最聪明又最忠心的一位。威伯福斯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
1833年7月25日，议院传来消息，《奴隶解放法案》已经二读通过了，威伯福斯说：“我感谢主，今天我可以活着做见证，英国愿意为了黑奴自由，付出2000万英镑。”他对来访的一个传道人杰(Jay)说：“对人传讲那简单、清楚、重要的真理，我愿你一生都不离开那条古老的道路，愿上帝祝福你。”
1833年7月28日深夜，威伯福斯的妻子斯普娜与儿子亨利，听到躺在房间里的威伯福斯在喃喃自语。斯普娜与亨利赶快过去，威伯福斯喃喃说我觉得我的身体快不行了。”亨利说：“但是你的脚立在那永远稳固的磐石上。”威伯福斯笑了一下，谦虚地说：“我不敢这么肯定，但愿如此。”翌日凌晨3点，当他歇了世上的劳苦，他能肯定地说“是”了。
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一个荣耀的开始。
